刘荣华

（江西省泰和县第三中学 江西泰和 343700）

一、中央苏区领导与文艺理论

1．文艺是革命的武器，文艺宣传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毛泽东起草的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决议》又强调说：“若忽略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1932年，毛泽东在对前去慰问宁都起义将士的宣传队负责人说：“‘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不能离开这个主题。”［2］同年夏，沙可夫从苏联学习戏剧回国。他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期间，主持审定并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了《工农剧社简章》《工农剧社社歌》。《简章》指出工农剧社的宗旨是：宣传鼓动工农“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社歌》中也说：“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为苏维埃而斗争”。1934年，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到任教育部长。在他主持制定并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的《俱乐部纲要》中指出：“俱乐部的一切都应当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3］

2．文艺更能吸引群众，苏区文艺是工农兵的文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1933年1月在《斗争》上发表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文章从宣传效果的角度指出，“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的宣传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群众”，“更能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必须充分应用”。因为“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方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群众中去”。瞿秋白更强调指出：“高尔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苏区文艺“是工农兵直接参加的文艺”，“工农剧社是不脱产的真正工人农民的剧社”。

3．重视文艺评论，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文艺评论是苏维埃政府加强剧目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符合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思想性、战斗性、激励性的剧目，给予充分肯定；对违背上述 “三性”的剧目，进行公开批评。

中央苏区领导看了戏剧《蹂躏》和《无论如何要胜利》之后，就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维埃中央执行局、《少共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一篇评论，对这两个剧目不仅作了充分肯定，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瞿秋白看过《无论如何要胜利》之后，也称赞“这个戏是成功的”，并指出之所以说它成功，就在于这个戏演出的“社会效果好”。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又进一步指出：“要收到好的社会效果，文艺就要与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反映工农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说他们心坎里想说的话，唱他们心坎里想唱的歌。”工农剧社中央总社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演出的 《我—红军》，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工农和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英勇和白军内部的动摇”，而且“演技精湛”，因此《红色中华》以《一个精彩的晚会》，高度评价这次演出“尽善尽美”，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与此相反，一些戏剧由于内容上存在政治错误，或者艺术处理不当，受到了中央苏区领导的严肃批评。红四军攻占吉安时，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演唱了当时最流行的“花鼓戏”，唱的不外乎是“情哥”“情妹”之类的陈腔旧调。军政委罗荣桓看了之后，对演出人员说：“我们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要围绕着红军的政治任务来开展。我们不是有句口号叫做‘打倒封建主义’吗，我们怎么能演那些充满封建糟粕的旧戏呢！”歌剧《扩大红军》，由于两段唱词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以《这样的宣传要不得》为题，严肃指出：这戏不仅没有发挥对新战士“充分的政治武装作用”，而且相反，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4］《抗日反帝》活报剧，宣传的是“国民党因无力抗日而出卖华北，中国民众赤手空拳起来抗日，被日军斩尽杀绝”。对此，《红色中华》发表了《火力向着舞台上的抗日失败情绪》一文，指出：“该剧宣扬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大’，散布了抗日‘失败情绪’，尤其是没有给人民指明‘武装起来抗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方向’。”哑剧《武装保卫秋收》，虽然台词的政治内容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由于艺术处理不当，即剧中的配音和动作，把农民保卫丰收在望的劳动胜利成果的情景，表现得凄惨悲苦。《红色中华》又以《提高我们文艺思想的警觉性》，对这个剧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指出：“剧中的配音和动作，应以兴奋喜悦来代替凄惨悲苦”。

二、中央苏区领导与文艺组织

1．文艺宣传管理组织。1929年12月，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 “红军要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委员会设俱乐部，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5］1929—1930年，赣西南、赣东北、湘鄂赣、闽西等苏区先后开辟，以曾山、方志敏、赖尔樵、张鼎丞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部或文化委员会，负责管理组织文艺宣传工作。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又对这里的文化艺术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工作，教育部下设 “三局一社”：①艺术局，指导工农剧社戏剧演出活动的开展；②编审局，组织编制和审查苏区各类工农兵学校教材和戏剧创作的剧本；③社会教育局，负责管理俱乐部、地方剧团和报纸刊物；④工农美术社，负责苏区美术研究、创作、出版和展览。他还亲自兼任艺术局局长。

2．文艺宣传演出组织。中央苏区的文艺宣传演出组织，首先是在改造旧戏班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赣东北苏区，过去一直盛行一种 “串堂班”，演唱一些传统戏曲和小调。但内容格调低下，宣传色情，宣扬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因此，苏区领导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大声疾呼： “要彻底肃清那些不健康的旧戏，要让红色舞台占领旧舞台。”他们还亲自领导和参加对这些旧戏班子的改造。他们利用旧戏的腔调，填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词，进行演出。如 《击鼓骂曹》 《骂毛延寿》改为 《击鼓骂蒋》 《骂蒋介石》。赣南和闽西苏区，在阮啸仙、蔡会文和张鼎臣、邓子恢等指导下，对 “双福兴”和 “福胜堂”等旧戏班子也进行了改造。通过改造，这些旧戏班子变成了宣传革命的新剧团。

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来到连城新泉。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工农建立了连南区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委会指派张炳鉴组织了闽西第一个新剧团——新声剧团。1930年3月，又通过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 《文化问题决议案》，要求 “各县都要组织新剧团，表演新剧本”。到1933年，闽西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新剧团 “遍地开花”。在湘赣苏区，组建了71个新剧团；在湘鄂赣苏区，有20个新剧团，能演大型节目；在闽赣苏区，每个县、每个乡都有俱乐部，俱乐部里都有戏剧活动；在粤赣苏区，省工农剧团不仅组建起来了，而且 “演员阵容强大，演出水平可与上海大剧团相比”。

1931年1月，胡底带领宣传队去宁都慰问演出成功回来后，毛泽东非常兴奋。这时，他思考着要在中央红军中组建一个剧团。同年3月初，他就通过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正式提出组建 “八一剧团”。 11月，这个剧团正式成立。这是中央红军第一个剧团，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都非常重视。当时，从苏联学习回来、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兼红军宣传部长的霍步青和红十五军政治委员黄火青，都是剧团委员会成员。

1932年5月，党团苏区中央局提出：“准备成立一个戏剧组织，借以指导和推动全苏维埃戏剧工作。”6月，成立少共中央局、教育部、工农红军学校三家组成的筹委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于9月2日正式成立工农剧社（总社），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张爱萍任剧社党团干事。不久，苏区各省、县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支社。红军中成立 “军旅剧社”，一、三、五军团和总部直属队分别叫“战士剧社”、“火线剧社”、“猛进剧社” 和 “铁拳剧社”。各军团的剧社，都由军团政委亲自指导，并要求军团各级领导积极参加。如一军团 “名誉社长”罗瑞卿、社长潘振武和社员梁必业、肖华、李卓然、肖克、杨尚昆等都是军团中的领导人。特别是罗瑞卿 “是战士剧社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6］

工农剧社总社有个下属剧团叫 “蓝衫团”，是以顾作霖书记、张爱萍秘书长、陆定一宣传部长的少共中央局，决定并征调40名青年团员，于1933年4月组建起来的。1934年3月，在 “蓝衫团”的基础上，在瞿秋白部长的亲自指导下，又组建了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 “中央苏维埃剧团”，制订了 《中央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省立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县立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并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组织 “火星” “战号” “红旗”3个剧团， “向群众宣传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和胜利信心”。1935年元宵节，在一个小山村举行了一次新剧目大汇演。“中央分局的领导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何叔衡、刘伯坚、邓子恢等同志都来了，他们站在群众中。还是老传统，把最好的地方留给群众。”［7］

3．文艺人才培养组织。为培养文艺人才，蓝衫团开办了训练班。工农剧社（总社）成立后，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于1933年组建了蓝衫团学校，“专门培养演员和工农大众艺术干部”。校长由苏联学习回国并成为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李伯钊担任，还聘请任《红色中华》主编、教育部副部长的沙可夫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钱壮飞等为义务教员。1934年2月，瞿秋白一来到中央苏区就明确指出：“没有戏剧工作的骨干，就谈不上工农戏剧运动。”并提出创办苏区最高艺术学府。在讨论学校名称时，他说：就叫“高尔基戏剧学校吧”。他又亲自审定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章程》。这是苏区最早的艺术学校建校章程。［8］1933年11月15日，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艺研究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克全为研究组指导员。“侧重研究文艺理论和创作”，“培养我们工农大众自己的艺术家”。［9］

三、中央苏区领导与文艺创作

1．诗词创作。1927年，蒋介石、许克祥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工农。这时，涂振坤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平江县领导革命斗争，先后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湘鄂赣省委书记。期间，他写下诗一首：“梭标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10］先后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在1935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了 《铁镣行》： “……带镣长街行，斗志愈轩昂，拼作阶下仇，工农得解放。”［11］1934年，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狱中纪实》中有诗一首：《死—共产主义者的记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12］

2．歌舞创作。赣东北苏区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过赣东北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等职的邵式平，在苏区时期创作了《红军歌》等革命歌曲。《红军歌》的歌词是：“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伟大的使命，解放工农兵。反动派、军阀、土劣真可恨，压迫与屠杀工农，痛苦到万分！大哉！红军职责，山河改为鲜红色。壮哉！红军战士，瞄准枪来杀贼！愿同志们起来！奋发精神以热血，一致向前，努力创造劳动共和国。”先后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参谋长的赵博生，编写了一首《革命精神歌》，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曾镜冰，为纪念当时苏区的儿童节，创作了《共产儿童节歌》。其中一段歌词是：“四月一日（1949年才改定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儿童节，穷苦儿童的日子，来！来！来！来！来！参加！参加！革命的战争！拥护！拥护！苏维埃红军！”胡筠，1923年加入共产党。她带领10万农军攻克平江县城，又带领12万地方武装配合攻克长沙。曾任湘鄂赣特常委、赣北特委副书记。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期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她带领校宣传队连夜将国民革命军军歌填上新词：“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唯一总理叛徒，屠杀工农群众，勾结帝国主义，破坏三大政策，打倒他！打倒他！”1930年，红军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她又编写了独舞 《鲁涤平哭张辉瓒》。后来，又把这个独舞改编为舞剧，剧情分为五节：第一节，赣江饯行；第二节，龙冈被擒；第三节，斩首示众；第四节，白幡招魂；第五节，哭头祭头。全剧滑稽可笑，讥讽辛辣，“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13］1928年8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编了一首《告湘南各县工农兵群众歌》：“工农们来士兵们，铲除土豪要除根，土豪劣绅真可恶，压迫工农不当人。……工农们来士兵们，豪绅压迫记在心，穷人只有路一条，土地革命第一程。大家努力向前干，本党誓做领导人，努力努力复努力，最后胜利归我们。”歌词通俗易懂，到处传唱，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先后担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委书记和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的黄道，将一首群众编的歌谣改编为歌舞剧《红军打包围》。其中有一段歌词是：“不怕黄宗鬼，红军打包围，歼灭靖卫团，大壮我军威，为民除大害，胜利凯歌飞。”这出戏大长了人民的革命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深受工农兵的喜爱，很快在赣东北流传开来。

3．戏剧创作。《杀上庐山》，是当时先后任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腹稿，由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长兼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钱壮飞执笔写成的。领导弋横暴动的方志敏编写了《年关斗争》。这个戏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而且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并且指出了解决旧中国阶级矛盾的道路和方法—-武装斗争。戏剧语言生动、情节真实、事件典型，是苏区时期的杰出剧作。后来他又创作了歌剧《政权》，向工农群众宣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当时直接参加“八一起义”、后任红一军团政委和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的聂荣臻，编写了剧本《八一》，又名《南昌暴动》。全剧十三场。这出戏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歌颂了共产党人不曲不挠的革命精神。

四、中央苏区领导与文艺演出

1．歌曲宣传演唱。为贯彻《兴国土地法》，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毛泽东不仅亲自讲课，而且每次讲课前带领学员唱《国际歌》，还教学员唱《工农革命歌》：“我本是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时间延长，工资减少到如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我本是一农民，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地主剥削，豪绅压迫到如今，铲除封建势力，推翻地主阶级。若不这样，永远做奴隶……”［14］何长工也是一位革命歌手，湖南军阀最怕他的歌。他善于出口成章编唱革命歌曲，曾用唱歌的宣传方式，发动组织过18个县的穷人起来闹革命。他在任红八军军长时，和政委邓乾元以及大队长洪起、姜启华、盛农都是战士宣传队队员，经常与战士演出队同台演出。他主演过《大冶风暴》，扮敌军旅长唐云山，演得活灵活现。任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也是一名活跃的文艺积极分子。平江起义后，他带领红五军向老百姓学唱山歌，又用山歌“靠山锣鼓”来宣传革命。因此，红五军被群众称之为“锣鼓之师”。1930年6月，在红三军团成立的晚会上，军民大合唱《红军歌》，彭德怀担任指挥；他又拉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政治委员邓乾元同台演出。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与该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登台对唱山歌。1931年秋，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和马克思主义学校校长的任弼时，应邀参加兴国少共青年首届代表大会期间，作揖拜师，请县妇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山歌。会议期间，举行兴国山歌比赛时，任弼时就主动登台，操着客家话的口音，唱着刚学会的兴国山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任弼时拜师学兴国山歌的事，曾在苏区传为佳话。邓子恢在任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后来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创作和演唱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山歌。因此，邓部长被群众称为“山歌部长”。当时白军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群众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

2．舞蹈宣传演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胡筠带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宣传队，编排了九子鞭《十骂蒋介石》和莲花落《活捉邓如琢》等歌舞节目。《十骂蒋介石》的表演，开初只是采用九子鞭这一简单道具，做“敲肩”、“击掌”、“十字步”等几个简易动作。不久，她又对这一歌舞节目进一步加工，增加了“前后击鞭”、“单腿踢鞭”、“三进一退”等动作。还将原来女子表演改为男女表演。后来，党组织派她回湘鄂赣苏区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她是“湘鄂赣苏区文化传播人”，在排练 《可怜的秋香》、《送郎当红军》、《劝白军投降歌》、《葡萄仙子》等歌舞节目时，还加进了民间彩灯的一些动作，如“踩花步”、“双摇手”、“高低手”等，使苏区歌舞表演刚健大方，朝气蓬勃。［15］1931年，苏区杰出的文艺活动家李伯钊从苏联留学回国，到了瑞金。他把苏联的《海军舞》、《水兵舞》、《乌克兰舞》、《俄罗斯舞》 和 《国际歌舞》带到了苏区，并亲自指导红军和地方宣传队员学跳。一时间，跳苏联舞蔚然成风。在此基础上，他又要求并指导各地宣传队“外为中用”，创编排练和表演了《工人舞》《红军舞》《劳动舞》《儿童舞》《剪发舞》《军事练习舞》等，还制作了“舞衣”“镰刀斧头”“花棍彩旗”“人像模型”等各式道具，使苏区舞蹈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

3．戏剧宣传演出。在赣东北，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及夫人缪敏和邵式平、黄道等，都是赣东北苏区新剧团的兼职演员。方志敏在他编写的歌舞剧《政权》中扮演表妹。在大型话剧《年关斗争》中，他又扮演张三妻，邵式平扮演恶霸地主，黄道扮演张三。这出戏不仅剧本写得好，而且演员也演得好。演出时，“台上台下感情交织一起，融为一体，社会效果非常好”。李伯钊改编的《黑奴吁天录》（又名《农奴》），“迎来了苏区戏剧运动的新高潮”。全剧共分四幕：第一幕黑奴之家；第二幕黑奴主的宴会；第三幕追捕；第四幕黑奴市场。全剧反映黑奴对黑奴主的斗争。该剧由胡底扮黑奴，李伯钊扮黑奴之妹，钱壮飞扮候爵，李克农（红军工作部部长）扮黑奴主，何叔衡（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饰法官。可谓名角连台。原来他们还担心：该剧反映的是外国人的生活，群众难以接受。但是演出时，深深吸引、打动了群众。当黑奴挥拳打倒黑奴主之际，台下大喊：“打倒奴隶主！打倒地主！”从此“苏区的话剧名声大振”。［16］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也常常登台表演。有一次，他要求贺子珍来红五军团演戏。不久，她真的来了。季振同、肖劲光（五军团政委）与她演了一台独幕剧，演得很好，台下观看演出的指战员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中央苏区领导对革命文艺宣传的高度重视、正确指导和亲自参与，不仅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和发扬。○

［1］［2］［3］［16］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9 月出版，第 100、103、107、109、189 页。

［4］1934年 8月 15日《红星报》。

［5］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6］见高勋《红一军团宣传队—战士剧社》一文，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选编》上册。

［7］见石联星《秋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载1980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8］［9］王国本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年 12月北京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第408、409、414页。

［10］［11］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北京编辑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第 108、114、126 页。

［12］见《方志敏文集》第 144、145 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10月.北京）。

［13］见潘振武《战歌春秋》一文，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上册。

［14］刘秉荣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出版的《红一方面军纪实》第537、539页。

［15］引自刘凤初《湘鄂赣苏区文化传播人》一文，《苏区歌舞讨论会材料》之五。油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