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娟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拿起屠刀，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掩埋在血泊中，革命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1927年8月7日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指出：“我们革命已经来到了最严重而向新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1］“在最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2］不过，要找到新的道路，制定新的策略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1927年11月至1928年初，1930年6月至9月，1931年初至1935年初，中共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残忍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当时瞿秋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领导担任起艰巨的革命任务，但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错误的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1927年11月9日、10日起草的 《中国现状和党的任务决议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案提出坚持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民暴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由此标志着“左”倾盲动在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会议精神很快得到贯彻执行，武汉、长沙、上海的工人罢工却遭到镇压。直到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才基本停止。

中共的第二次 “左”倾错误发生在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国内方面，从1929年底开始，国民党各派系军阀混战，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削弱了反动派自身的力量；国际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以李立三为领导者的中共中央错误的估计了革命形势，夸大了革命力量。1930年3月至5月，李立三先后发表了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论革命高潮》，系统地论证了他的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思想。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至此，李立三 “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次 “左”倾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重创，南京、武汉的党组织基本瓦解，革命根据地受到了损害。据国民党 《武汉警备专刊》载 《武汉警备司令部十九年度办理共案分类一览表》的记载，从1930年6月至12月，反动当局逮捕共产党员60人，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被杀害的有37人，武汉党组织损失惨重，暴动计划成为泡影。［3］

中共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在逐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形势下，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进行的。［4］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在上海秘密召开，王明在会上宣扬其 《两条路线》的“左”倾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不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中国，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在军事战略、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全面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直接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大转移，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又迅速地走向“左”的道路？

二、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接连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恨和强烈的复仇情绪是导致错误发生的直接原因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是国共分裂的直接表现。面对着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政策，许多共产党员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报复情绪迅速滋生。看到党的组织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并杀害，年幼的共产党还缺乏冷静处理复杂问题以及对敌作战的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强烈的复仇渴望，对右倾错误的憎恶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心中。在这种情绪下，从右走到“左”是对屠杀政策的一个反应，三次“左”倾错误都不承认革命出于低潮，都要求革命或进攻，由此发动了在广州、上海、长沙等大城市的“大罢工”，盲目的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略。可以说，国共分裂就是中共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诱因。

（二）对党内右倾错误愤怒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是滋生“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某些领导人放弃了革命武装和领导权，在关键时刻没能及时挽救党，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的软弱，坚持“二次革命论”，结果给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革命志士对外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残酷的斗争，对内则有反对右倾的浪潮在党内迅速掀起，加上当时中共很幼小，小生产者的不稳定性和急欲摆脱贫困的急躁情绪，在革命队伍内部发展成为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反右时没有注意防“左”。八七会议上，中央着重清算了右倾错误的影响，对党内的某些“左”的理论观点和正在滋长的“左”的偏激情绪缺少应有的警觉，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一大批挺身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被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何孟雄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的毛泽东也受到了排挤。

（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导致错误发生的主观因素

一次失败的革命经历，对一个年轻的革命政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错误倾向开始冒头的时候未能及时提起警觉，也没有处理经验，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和纠正。大革命失败后，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异常艰辛和曲折，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不够成熟冷静，急于复仇，影响理智决策和行动。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大多数是30岁不到的年轻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环境，就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为“左”倾错误提供了温床。在斗争政策方面，当时的领导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全党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要求农村根据地斗争，特别红军要集中指挥，配合城市暴动；否认中间势力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导致政策过左；错误打击了所谓的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瞿秋白等 “左”倾主义者制定了一个 《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反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 “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负责人进行错误的处理。李立三对党内执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他打击何孟雄、蔡和森就是典型的例子。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对他们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不执行的同志，一律戴上 “右倾机会主义者” “富农路线”“罗明路线” “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中央苏区，特别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苏区，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混在一起，使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惨遭诬陷和杀害，其间毛泽东被剥夺军权，邓小平被撤职。［5］

（四）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错误发生的外部因素

三次“左”倾错误虽然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危害以及深刻和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代表对中共的错误指导有关，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可以说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形成的。共产国际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原型建立的世界共产党，各国政党是它的支部，各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之初，对共产国际也一直是服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方面，由于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我党对未来革命的前途不确定，于是试图寻找共产国际的经验，加上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都在苏联留学，深受苏共的影响，在革命道路上坚持“城市中心论”，机械地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1927年11月9日、10日，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党的任务决议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实施了盲目的城市暴动和武装起义，很快被镇压，使有限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的“左”倾观点受到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特别是与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封信的贯彻落实导致了第二次错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错误与他的老师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米夫有密切的关系。1930年米夫在王明的陪同下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指导革命，指责当时的中央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贬低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反对富农，坚持城市中心，扶植王明上台，而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左”倾教条主义很快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共产国际远距中国，却又要指导中国革命，尤其是以苏联经验为模式来指导，不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不免犯错误。［6］

恩格斯指出，研究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从大革命失败后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首先，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冷静处理各种危机的心态；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警惕教条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再次，坚持党内民主，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最后，党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在建设全面小康的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更应该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发现问题，展开科学调查，及时稳妥地处理解决问题。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必须警惕急功冒进的浮躁心态，提高抵御风险和处理危机的能力，稳步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3］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 262页.

［4］万建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三次“左”倾错误［J］.江西社会科学.2010.7.

［5］刘晓舟.中共早期三次“左”倾错误之异同:［J］.淮海文汇，2007.03.

［6］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 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