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素琴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由“文”与“道”的关系可以自然地引发出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核心问题，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与制度文化的关系，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及文学的本质等问题。也正因如此，“文道之辨”成了历代新文学运动不容忽视的一大重要论争点。归根结底，论争的核心落实到了“文”与“道”的具体内涵上。由于不同时期“文”与“道”各自的内涵都不尽相同，所以尽管人们对二者关系的论述有破有立，有承传有消解，然而总逃不出这样一个意义怪圈，即:“文”和“道”一直有扯不断的联系。探究我国文论史上“文”与“道”的关系，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学的核心思想，也有助于了解文学的本质问题，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道同一阶段”，该阶段主要指先秦时期，此时“文”的含义是混沌的，并无本体学意义，而只是“道”的一种呈现方式。“文道分离阶段”，这一阶段有一漫长的过程，两汉至唐宋都属此阶段。在该阶段“文”的含义由混沌走向明晰又走向混沌，其存在的独立性也随之消失，“文”成了“道”的工具。“文道融合阶段”，明清乃至近代都属此阶段。人们对“文”的内在本质有了明确地认识，因此在扩大“文道”内涵或消解“文道观”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向了“文道融合”。

一、文道同一阶段

先秦时期，“文学”一词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1]此处的“文”即是博学的意思，其侧重点在学术上。这一时期“道”的含义更为宽广。仅在《论语》里，“道”就有多种含义:如“道听而途说”(《阳货》)里的“道”指的是本意道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道”即指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道千乘之国”(《学而》)，“道”可解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此外，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里的“道”则是指途径、方法。老子更是将“道”提升到了哲学范畴，在《老子帛书》乙本中说:“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这里的“道”乃是万物的本体，虽不知其名，却可生一，继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韩非子·解老篇》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即“道”是自然界乃至人类文化的总根源、总法则，具有本体或本源的意义。

从上述对“文”与“道”含义的解释上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二者都具有最广泛的意义，与我们现在通行概念有本质区别。“道”更多的是在哲学范畴和伦理学范畴上使用，而“文”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道”的一种呈现方式。此时还不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文”，“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郭绍虞先生在论孔门文学观的影响时指出:“孔门论文，因重在道的关系，于是处处不离应用的观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倾向。《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述而篇》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数语，诸家解释均阐发孔门重道轻文之意。这种说法，决不能算是后人之附会。观于孔子论诗重在‘无邪’，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则知其主旨所在，固是篇中在质;而所谓质，又须含有道德之意味者。”[2]笔者认为这一见解十分深刻。先秦时期首先将“文道”放在一起进行界说的当属荀子:“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管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荀子·劝学》)“辫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正名》)此处说的虽是圣人之道与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他是最早阐述“文道之辨”的论说家。

二、文道分离阶段

汉代开始“文”与“学”，“文章”与“文学”的概念开始有了区分，“文”的概念慢慢地走向了明晰。此时的“文学”专指学术，而“文”、“文章”则专指词章，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其它学术开始有了分别，其含义与近人所指基本相同，同时又有了“文”、“笔”之分，“文”重情、美感，“笔”重知、应用。这时“文”渐渐有其文体学上的意义，“文”与“道”的关系也慢慢地产生了分离，“文”渐渐成了言“道”的一种工具或载体。“原道”、“宏道”、“宗道”、“明道”、“贯道”、“载道”等一系列名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王充在《对作篇》中说:“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此处讲“为文”要内容不空，因时因事而作，虽未言及“文”与“道”的关系，但却点出了“文”应有功利性特征。三国时的桓范在阐述“文道”关系时，针对当时人们为追求“立言不朽”而互相抄袭，只重华丽辞藻而忽略文章思想这一风气，提出了“文以宏道”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宏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世可行，后世可修。”[3](P7)虽然此时的文已经有了独立的意义，然而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完全要“文”与“道”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在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文章流别集》)等论断中也可见一斑。当“文”的含义越来越明晰时，“文”的存在也渐渐走向了另一极端:“文”成了“道”的工具。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原道”专章，认为无论是“玄圣创典”还是“素王述训”，都是“原道心以敷章”，圣人与“道”之间是通过“文”来沟通的，所以有“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4]如果说刘勰《原道》是根于人文立论，较重于自然，不局于儒家之旨，那么唐人之论人文，则渐渐狭其范围，成为儒家的论旨。“原道”说渐渐成为“贯道”说，而至宋代“载道”说的提出，文的独立性完全被泯灭。

隋唐五代以降，兴起了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明道”说、“文以贯道”说。此时“文”由自然之“文”向古文家的“文”再向道学家的“文”演变，“文”的含义又从明晰走回了混沌。“文”成了不同论说家自己的“文”。隋末王通在《事君篇》中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郭绍虞先生认为:“其重道轻艺之意显然可见。所以文以载道之旨，实以王通首发其端。”[2](P116)王通可谓开后世道学家之先声。唐代韩愈更是将“学文”、“作文”的原因归结为“得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然而，韩愈与后来宋代道学家所提倡的“文以载道”说、“文以害道”说还是有区别。“韩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学家是求道而乎文。一个是体会有得，一个则得鱼忘筌。”[2](P155)宋代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说的道学家。其在《通书·文辞》中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如果说周敦颐还没有完全否定“文”甚至说对文辞的修饰作用还给予肯定的话，那么到了二程，文学观已经偏到了极致。此时“文”与“道”完全的分离了。“文”成了承载“道”的工具而毫无其自身的价值。

三、文道融合阶段

从明代开始，“道”又渐渐的从圣人之道上回到了自然之道，而“文”也回到了广义的“文”上，“文道”关系走向了融合。但这与最初的“文道同一”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先秦由于“文”、“道”概念都处在混沌状态，人们对二者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往往将二者合而为一进行论说。到了明代，“文”的概念经历了从混沌到明晰又到混沌的过程，人们对“文”的内在本质有了明确地认识，此时提倡“文－道”融合是文论家对“文”的本质进行反思的结果。明初宋濂在《曾助教文集序》中说:“传有之，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汉以下则大异于斯，求文于竹帛之间，而文之功用隐矣。”认为历代“文”的含义经历了一个由广到狭的过程，并提倡“文”应是指原初意义上的“经天纬地之文”[5](P1043)(《文原》)，而非显于竹帛之上的文人之文、文章之文。与宋濂相比，苏伯衡论“文”更有包容性，他“天之文”和“人之文”一并包括在内:“天下之至文，孰有加于水乎?”“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于自然，独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云霞烟霏、河汉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泽、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鸟兽，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郊庙朝廷、礼乐刑政、冠婚丧祭、畋狩饮射、朝聘会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王生子文字序》，《苏平仲文集》卷五)可见此时“文”的含义是十分宽广。

到了清代，文论家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的文学观，要求“文”要做到“文质彬彬”。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明确地提出了文道融合的说法:“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6](P401)他主张学统不离道，道统不离学，即以文兼道，以道兼文。章学诚在《文理》篇云:“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而已。”这即是说为文应有所见，应有自得之处。可见实斋重著述之文而轻文人之文，想兼取道学家和古文家之所长，以使古文家之“文”与道学家之“文”融合在一起。

如果说明清时期是在扩大了“文”与“道”的内涵上来提倡文道融合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则是在消解“文道”观的进程中不自觉的走上了文道的融合。虽然各种反对“文以载道”的说法层出不穷，然而，“新文学在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文道’关系的话语逻辑。”[7]新文学运动“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8](P140)因此从“文道”关系发展的本质来说，五四时期与其说是对“文道”观的消解，更不如说是对“文道”关系的另一种回归，只是此时的“文”和“道”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这样，“文道”关系便发生了意义循环。当然，循环并不意味着回到原点，而是回到了一个更高的逻辑起点上。在文道之辨中，人们对于“文”的本质进行不断的探索，虽然“文”的概念从混沌走向明晰又一度走向了混沌，但我们不能忽视整个过程所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发。当代文学娱乐化问题盛嚣尘上，厘清文道关系，对于正确评估和认识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判史 [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3]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刘勰著，范文澜注本.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7]王本朝.“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J]. 文学评论，2010，(1).

[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