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世昭

心灵的回响

■伍世昭

有人称小说为“心灵的世界”①，其实散文与诗尤其如此。因为散文与诗很多时候是可以直接见出主体心灵的，而小说则常常要从叙事的背后去寻找。《王敦权散文集》涵盖散文文类中的多种亚文类，既有记人、写事、抒情散文，也有游记、杂文、随感，还有融诗与散文为一体的散文诗，甚至更有一些难以归类的其他篇目，如“物语”系列、《多了一本》等。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那些追怀性从而涉及心灵深处的记忆的篇章。其魅力与三个字有关，那就是恋、趣、忧。

一

关于恋，具有多重指向，大体包括了家乡恋、亲人恋、风物恋。

对家乡的眷恋是人类的普遍情结，不问时间的长短，也不论空间的远近。王敦权在《永远的石拱桥》中所表达的也正是这层意思：“家乡的山光水色、风物世故、乡土亲情，永远是心中的一个死结，无论你居住在天南还是地北，无论你位处尊贵还是卑微，无论你现在富有还是贫穷，都终生解不开、理不清、放不下这个‘结’。”王敦权的家乡恋是与小镇、石拱桥、小河、石板路、古老街巷、水豆腐、鸬鹚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意象对生活于湘南小镇的人来说，可以说相当是熟稔的。我们闭着眼睛所想象的、梦里依稀看到的，不就是与此类似的一些意象么？意象化常常与诗意联系在一起，作者对家乡的眷恋就体现在对上述意象的诗性描摹中。

亲情恋涉及的篇目不多，只有《岁月之河》、《小河·木船·鸬鹚》两篇，而且主要是写父亲的。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不仅是因为有感于父亲形象的丰满，如善良、辛劳、慈爱、智慧，又有一点农民的狡黠与自私等；更重要的是能从作者关于亲情的叙说中窥见时代的辙印，如父亲的辣椒地之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买厚糖之被打成“投机倒把”而被抓进班房，甚至上山砍柴、喝粥度日、生病晒谷子等也无不如此。于是，我们不仅原谅了父亲的自私，而且这个个头不高、身体单薄、长有一双粗糙的大手、脊背过早弯曲、饱经风霜的老人，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农民形象的一个缩影。作者不讳饰父亲的缺点，但更多的是对父亲的理解和挚爱，其笔下的父亲形象，多少是有着罗中立油画作品《父亲》一样的审美效果的。

风物恋与前文说的家乡恋有些重叠，如《永远的石拱桥》、《应水东流》、《家乡的那些人和事·两处古院落》，就是既关家乡又关风物的。《两处古院落》提到到的古院落，分别是指清末太子少保席宝田和民国名将唐生智的府邸。席府因历尽劫难早已破败不堪，只能从仅剩一截的高大围墙上去遥想昔日的繁盛了；唐府稍好些，但也全不是笔者年少求学时印象中的样子了。我没有看到过有关描写这两座府邸的完整文字，作者的“立此存照”虽稍晚了一些，终究是有意义的。不过关于席府的“残破”，作者的评说有些简单了。席府的“残破”与其主人历史上的功过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也不存在所谓报应之类的宿命；而作为文物，它究竟有多大的保护价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悲凉结局，才是我们今天要追究的。作者的笔触还越出家乡以外，勾画了其他各地的风物，如第五辑游记系列中写到的广西的灵渠，云南的丽江，山西的悬空寺，湖南的衡山、岳麓山、古城凤凰、桃花源等都是，均关切着历史、文化和文人自身，其浓厚的人文情怀不能轻忽。但要看到的是，作者还停留于表象的描摹，欠缺文化的景深，《迷人的张家界》、《美丽丽江》等就是如此。

二

关于趣，可分解为多个层面，如俗趣、雅趣、童趣和物趣等。

俗趣，指的是民俗文化当中发散出来的趣味，最有意思的篇章当属《夏夜·民谣》。作者描画的是当年家乡常有的夏夜纳凉的情景。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样的夜晚会有许多有趣的事“相应而生”；但散文显然把重点置放在了“保留曲目”——吟唱民谣上了。文中所引民谣（共四首）均无题目，但朗朗上口，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耳熟能详。其中最让笔者难忘的是这样一首：“同仔同仔飞/飞到大园里/捡个婆婆蛋/回家吃冷饭/冷饭吃不饱/只好骂嫂嫂/嫂嫂一个屁/冲到床脚底。”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一看（听）到它，就像是回到了童年时光。另一首顶真歌谣于趣味当中还可见到某种民间智慧：“大石头小石头/放出猴子像水牛/水牛过涧/踩死蚂蝗/蚂蝗告状/告倒和尚/和尚念经/念到小姐/小姐插花/插个疙瘩/疙瘩咬人/变个好人。”可惜的是，这样的情景于今已很难见到，不要说与此同质的新民谣已无人创作，就连当年流行的民谣也要很快失传了吧。说作者捡拾了一个正在遗失的梦，也许是恰当的。

说到雅趣，不能不提到作者自我的文人趣味。《看自己的书法》、《读自己的日记》、《查自己的笔记》、《书缘》都值得一读。作者不仅有记日记、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而且自青少年时期起就爱好书法。但文章所表现的雅趣，并非来自于制（创）作它们的过程本身，而来自于多年之后的翻检、保藏或反思。如搬家时不经意翻出一纸箱字画的兴奋；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翻晒笔记的执着；因翻读日记而萌生的每个日子都值得珍惜的感悟，等等，均写得饶有趣味。写得尤其妙趣横生的是《书缘》，无论是“我”看到书时呆滞的目光骤然变得“明亮”，还是挨打后从书包里掏出巴掌宽的连环画《小兵张嘎》时的“神采飞扬”；也无论是“我”以学生证作抵押买回《谈艺录》的奇遇，还是以双倍书价将学校图书馆的《情爱论》据为己有的“行径”，都让我们忍俊不禁，唏嘘不已。

童趣主要见于“童心无邪”一辑，其中的个别篇目还直接以“趣”名之（如《捕蝉忆趣》）。它大多是与作者幼时生活相关联着的，诸如捕蝉、养蚕、捉麻雀、掏鼠洞、放牛、看露天电影，均能想见其天真无邪的童趣美。《看露天电影》无疑是对当年少有的文化事件——看露天电影的真实再现，然而更让我们感到兴味的则是当中的童趣描摹，如电影试机时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冲到放映镜头前恣意招手，让招手姿态投映到对面的大幕上；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走过十里八里的夜路不觉得累”，却只为看同一部电影；怎么也想不明白白布上居然能出现活生生的人、动物、房屋和景物而对此充满好奇和敬畏；津津乐道于对电影里的人物说话、动作的夸大模仿等等，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红蜻蜓》一文不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记忆，写的是陪女儿捉蜻蜓的一段经历。文章篇幅短小，大部分由对话构成，但在童趣的营构上却堪称绝佳。作品中关于蜻蜓的颜色、眼睛、尾巴、食物的系列对话，道尽了小孩的天真纯朴之美。而文章开头小心翼翼的“捉”和结尾恋恋不舍的“放”的细节描写，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小女儿对动物的天然爱心。

最后一个是物趣，见于《物语》系列。作者极为准确地捕捉住了对象的特点，并写出了对象的是之所是，如《电风扇》一则：“任凭你如何遥控，我总是全力以赴。你让我向南转，我决不敢往北吹。无条件地愚忠，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是主子我是奴仆。”但仅如此，还谈不上真正的趣。当作者将自己的精神人格投射到“物”上，使物也具有和人一样的情趣时，物趣就发生了。可以说物趣即源于作者与物的对话与交流。《照相机》一篇可作例证：“我捉摸不透你的内心，可我却能准确无误捕捉你瞬间的表情，不管你是真诚抑或佯装，而我绝对保证对你的忠诚。”此外像《水龙头》、《锅盖》、《帽子》诸篇，亦可作如是观。

三

关于忧，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忧伤——情感之忧、忧悒——人生之忧、忧患——时代社会之忧。

忧伤——情感之忧始终关涉着青年男女隐秘的情感记忆，第六辑“杨柳摇风”中的《一只白鸽在雨中翔飞》、《琴弦》、《空心》、《我想对你说》隐隐透出了这方面的诸多信息。那种刻骨铭心的忧伤似乎总与——爱情的破碎、痴情的相思、遥不可及的愿景、依稀的梦、漫长的等待、挥之不去的念想——关联着。有爱就会有忧伤，就像作者所说的“相思最幸福，相思也最残酷”一样。而像“我痴痴地站着，伸出一根粗拙的手指，在玻璃窗上画一条长长的小路，你消失在小路的尽头”（《一只白鸽在雨中翔飞》）、“写来写去，你名字的笔画我始终写不烦。可心中的那曲乐章，却无法写在纸上”、“我的心总是以你为圆心画圈，画圆画扁，条条轨迹都是思恋”（《琴弦》）之类的神来之笔，则更加深了人们对情感伤痛的体悟。

忧悒——人生之忧似乎更多地来自于作者关于人生本质的某种宿命的体认。在作者那里，人生的苦痛本质无疑是自明的，无需证明的。因而当他提到人生时，总是不加思素地选择“艰辛”、“坎坷”、“布满荆棘”之类的字眼加以形容。但其实对人生的这种认知，是很难离开现实情境的支撑的。在《读自己的日记》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功不成，名不就，青春年华付东流”已经成了作者难以排遣的心结。当“诚心的投入”只能换来“伤心的空瘪”，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人们对人生苦痛本质的看法。但作者尽管“早生华发”，却并不认同“人生如梦”的慨叹，于是寻求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也就成了驱除忧悒而获得心理平衡的唯一选择。也许人们真能找到自我解脱之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我解脱的愿望愈强烈，有时倒愈能见出内心忧悒的难以排解。或许这就是作者要呈示给我们的人生窘境。

忧患——时代社会之忧可以说是“忧悒”——人生之忧的升华，多见于杂文，其特点是于批判中彰显忧患意识。例如《人不可太过贪念》对贪欲带来的后果及其与腐败内在联系的揭示；《关于广告》对物欲横流的广告造成生存环境恶化的忧愤；《暑名与称谓》对当代国民性——博取名不副实的称谓以满足虚荣心——的批判，都说明了这一点。此类篇目不多，但涉及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玩纸板》、《夏夜·民谣》从文体上看应不属于杂文，但提出的问题却引人深思。《玩纸板》担忧的是在攀比成风的当代，如何教育好下一代的问题，其奇崛的结尾让人恍然觉悟。《夏夜·民谣》则触及到民俗文化的断裂乃至消失的悲哀。作者敏感的“发现”让人感念，但把这一窘境归结为电视的普及和现代音乐的流行，则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如果把经济因素考虑进来，也许会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从而找到恢复重建的路径。

四

比起诗、戏剧、小说创作来，技巧之于散文创作，似乎是最不需要过多考虑而遭人慢待的。尽管巴金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②时是指涉所有艺术门类的，但人们依然还是更多地以“无技巧的技巧”来评说散文作品。比如当人们谈起巴金的《随想录》尤其是当中的《怀念萧珊》时，就常常不假思索地套用这句话。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怀念萧珊》绝非“无技巧”，只是看起来较为自然而已。艺术作品（包括散文）是人创作的，就不能不留下人为的痕迹，尽管人们追求的目标仍然是自然（作品呈现的状态像自然本身一样）。这个“人为的痕迹”就是艺术技巧使然。王敦权的散文，整体上是重视内心的感受与尊崇情感的自然流露的，但在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是倾注了心力的（像《发黄的〈春插简报〉》这样的涉及特殊表现对象——七十年代的《春插简报》——的散文，当然是无需什么技巧的，照实直录最好，因为如此方能见出其时代色彩和留存价值）。下面拟就《散文集》的表现技巧谈点零散看法。

王敦权同时是一个诗人，早就出版过诗歌合集《潇湘红杉》。正因如此，他时常会不经意地赋散文以诗性。他写诗有个特点，那就是很注重韵律美、意象化和旋律的回环往复。如他的《想你的时候》一诗就是如此：“想你的时候/情感是一汪泪海/绿叶肥硕红花极瘦/不堪回想想你的时候/心绪是一垣废墟/此刻遥远往事逼近/不忍多想想你的时候/梦里是一片迷离/阳光单薄月亮倾觞/不能不想。”③你可以把这首诗理解为对情人、家乡、朋友及其相关事物的怀想，其欲想还休的复杂情绪和回环往复的旋律，是很能打动人的。我们发现这些特点也可以在他的散文中见到。《在车上听〈二泉映月〉》把人的心绪的流动和汽车在雨中的行驶丝丝入扣地缝合在如泣如诉的音乐旋律中，既贴切，又凄美；《我想对你说》每段均以“我曾经”开头，一唱三叹，跌宕多姿，感情遥深。当然，这两篇都是散文诗，作为散文诗，本来就有诗的品质。有说服力的自然是散文诗以外的篇什。《相邻》是一篇记事散文，作者所记之事与所说之理皆平淡无奇，之所以能于平淡中见张力，乃源于作者一定程度的诗化处理：文章共三层次，分别由“住近如亲”、“老死不相往来”、“远亲不如近邻”作结并独立成段，这样就获致了一种整饬而富于变化的节奏感。

这个集子中还收有多篇写人的散文，可以见出王敦权写人的功力。《岁月之河》中的“父亲”、《敲钟人》中的周和楚、《家乡的那些人和事》中的黄驼子、“我”堂伯、《牛汉诗人及〈蚯吲和羽毛〉》中的牛汉、《文坛十人素描》中的张同吾、邹静之、张仁平、叶文福等均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善于抓取人物的特点，通过传神勾勒，呈现出人物的鲜活个性。《文坛十人素描》是这样描写文人张仁平的：“高挑的个子，长长的劲脖，披肩的长发，浓浓的胡须，花俏的衣服，紧绷绷的牛仔裤。”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的不修边幅、洒脱不羁的特点勾勒了出来。《家乡的那些人和事》在塑造黄驼子的形象上最见功力。作者先运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的外貌衣着：“背有些驼，鼓鼓的眼睛，宽宽的嘴巴，扁扁的下颌……穿的衣服总是油光发亮，散发着肉腥味。”接着运用系列细节描写刻画了黄驼子的个性人格：黄驼子通过不断给未来的岳父大人送肉换来了老婆，目标达成后不仅不再送肉，而且当岳父买肉时还习惯性地克扣斤两！这样，黄驼子吝啬的性格、小市民的习气和前恭后倨的丑态就得到了豁人耳目的呈现。此外，《敲钟人》也值得一提。不仅人物性格鲜明丰满，而且构思也颇具匠心，其摇曳多姿的笔法和盎然的趣味，给人以不尽回味。作品以“那钟声永远响在我的心灵深处”收束，意蕴深远。

散文集所收散文品种各异，因而在语言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散文诗洗练，优美；杂文犀利，泼辣；游记清新，典丽；记事写人散文平白，素朴。总的来说，自然晓畅，朗朗可读。作者语言感觉锐敏，能于平淡中见奇崛，平常中见新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追求。像“小鸟的歌儿鸟蛋般圆溜溜迷人”（《老人与山》、“将我杏干般浓缩的人生浸泡膨胀”（《在车上听〈二泉映月〉》）、“汗水泡肿了的工分也弄不回证明”、“汗水把每个毛孔挤破”（《岁月之河·毕业·修电站》）等，都是有自己的独到发明而又能给读者以惊喜的。但不可否认，作者的语言表达也是有缺陷的，比如有时欠蕴藉，有时又显得枝蔓等。

以上谈了几个要点，不能面面俱到，把话说尽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吧。稿子临近写完时，女儿告诉我说，评论的题目很好，但网上流行的一首歌词也是“心灵的回响”。这个题目，该不会是“剽窃”吧。上网一查，果然如此。原想把歌词引在这里，为敦权兄作映衬的，但歌词文笔太差，全无意境，真糟蹋了那个好题目，只好作罢。

注释

①王安忆：《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巴金：《我和文学》，《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25页。

③王敦权：《想你的时候》，丁雪山主编：《潇湘红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