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林

理论范式更迭中的文学史客观性

■潘桂林

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的纵向梳理描述。《说文·史部》云：“史，记事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章炳麟曰：“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胡适《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不是文学史，因其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①他们强调了文学史贵在忠实记载文学史实，不偏不倚的客观性特征，但并未将之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区别开来。这样看来，恐怕只有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编年史”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的“客观历史”，其他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的文学史，都会成为社会意识史、心灵史或文学形式史，即“文学史的客观性”在其展开过程中都将被叙述的“主观性”所解构。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文学史是无法排除主体性评价和建构因素的，它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密切关联，其撰写时的材料选择、地位评价，以及框架建构无疑受到文学批评定位的直接影响，而二者又无法避免地受一定理论视角和范式的深层制约。20世纪的文学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外部决定论到文本自律论，到读者中心论，然后到文化诗学的三次划时代转型。这直接带动了文学史哲学思想的深刻变更，文学史的撰写和客观性依据也成为其各自理论的关注点。如果说理论范式的转型更迭为文学史哲学的变更提供了方法论思路，那么对文学史客观性问题的分析又能深化我们对文学理论范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