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用琼［孝感学院文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试论新世纪少年写作的缺失

⊙胡用琼［孝感学院文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少年写作是新世纪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至今，少年写作在媒体、大众、市场的关注下冲击了寂寞的文坛。对历经十年的少年写作，我们不能无视其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不能脱离文学的审美标准一味吹捧。一方面既要看到少年写作冲击文坛的审美特征，同时也要看到人生阅历不足带来的先天缺陷：文学主体性的丧失和孤独虚无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们要正视少年写作的不足，进一步开拓少年写作的空间。

少年写作 主体性 自我 孤独

新世纪少年写作在文坛掀起一股热潮，以2000年韩寒的《三重门》拉开序幕，以2003年郭敬明的《幻城》、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春树的《北京娃娃》推向高潮，其后实力派作家李傻傻、孙睿先后登场，把少年写作最终定格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文坛的关注。此后少年写作不再游离于批评界和文坛的边缘。他们作品销售量远远排在当今著名作家前列。2004年，有数据表明，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迅速占到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10%，而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所占份额也就在10%左右①。新世纪少年写作取得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同时在市场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销售收入。2008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 Pop 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报道了郭敬明，文中表示，郭敬明的四部小说中有三部销量超过三百万，去年一年的收入为140万美元，位居作家收入榜的榜首。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马原在为《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作序，从此少年作家有了实力派与偶像派之分。孔庆东、莫言、白烨、曹文轩等著名评论家纷纷为少年作家作品作序并肯定他们卓越的写作水平，少年写作开始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在文学史上，也曾出现少年写作的现象，但是不像新世纪少年作家大批亮相，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没有在短短几年推出大量作品，更没有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新世纪少年写作在评论界并未取得一致的指认，有人称他们为文坛“小鬼当家”；有人称他们为“低龄化创作”；有人称他们为“少年写作”。少年写作走过喧嚣而热闹的十年，一方面既希望得到身份的确认，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成人文坛的不屑。对此，我们既不能棒杀，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无视文学审美的规律而一味吹捧；我们不能隔靴搔痒地在文学的外围批评新世纪少年写作，那样只能陷入伪批评的泥淖；我们也不能因为少年作家年幼而降低文学批评的标准，或者无视他们的创作成就。目前批评界很少把少年写作纳入统一审美的标准，也很少从整体上来观照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从文本审美的角度来观照新世纪十年以来少年写作的缺失，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少年写作的审美关注。

一、虚无与孤独——成长中的生命体验

作家往往在文本中传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少年作家通过文本传达了成长中的生命体验。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新世纪少年作家大多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出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环境；游戏、卡通、漫画、电影、QQ聊天、博客，等等给他们成长提供了新的物质元素。全新的成长环境有异于以往任何时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社会参与意识都与父辈截然不同，没有经历动荡年代的饥荒和革命年代的政治疯狂，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少年作家真正踏入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金钱、权力、名利成为争先追逐的目标，而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们的欲望角逐中趋于瓦解。少年作家不同于任何时代作家的生命体验，他们更关注自我，通过成长体验和校园生活，残酷青春的描写彰显自我。他们不像父辈把自我消融在宏大叙事的大我中。他们在物欲压抑中不再感到成长的快乐，精神日趋困乏。他们笔下的自我充满了隐痛的忧伤与孤独。孤独成为他们成长中的最深切的体验，他们在学校，在家庭，在社会中感到无所不在的孤独。例如在春树的《北京娃娃》中，林嘉芙感到无处倾诉的孤独，在偌大的校园里行走，在喧嚣的北京街上逗留，体验着孤独的滋味：“我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不会表达自己，更不会与人交往。我总是太诚实，很孤独。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总是分不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郭敬明的《幻城》更是把孤独忧伤作为全文的基调。那种孤独忧伤淡淡的，不是春树亵渎青青自残式的孤独，也不是张悦然拒绝着自己的孤独。郭敬明在奇幻的外衣里用曲折和隐喻的方式来释放孤独，坚韧地呼吁和寻找孤独的情感：“我成了历史上最寂寞的一个王。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能够相依相偎地携手到白头，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生命里的匆匆过客，每个人都在不断经历着离别、死亡和猜忌等所带来的孤独。”郭敬明笔下的孤独带有人生宿命的色彩，流露出对美好青春消逝的感伤，他总声称坚信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但却又沉溺于绝望的孤独中。少年写作张扬的孤独是青春成长中的孤独，与人，与社会，与周围一切都无法沟通的孤独。正如曹文轩所言：“一个初入人世的少年一落笔就满纸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很仇恨，仿佛这个世界丢弃了他。”②

少年作家的孤独体验来自于反对社会规约的束缚，是另类叛逆的孤独。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用“另类”来概括他们的精神实质，并把他们与美国上个世纪中期“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他们文本中的人物反常规，反传统，反主流社会，追求非主流的另类生活和文化精神，热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元素的酒吧、歌厅、朋克、性，认同西方后现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少年作家缺少体验西方后现代的文化环境，于是就用极度的纵欲和狂欢的方式展示残酷的青春，成为迷失的“另类”人。春树、张悦然、韩寒、郭敬明、李傻傻、蒋峰、孙睿等少年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都宣泄了另类孤独。《三重门》里林雨翔的孤独来自于对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春树《北京娃娃》里林嘉芙两次逃学，每次进入到学校都会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同学、学校生活无法融入到一起，从而觉得学校里包括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李傻傻《红X》是一部明显寻求“另类”生活与叛逆倾向的作品，主人公沈生铁玩世不恭的姿态强烈地表现出了他“另类叛逆”生活的青春孤独，一种对于规范的挑战和对叛逆角色的病态追寻。小说的结局，沈生铁由叛逆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但他一直努力追寻的“自我”已经不再存在了，“他永远无法回归正常的轨道，陷入更加叛逆的孤独处境中。”作为先觉者的鲁迅对生存的孤独、惶惑、绝望、虚无与荒诞有痛切的体验和深刻的反思，但是他在对孤独的反抗中，寻觅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少年作家缺乏对孤独的生命反思和价值追问，陷入了孤独带来的惶惑中。

孤独带来的惶惑与迷茫容易让人产生精神焦虑。美国哲学家P．蒂利希把焦虑分为三类：如果威胁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就产生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如果威胁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就产生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如果威胁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则诞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③。显然少年作家感到的焦虑来自精神无所皈依的虚无与迷茫。少年作家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与世界接轨，西方人伦价值的危机同样让中国人感到精神的焦虑，于是尚未成熟的少年作家陷入了虚无的恐慌中，感到一切毫无意义。如春树在她的成名作《北京娃娃》里就传达了此类情绪感受：

而我所做的就是，腐烂着呼吸，行尸走肉，对自己无限失望。我被自己折磨得犹豫，刺骨，欲生不能，生死不分。我其实是一个脆弱、敏感的人。我的心随时都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所迷恋，随时等待被什么所击中。而这个世界是物质且冰冷的，这可如何是好？

现代社会让少年作家感到生活盲目而失望，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支点，活着只是躯体的活着，而精神上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感到世界是虚无的，人生和人的存在都是荒诞的，所以才有春树面对物质、冰冷世界的茫然失措。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里也描写了人处于虚无的状态：

可是我内心依然有绝望，只是连我自己都说不出来那究竟是什么，我只有在耳朵里充满暴烈的音乐和痛苦的呐喊，在看到一幅扭曲的油画，在陌生的路上看到一张陌生却隐忍着痛苦的面容，在满是霓虹的街上一直晃荡却找不到方向，在拿起电话却不知道该打给谁最终轻轻地放下的时候，我才会看见那些隐藏在内心的黑色从胸膛中汹涌着穿行而出，在我的眼前徜徉成一条黑色的河。

郭敬明的这种体验来自于内心绝望的虚无，人陷入了一种茫然混乱之中。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萨特对此的回答是悲观的，他认为“我们是一堆自我拘束、自我惶惑的生产者，我们无论哪个人都没有丝毫的理由活在世上”④。少年写作从另一个方面暗合了萨特的虚无悲观论。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盲目地活着，没有找到生活的真谛，颓丧地走到逃离的路上。他们在虚无中寻求超脱，最后周围的一切根本无法超脱，找不到精神的支柱来释放虚无带来的焦虑，于是认为人生充满了无意义感。像张悦然的《誓鸟》、郭敬明的《天亮说晚安》、孙睿的《草样年华》都表达了人生无意义的虚无。“写作本身几乎成了对抗虚无和现实的唯一有效的方式”⑤，“而少年作家集体缺乏一种自我救赎的勇气与决心。作者有意建构虚无主义的文本，用他们不成熟的人生体验，几乎所有少年作家都抛弃了反抗虚无的勇气与精神，缺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韩寒的《长安乱》里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释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师父说：你的身世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只是根据佛书里的记载才找到的你。

韩寒的小说揭示了人存在的悲剧，连自己是谁，来自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人生的虚无，存在的荒诞。“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焦虑是人们在现代社会里的虚幻感觉，他们在现实中追问我是谁，同时也是在追问自己的写作在传媒与市场的合谋下的定位，可惜的是，新世纪少年写作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十年，最终没有建构起自我存在的体系，而是陷入了苍白的虚无中。

二、冲突与裂变——文学主体性的失落

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明确了主体性纲要，阐述了他关于文学主体性的思考。他认为“文学主体”落实到具体包含“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三个部分。作家的主体性包括作家的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创造主体性主要是作家的精神主体性。作家主体性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即“作家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是“作家全心灵的实现，全人格的实现，也是作家的意志、能力、创造性的全面实现”⑥。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与20世纪初“人的文学”、“文学是人学”话语相联系。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发展与完善，经历了由潜在到显在的过程。新时期文学主体地位逐渐得到恢复、确认和加强，80年代是文学主体构建的时期，经历主体精神由迷失走向深化，主体性深入人心；90年代文学主体性从深化走向迷失，从主张和强调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走向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陷入主体性的失落；21世纪初文学主体性尚未从失落中回归，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文学主体性的建构仍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少年作家，他们的成长环境刚好是文学主体性从深化到迷失再到重建的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现代主义对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消解使少年写作呈现出消解深度，走向平面化、碎片化的文本特征。在他们文本中，不再将关于“青春”的叙述和诸如“革命”、“理想”、“国家”、“社会”等“现代性符码”联系在一起，而是常常充满着“‘朋克’、‘暴力’、‘残酷’、‘压抑’等后现代性符码”。如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孙睿的《草样年华》，李傻傻的《红X》，蒋方舟的《青春前期》。少年写作的创作主体缺乏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写作成为他们孱弱的痛苦低吟。少年作家的早熟，大胆露骨的表述，让读者大吃一惊。作者的叙述没有思想与伦理的承载，也没有了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激情。他们笔下的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的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低俗化的世界，一个缺少主体的世界，一个没有诗意的存在体。蒋方舟的《都往我这儿看》描写幼儿园到小学的生活，“先奸后杀”、“强奸”、“他妈的”分布在她小说的各个角落。《青春前期》中小学的学生们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童真却上演着一幕幕的爱情故事。蒋方舟自己在书中公然写道早熟的苹果好卖，“我”找男朋友，是大大地有标准。要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在文坛给我们呈现了创作主体的品格：饱满、昂扬、激情、蔑视权威、破坏偶像。赖大仁认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及其所引发的主体性文学思潮，“从外向方面来说，它要求社会尊重文学主体的个体人格，尊重文学的独立品格；从内向方面来说则是要求文学主体自身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人格、个性，使文学活动具有充分的自觉性。”⑦少年写作没有建构起相应的文学品格，缺乏文学自觉性，相反却是毫无激情的叙述，毫无深度的展现，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文本关怀。

少年写作文本中的人物主体没有关于生存或成长的任何价值追求，集中表现了人物主体性的失落。如少年作家在文本中对性任其放纵，对爱情任其亵渎。李傻傻《红X》沈生铁在被逐出学校后，对母亲和女儿的双重爱恋表现了变态的性欲。少年作家还未进入成年阶段就消解了爱情神圣的光芒，他们笔下的爱情是赤裸裸的性，性成为他们青春成长中的一种状态。张悦然的《誓鸟》中的“我”从小就生活在对春迟的神秘阴影下，即使是奶娘兰姨要带“我”另寻生路，“我”却拒绝具有养育之恩的母子之情，选择了对春迟的迷恋生活。对性最为大胆直接的表达莫过于春树的残酷青春小说《北京娃娃》，她以自己女性体验大胆地解剖恋爱中的生理反应，几乎把原本神圣的爱情用最低俗的方式呈现出来，爱情和性成为她把玩青春的资本。文中主人公曾有这样大胆的自白：“可是我是多么喜欢/怀念处男的身体啊，光滑干净并且不满十八岁。”想起来有点难受。当性脱离爱情成为一种纯粹的冲动，失去它本有的含蓄，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实质便是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也是文学主体性的失落。

纵观新世纪十年来少年写作，他们集体闪亮登场，带来了炫目的光彩，就像一粒石子，投进沉寂多年的文学深潭中，激起层层涟漪，涟漪波及之处，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给本世纪文坛带来了异样的风景，但是文学始终不能脱离审美的尺度。如果少年写作无法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关注文学永恒的主题，缺少主体性的关怀与思考，少年写作就会像缠着裹布行走的小脚女人，最终难以登堂入室。

① 王颖：《“80”后时尚写作——兼谈〈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文学理论与批判》2005，（01）：103。

② 金春平：《激扬青春，执著追寻——探析“80后”文学的追寻意识》，《当代文坛》2007，（05）：83—84。

③ 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41—42。

④ 黄怡俐：《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意识》，《许昌师专学报》1998，（03）。

⑤ 王布新：《苏童小说：虚无主义的当代书写》，《前沿》2008，（06）：191。

⑥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01）。

⑦ 赖大仁：《当代文艺学论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47。

作 者：胡用琼，孝感学院文学院讲师。

编 辑：钱 丛 E-mail:qiancong08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