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凌玉［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25］

“假如”的艺术逻辑与生命力

⊙周凌玉［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25］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引发了一场思想理论界的大讨论，其争论的焦点正来自剧作中的骗子李小璋的“假如”逻辑。今天来看，《假如我是真的》所有的价值，包括艺术家的良心与勇气，正是那个“假如”的逻辑建构。

艺术逻辑 歌颂与暴露 政治情结

一、分歧来自那个“假如”

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创作的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描写下乡知青李小璋为了返城招摇撞骗的故事。由于取材于真人真事，并且有冒充中央首长张老之子，行骗才如鱼得水的情节，这部戏充满了悬念，戏剧冲突的组织和展开也称得上有声有色。然而客观地说，《假如我是真的》之所以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却并不是因为戏剧悬念或戏剧冲突如何匠心独运、扣人心弦，而是悬念与冲突背后的那个“假如”的艺术逻辑。当骗局被识破后，李小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将会是完全合法的。”①

1979年秋冬至1980年早春，围绕着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最敏感、最尖锐的思想交锋，正来自骗子李小璋的那个“假如”逻辑。由于事关执政党的形象，由于李小璋的那个“假如”又并非空穴来风，更由于戏剧的公演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党正着手“拨乱反正”的时期，《假如我是真的》的锋芒所指，自然就事关大局、举足轻重了。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主要围绕《假如我是真的》（兼及《在社会档案里》《女贼》等暴露、讽刺作品），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连续开了二十多天“剧本创作座谈会”，近二百名剧作家及周扬、贺敬之、夏衍、陈荒煤、张庚等文艺界领导、理论家参加会议，大家就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暴露、作家的社会责任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人认为剧本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没有错，比如李庚认为：这部戏的“题材有尖锐的现实意义”，“作者的勇气和锐气是可赞的”②；理论家陈涌也指出剧作“在艺术上有显著的长处，有真实性，而且，不少地方是写得深刻的”③。然而，批评的一方，主要就是从剧本那个“假如”的艺术逻辑来立论的，他们认为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着重大缺陷。杜高、陈刚等指出：“这个戏里出现的干部和青年的形象……真实性和典型性显得很不充分，作者对于骗子倾注了过多的同情，把他行骗的罪责全部归于干部特殊化，并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假如我是真的，那么就是合法的。这样容易使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保护者。”④这样的批评，等于对剧作的立意作了基本否定。可见分歧之大、冲突之巨。在当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其中一部分专门谈了他对《假如我是真的》的意见：“这个戏，现在还不成熟，还有比较大的缺点”，首先整个环境“对于三中全会以后的现实来说，不够真实，不够典型”；再者，剧本不加分析地同情了不应该同情的人物，把骗子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是由于干部的不正之风造成的”，由于担心这样的作品演下去，社会效果堪忧，胡耀邦指出：“至于剧本怎么办？我觉得好办。讨论后，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⑤

这样，关于《假如我是真的》的争论便差不多以“结论”的方式给予解决了，与开展群众运动、在舆论上组织批判文章，最后“禁演”的方式相比，以作者的口气自己提出“停演”，这称得上是相当温和和委婉了。这也说明，一方面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相对宽松，思想解放仍然是文艺方针的基本走向；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钳制并没有解除，对于那些超出改革开放预期的超前作品要加以规范，意识形态的斗争方向由此前清理极“左”政治的社会影响转移到对激进思想的整肃，暴露性作品开始成为思想整肃的主要对象，对《假如我是真的》的批评可视为这种转向的标志。

二、“假如”的艺术逻辑与话剧的生机

其实，《假如我是真的》所揭示的矛盾冲突有着相当的深度。在经历了“文革”的蒙昧之后，它率先把执政党的腐败问题提到了非常尖锐的高度。虽然一些人当时仍把这部剧作视为洪水猛兽，但毕竟有人敢于公开表达对这部戏的支持和理解，老作家巴金先后撰写了《小骗子》《再说小骗子》《三谈骗子》《四谈骗子》四篇随想，反驳了认为这出戏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指责，认为该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并再三呼吁不要干预演出。1980年早春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这部戏的争论，也杜绝了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风气，颇有“百家争鸣”的气氛。其后，戏剧创作在题材上不断扩大，内容上进一步深化，艺术手法上大胆创新，一批传达时代变革先声的作品如《报春花》（1979）、《救救她》（1979）、《左邻右舍》（1980）、《黑色王国的黎明》（1980）、《陈毅市长》（1980）、《小井胡同》（1981）、《马克思流亡伦敦》（1983）等相继问世，剧场演出也呈现红火局面，甚至有些演出一票难求。这都体现了“新时期”戏剧艺术的生机。

“假如”的艺术逻辑，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场“歌颂”与“暴露”的尖锐冲突。“暴露与歌颂”一直是困扰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敏感话题，长期争论不休，聚讼纷纭。在革命文学的历史上，关于“歌颂”与“暴露”曾有过三次大的交锋，第一次是延安时期，交锋的结果是“歌颂派”大获全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暴露”作用，但也明确强调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作家的立场与态度的重要性⑥；第二次是“双百方针”时期，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但不久，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暴露讽刺性作品被视为毒草，“百花”凋零，文学思想日益教条化、极端化；第三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日渐繁盛，“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一次的情形与前两次大有不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调，以及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宏观上造成了文艺界敢说真话的环境和气氛，《假如我是真的》所昭示的正是一种艺术生机。

然而，危机也潜藏于生机中。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唯心主义思想、胡风事件、反“右”，文艺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实际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过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逐渐形成传统。“文革”前夕，阶级斗争已呈剑拔弩张之势，人们已逐渐习惯把文学的审美评价直接置换为“歌颂”与“暴露”问题，并与作者的政治立场、作品的政治倾向相联系，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思维惯性的推导下，《假如我是真的》才被判定为暴露失当，因而那种“假如”的艺术逻辑是“不成熟的，不成功的”。

应该看到，新时期文学对“文革”伤痕的揭露，尽管在特定阶段与意识形态要求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歌颂”与“暴露”的历次交锋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紧张关系。

三、假如没有那个“假如”

今天来看，《假如我是真的》所有的价值，包括艺术家的良心与勇气，正是那个“假如”的逻辑建构，如果说当年剧作所揭示的腐败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的话，那么在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型之后，权力、腐败已经事关执政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了。

《假如我是真的》是“文革”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社会讽刺剧，写当时人人恨之而又人人难脱干系的“走后门”之风，这实际上触及到了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缺失问题，揭开了现行体制下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的尖锐矛盾，正如剧中所言：“官越大，权越大。权利，权利，有权就有利，这就是有些人的真理！”⑦这一积重难返、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当时无人敢碰，正如作者多年后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从解放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戏啊，大家不敢写。”然而作家从生活出发，大胆触及社会尖锐的现实问题、敏感问题，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良知和勇气，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与敏锐的政治嗅觉，而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未对作品进行所谓的修改。如今，社会体制改革、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已进入深水区，“假如”的艺术逻辑仍然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李小璋的一声质问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让我们再一次对作家所表现出的良知、真诚和勇气心生敬佩。假如没有那个“假如”，也就没有了这部剧作在当时以及在今天的艺术生命。

但另一方面，“假如”又有太多的政治情结或纠结，它可能导致戏剧观的贫困化和片面化。中国的社会问题剧明显地受“文以载道”、“高台教化”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剧中的现实是作家带着具体的主题要求（讽刺特权思想、批评权力监督缺失）组织的生活材料，因而我们看到的是外部的情节冲突以及生硬的政治意味的台词，为了说理而忘掉写人。因此剧中的人物形象多是概念化、教条化的，从李小璋到农场场长、从张老到赵、钱、孙、吴等领导干部，作品未能揭示出隐伏在“问题”后面的鲜活的人的灵魂、深刻的人性，戏剧冲突的设置、台词对人物性格的表现等当然就不尽如人意，这暴露了当时戏剧观念的片面和单一。当作家被某个社会问题所限制时，戏剧中的人就可能变成意念的符号，缺乏丰富可感的内涵，戏剧的魅力也就大大减弱了。假如没有这种政治纠结，而向“人学”即人性的深度开掘，骗子李小璋、中央首长张老以及其他人物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性内涵。

这个问题，作家显然是意识到的。《假如我是真的》“停演”不久，沙叶新在1980年创作的《陈毅市长》和1983年创作的《马克思秘史》中，就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挖掘“人”的内涵，开始克服人物政治化、公式化的弊端，尤其是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摆脱了《假如我是真的》中的政治纠结。陈毅的性格通过一系列并不完整的故事塑造得格外鲜活，在《马克思秘史》中，作家更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顿和人生悲哀。在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中，实现了人性的深度开掘。

受社会思想、艺术观念的局限，《假如我是真的》在戏剧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甚至还有明显的不足。不过因为有了那个“假如”的逻辑建构，它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今天，当我们重新去追溯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重新去审视曾经引发极大争议的剧作时，我们猛然发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作品，不该渐行渐远，其中所包蕴着的历史性内涵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回味、思索！

①⑦ 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假如我是真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第62页。

② 李庚：《对剧本〈假如我是真的〉的意见》，《剧本》1980年第1期。

③ 陈涌：《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人民日报》1980年3月19日第6版。

④ 杜高、陈刚：《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人民日报》1980年3月19日第6版。

⑤ 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1年第1期，第15页。

⑥ 参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8页。

作 者：周凌玉，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