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李新宇

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天津］李新宇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课堂上，有同学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有同学立即回答：孙中山。又有同学补充说：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

与一些近代史教材不同，《辞海》历史分册没有直接讲这场革命是谁领导的。它讲了许多内容，包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利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等等，而开头是这样写的：

【辛亥革命】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相继组成。1905年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做尖锐的斗争，并在各省和海外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12月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统治……①

要讲1911年（辛亥）发生的那场革命，却兜了一个圈子，先讲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接着讲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政纲、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等，说它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对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的介绍却极为简单，接下来就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皇帝退位……在这里，没有直说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也没有说谁领导了武昌起义，更没有说是谁领导了各省的独立，但读者凭这样的介绍，自然会得出业已形成的标准答案。

辞书如此，教科书亦如此；短篇介绍如此，长篇史著也是如此。讲辛亥革命，就要先讲孙中山在海外如何组织革命团体，如何鼓吹革命，如何发动一次次起义，然后才是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而最后又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继续往下讲，当然要讲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职，但到这里，辛亥革命就“失败”了。所以，这种讲述很艺术，不用直说，就能给人一种印象：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角，而孙中山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

一切光荣归于皇上，归于领袖，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一般人的思维中，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这样讲。包括革命党人和同盟会的元老们也没这样讲。这种讲法是后来根据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在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

一些常识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的主要成就是结束了帝制，具体表现是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使古老的中国完成了从“帝国”到“民国”这一现代性转换。那个中华民国创建于1912年，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旗是五色旗，政府名称是“中华民国政府”。它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但这个成果在十五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被推倒了，新的政府在南京建立。国号没变，仍叫“中华民国”，但国旗变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政府名称也变了，由“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体事实上也变了，由“民国”变成“党国”。此前的军政要人喜欢说“忠于民国”；此后的军政要人喜欢说“效忠党国”，这是在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仍能偶尔看到的。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使“帝国”变成了“民国”；北伐战争使“民国”变成了“党国”。帝国——民国——党国，这是中国国体变化的一条线索。党国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国，要使国民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教育国人崇拜孙中山。具体的措施包括机关学校都在做“总理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在南京大兴土木，以皇陵的规格修建宏伟的陵墓，并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葬礼；孙中山这个名字不能叫了，革命同志必须称孙中山为“国父”。

既然是“国父”，一切革命建国的功劳就都应归于他。从1928年到1930年，尤其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之后，这种历史叙事逐渐完成，只要讲辛亥革命，就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主线。

当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革命之前，宣传、鼓动、起义、暗杀，对后来的革命自然有影响；革命爆发之后，黄兴、宋教仁等人也是四处联络，努力以同盟会的方针指导革命和新政权的建设，这一切，也在客观上把独立各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但是，把辛亥革命归于孙中山的领导，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革命开始于武昌，所以有“武昌首义”之称。如果要寻找首义的领导者，只要面对历史现场，就不能不承认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筹划者。

文学社的源流清晰可见，一路走来的线索是：自立军——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社形成了一贯的传统，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前仆后继，脚踏实地，默默地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与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不同，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在学堂和会党，更不在海外。而且，文学社成员小心谨慎，埋头工作，无意于领导全国，也无意于拉大旗以张声势，所以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②对于当时努力领导全国的同盟会，他们基本没有来往。他们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做法，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

由于文学社的这种沉实低调，甚至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都不清楚他们的情况。1911年初，为了策划湖北响应广州起义，谭人凤来到湖北。他以为武汉的革命党人都在居正的领导之下，所以把经费给了居正，惹得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大不高兴。至于文学社，谭人凤见都没见，当然更谈不上给经费了。

共进会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却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1907年，湖北的刘公、居正、孙武等人与四川的张百祥、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辉等人一起在日本成立共进会。因为置身日本，他们大都参加过同盟会，或者与同盟会有联系，但由于当时同盟会分裂，光复会重新独立，孙中山远走南洋，加上这些人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有所保留，所以另建了自己的组织。后来国民党人常常把共进会说成是同盟会的下属或外围组织，但在事实上，它并不隶属于同盟会。共进会成立时，黄兴就曾指责焦达峰另立山头。焦达峰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殊途同归，有何不可？”黄兴问同盟会与共进会“二统谁将为正”，焦达峰回答：“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③由此可见，他们自认与同盟会是平等的。他们与黄兴、宋教仁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却不赞成同盟会的纲领。在共进会的纲领中，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被改为“平均人权”。虽然只是一字之改，意义却相去甚远。而且，共进会有自己的旗帜，就是武昌起义之后升起的“铁血十八星”旗。

而且，武昌起义谋划多日，同盟会的领导人却毫无所知。即使后来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从来没想过在中部起义，他关注的一直是两广。后来，一些人成立了中部同盟会，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筹划，文学社和共进会筹划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这让黄兴、宋教仁等十分懊恼。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发动革命，革命爆发了，他们却不在场，未能充当领导者。他们之所以估计不到，不只是因为孙中山只关心广东广西，更重要的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对革命已经不抱希望。因为黄花岗之役集中了同盟会的大量精英，黄兴等人亲上前线，简直是破釜沉舟，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需要五年才能重整旗鼓。就连孙中山也觉得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④。

文学社与共进会筹划了武昌起义，但众所周知，真正指挥起义的，却不是两个团体的领导人。10月10日，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实际领着干起来的，是新军中的小班长（棚目）熊秉坤。从起义爆发前半天的联络和计划，到打响第一枪，再到占领军械库，直到晚上十点多，一天的时间，起义的领导者是熊秉坤。十点半之后，因为熊秉坤感觉自己职位太低，指挥吃力，请出了地位比他略高的连长（队长）吴兆麟，请他做了总指挥。攻打督署，吓跑清吏，直到天亮武昌光复，都是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完成的。熊秉坤和吴兆麟都是小人物，自知缺乏号召力，所以在初步胜利之后，就请出了黎元洪，求他做了都督。从此之后，武昌革命的领袖就是黎元洪。

综上所述，筹划了武昌起义的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而直接领导武昌起义的，按出场顺序是：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他们是首义者，是真正的辛亥革命元勋。他们的身份也是值得注意的：熊秉坤不是同盟会会员；吴兆麟连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没有加入；至于黎元洪，是加入过同盟会的，而且做过同盟会的副总裁，但那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了。

同盟会领导人的参与，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起义成功之后，他们才纷纷从上海等地跑到武昌来。15日，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昌。他们曾经试图领导革命，让黄兴做“两湖大都督”，把黎元洪和谭延闿都置于黄兴领导之下，但到达武汉之后，却发现同盟会的力量微乎其微，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黄兴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为首义做出了贡献，但在武汉，却是黎元洪领导他，而不是他领导黎元洪。

至于各省的独立，是谁领导和发动的，一个个不难查清。可以说，只有少数几个省份是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

在一般叙述中，讲到各省独立，总是要在那里找出几个同盟会员。似乎只要在那里有几个同盟会员，这革命就可以记到同盟会的账上。更有甚者，甚至是只有见到同盟会会员的踪迹，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否则就是立宪党人“投机革命”，或者旧官僚“破坏革命”。可是，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和“旧官僚”的“投机”，也许就没有那些省份的独立。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总是竭力贬低立宪派。但需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一些原立宪派成员早已不是立宪派，而是成了革命派。无论是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还是四川的蒲殿俊、浙江的汤寿潜，经过一系列事件和三次大请愿的失败，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革命。就连比较保守的张謇也不再排斥革命和共和。在革命当中，正是这些人发挥了重大作用，保证了革命的成功。所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组建第一届临时政府，对立宪派不但没有歧视和排斥，而且给予足够的尊重，临时政府的九位总长，有六位是立宪派，只有三位是革命党人。事实上，就孙中山和黄兴的个人感情而言，他们更愿意重用同盟会的骨干，但他们知道，不能不尊重革命中的贡献和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既然如此，后人对立宪派的那种排斥，虽然高举孙中山，却在事实上否定了孙中山。

革命发生了，实际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就是那样一群人，他们并非清一色，而是分属不同的派别，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历史的事实难以改变：正是他们终结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如果张三领导就是革命，李四领导就是投机；孙中山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成功，别人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失败；一切辉煌归功于革命领袖，小人物和非嫡系则被遮蔽；是很不公正的。那种党国的意识形态叙事，是经不住后人审视的。

①《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②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③章炳麟：《焦达峰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重庆版，第232页。

④陶菊隐：《袁世凯真相》，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82页。

作 者：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