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凤华

雨果与海明威英雄观之比较

孔凤华

英雄主义是指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是成全小我，坚韧不拔中又无形中折服一群人的品质。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都不只是一种过去式的历史陈迹，不只是少数英豪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涵养、人格提升息息相关。英雄主义其价值内核是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我们在对自由、尊严、高贵的人生价值心存向往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呼唤着时代的英雄。

英雄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更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在众多的英雄作品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最令人难忘的当属法国的雨果和美国的海明威。一个塑造了许多勇于同宗教、社会、反动政府对抗的完美英雄形象，另一个则塑造了许多同生活、自然、战争作斗争的硬汉英雄形象。管窥两位文学巨匠的英雄观，不难看出他们的异同。

第一，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人道思想。维克多·雨果1802年生于法国东部的贝尚松城。20岁出版诗集《颂诗集》，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获路易十八赏赐，以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之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成为共和主义者。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复辟王朝被推翻了。雨果热情赞扬革命，歌颂那些革命者，写诗哀悼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任上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共和国议会代表，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奋起反对而被迫流亡国外。1870年法国不流血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后，雨果返回巴黎。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他的作品都是紧贴时代脉搏的济世之作，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勇敢而人道的时世英雄。雨果一生追随时代步伐前进，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在他留下的重要著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中，都体现了他用爱和道德感化来拯救社会和劳苦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作为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法国文化的发展与积淀，在他的思想受到了上述变革运动的痕迹以及欧洲人所具有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影响，于是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人道主义——有机融合了基督和世俗精神的人道主义”[1]。因而，雨果的英雄观是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英雄观。

欧内斯特·海明威比雨果晚将近一个世纪，但也是因塑造英雄而著称的作家。1899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父亲是位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海明威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问世。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他是人们公认的美国文学界里一条常与死亡打交道的“硬汉子”。他的传奇经历与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硬汉子精神，使海明威本人与他作品中的人物贴得很近，常常给读者的感觉是，他的作品就是他本身经历的浓缩。在海明威的文学世界中，我们发现最生动的世界是一个个孤胆英雄，其中有反战的士兵、反法西斯的战士、斗牛士、拳击手和渔夫等。这些人物看上去冷漠麻木、玩世不恭，有时候显得空虚无聊，但他们绝对很勇敢，面对困难、厄运和重压，他们表现的是一种优雅。他们也很真诚、珍惜感情，有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潜在的思想都是人道的，都是由人道主义派生出来的。《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历经艰险逃离战争追求幸福和宁静的生活；《丧钟为谁而鸣》中乔顿以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面对艰难困苦时显示出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这些英雄人物无不体现出他们思想中潜在的人道主义。因而，海明威的英雄观是潜在的人道主义英雄观。

第二，不同的表现手法，相同的艺术效果。雨果是法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浪漫派小说家，他是浪漫手法的集大成者。他大规模运用对照手法，善与恶、美与丑，既体现在情节上，也体现在人物上；既体现在人物与人物之间，也体现在人物自身之中。《巴黎圣母院》是“对照艺术运用得最全面、最奇特、最鲜明、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对照手法无处不在，渗透一切领域，并构成整个作品的基调。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的对照，人物之间的对照，人物内在性格的对照；丑陋外貌与至善心灵的对照（敲钟人加西莫多），外在神圣与本质恶魔的对照（副主教克洛德），美丽外表与丑恶内在的对照（卫队长沙多倍尔）；爱斯梅拉达与加西莫多外形的对照，爱斯梅拉达纯洁真挚的爱情与沙多倍尔虚伪、玩弄女性的爱情的对照，沙多倍尔与加西莫多不同爱情观的对照，所有人物都有着符合其所处社会地位和环境的全部人格真实。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还在环境、情节等方面有所体现。《死囚的末日》中，作家幻想的美好情境与现实的丑恶情境相互对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带着柯赛特逃脱沙威的追捕一波三折的情节对照，无不使读者的情绪乍暖又寒，乍喜又惊，深为人物的命运担忧，深为作者的艺术技巧所折服。雨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最明显的特征还体现在波澜壮阔的语言上。雨果是法国文学史上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语言在他手里已经无所不能。他能把语言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用语言作材料，同时完成画家、雕刻家、音乐家的职能，构制宏伟的场面，泼洒鲜明的色彩，绘出辉煌的画面，营造出博大雄伟的气势，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浮想联翩，洋溢着激情，充满了绚烂色彩与丰富音响的形象世界。他的笔触有时细致，有时奔放；色调有时柔和，有时浓烈；构图有时繁详，有时简约；形象有时真实，有时奇特。不论是任何事物、任何场景、任何人物形象，他描绘起来都无不从容自如，潇洒流畅，笔墨饱酣。也正是这些对照手法的运用和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成功地烘托出一个个经历曲折但百折不挠、有血有肉又坚毅果敢的英雄形象。因此，雨果笔下的英雄都是华丽的，是流光溢彩的。

海明威和雨果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他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魅力在于，打破传统的冗长与浮华的修饰，用词言简意赅，含蓄简约、质朴练达。这与他早期的记者生涯是密不可分的，这直接导致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简洁、流畅而著称，甚至有“电报式”之美誉。海明威在《谈创作》一文中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2]海明威的冰山原理主要体现在：手法洗练，形象鲜明，思想深刻，情感丰富。他放弃了无关的素材、技巧的花招、感情的泛滥、蹩脚的形容。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海明威从不在作品中直抒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让人物说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是通过准确地描绘人物的外部动作来揭示他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感染读者。在《老人与海》中，他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赋予了老人桑提亚哥、大海、马林鱼、鲨鱼、群狮和小男孩以丰富的寓意；在《杀人者》中，海明威大量运用影像描述法，不附带任何议论地直截了当地把图画诉诸于读者的眼睛；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他反复描写主人公哈里要喝威士忌这个情节，准确、深刻地揭示出其内心极度的悲观情绪。海明威的这种简洁利索的写作风格与他塑造的硬汉英雄形象极其的一致。因此，海明威笔下的英雄是冷峻的，是硬朗利索的。

第三，不同的英雄形象，相同的英雄气概。雨果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为世人传诵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都具有典型浪漫主义色彩，是雨果精心编织的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他们虽然有的相貌丑陋，但人格和精神却都是完美的。《巴黎圣母院》中男主人公加西莫多——教堂的敲钟人，是一个相貌奇丑无比、又聋又哑的畸形人，但心灵高尚、灵魂圣洁，他内心充满着衷心的感恩、诚挚的同情和纯洁的爱情，有着敢于以个人和强权、宗教叫板的勇气和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加西莫多一样相貌丑陋但内心美丽的还有《笑面人》中的主人公格温普兰，当被抛弃、被毁容后，他顽强地靠怪脸卖艺生存下来；当成为爵士后，他无情地痛斥了那些贵族老爷，毅然抛弃荣华富贵，追求真爱和亲情。《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更是一个具有史诗般人生，善良、勇敢、智慧、坚毅的“完人”形象。他因偷面包而成为囚徒，是米里埃尔主教用爱与宽容挽救了他。在他成为富翁、当上市长后，他又以仁爱宽恕救助之心善待与帮助别人，收养了孤女柯赛特，以自首为代价救出一个毫不相干的无辜者，以爱与宽容最终感化了国家机器的忠实警探沙威和卑鄙、邪恶、没有廉耻的利己主义者德纳第。《海上劳工》中的主人公吉利亚特也是一个勇敢、勤奋、机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和宗教、强权、社会、国家机器、大自然作斗争，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不屈的信念、底层大众的同情，他们的苦难是无尽的，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的奋斗是英勇的，他们的结局是凄美的，他们的事迹是感人的，他们的色彩是饱满的。

海明威式的英雄则是深深地刻着“迷惘”和“斗士”烙印的英雄。海明威喜欢孤独一人在雪原上狩猎；他喜爱拳击、斗牛这种拼搏的、冒险的、甚至以生命做赌注的运动，他志愿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斗中“争先恐后冲向新的危险”；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三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这些经历和理念指使他用笔塑造了一个个同战争、失败、死亡抗争的硬汉英雄形象。《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是一个宽厚、仁慈、充满爱心、永不言败的普通劳动者，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厄运，却依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没有被斗败的人》的主人公曼纽尔是一个年老体衰、早已过气了的斗牛士，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一次又一次的失利也没能消磨他坚强的意志，他藐视死亡而不失尊严；《一天的等待》中九岁的小男孩尼克，由于不知道摄氏度和华氏度的区别，误以为发烧的自己即将死亡。他所面临的困境便是等待死亡，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不哭不闹，反而异常地沉着冷静，表现了无视死亡的英雄气概；《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过海记》中的“我”……他们在绝望之中站起身来，在绝望中发现与它抗争的能力，作出不屈服于命运的努力。他们的风度是优雅的，他们的性格是孤寂的，他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他们的胜利是精神上的，他们的色彩是悲剧的，他们的宣言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3]无论是雨果的饱满而浪漫的英雄，还是海明威的孤寂而冷峻的英雄，其英雄气概都是令人敬佩的，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理想的英雄化身，为时人标榜了大众化的偶像，为后人留下了标志性的坐标。

[1]李晟.浅谈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J].才智，2010，（7）.

[2]乔治·普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M].海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

[3]雨果.老人与海[M].董衡巽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孔凤华，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