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蓉

鲁迅与茅盾创办《译文》始末

张蓉

《译文》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份专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期刊。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军事上的“围剿”，加紧了文化战线上的“围剿”，采取书报检查制度，在上海专设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翻译也遭到围剿，革命的、进步的译著者的译作被禁止。鲁迅先生在1933年8月14日写的《为翻译辩护》的文章，开头就指出：“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再加上在3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翻译作品曾经有一阵被视为“洪水泛滥”，翻译作品受到读者冷遇。当时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即连连摇头。好多杂志社也都挂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译稿无论好坏，一概被市场封杀。对翻译作品的双重封杀，使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的鲁迅先生其时痛心疾首，压抑不住地发出呐喊：“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的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多少会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面对当时有人对译本的苛求与指责时，鲁迅又说：“吃烂苹果总胜于无。”

为了对抗敌人的文化“围剿”和引导翻译，促使翻译市场的复苏，1934年5月底，鲁迅发起倡导：“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表示赞成：“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这份“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就是《译文》。《译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创办起来的。

鲁迅与茅盾亲自制定了《译文》的办刊方针：“确定以少数志同道合者为核心，不是一般的时髦品，但求真想用功者读后能得点好处，销数也不求多。”鲁迅认为介绍翻译好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传播新思想的手段之一，有如神化中的普罗米修斯偷窃天火为人类造福一样。鲁迅指出：《译文》就是“戈壁中的绿洲”（《译文》复刊词），这反映了他为中国的翻译界坚持正确方向的信念。由于有了鲁迅的指导，《译文》通过对被压迫民族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大力介绍，使人们“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穷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1934年9月中旬，《译文》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了。鲁迅在创刊号《前记》中介绍了《译文》在这“杂志年”里“凑热闹”的经过。称《译文》：“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有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同时表示：“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也不是想竖起‘重振译事’的大旗来——这种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没有的，不过得这么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参考而已。”茅盾回忆说：“《译文》的销路还是好的，因为专门刊登译文的刊物这是第一个。而且很快就传出了消息：《译文》是鲁迅办的，鲁迅亲自担任主编。所以创刊号出版了一个月就再版了四次。”《译文》的社会影响同样很好。《译文》第四期开始即由黄源主编，最后由鲁迅审定。黄源说：“我接着自第四期编起，依着先生所指示的方针去做，先生仍然不断地译稿找插图，茅盾先生也竭力译稿，做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先生希望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从第四期起我们也就扩大了范围，多登优秀的新近翻译的稿件。”

30年代《译文》主要翻译介绍的是“弱小民族”或称“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作品。这些民族和国家曾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而在近代史上衰落到几近亡国亡种的地步，或当时已经沦为强国的属地、殖民地。对于作为实际主编的鲁迅而言，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是贯穿其翻译生涯始终的译介重心。有学者称鲁迅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弱国模式”翻译传统的实际领袖。黄源的回忆也同样证明了鲁迅对《译文》刊载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视：鲁迅先生特别注重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也在文章中再三说起，他“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与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30年代“左翼”作家大都是弱小民族文学的积极译介者。鲁迅也是在《译文》上发表作品最多的翻译家。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的作品，计11篇，其次是西班牙4篇，苏联、日本各2篇，法国、德国、奥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各1篇。在当时的《译文》杂志上，茅盾共发表了译作12篇，共涉及俄罗斯、匈牙利、克罗地亚、新希腊、荷兰、丹麦6个国家的12位不同作家的作品。《译文》从创刊到终刊的所有，其涉及到的译出语国家或民族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美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意大利、新希腊、西班牙、克罗地亚、德国、瑞典、丹麦、日本、波兰、荷兰、芬兰等，共计发表作品133篇。

《译文》杂志出版一年后，生活书店拟换主编，鲁迅先生不同意，并说：“与其污辱而复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译文》遂即遭遇停刊。但是读者对《译文》停刊反响强烈，以鲁迅的话说，“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来“凭吊”它。终于在近半年后，《译文》找到了合适的出版商。1936年复刊的老《译文》“新一卷，复刊特大号”，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复刊词》中鲁迅说：“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复刊后的《译文》，采取了“便利读者订阅本刊办法三项”等新的措施，促进了刊物的出版发行。而新一卷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便是鲁迅翻译的果戈里的《死魂灵》。为《死魂灵》的译稿，鲁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鲁迅之所以如此认真地严肃地翻译这部俄国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死魂灵》里的人物在当时中国还活着，可以借用果戈里的讽刺手法来揭露旧中国的黑暗。鲁迅在翻译《死魂灵》时，更加深刻地洞察了小说中人物悲剧的社会价值。他说：“《死魂灵》中创作出来的角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许广平说：“提起死魂灵，又把我那沉重的铅块，从心底里吊将起来了。我真怕想起它，而又不愿不想起它，也就是想：得以多多记起鲁迅先生。”《译文》是鲁迅最关心的刊物之一。1936年10月18日，已经是大病袭来，力竭体衰的鲁迅，还在关心地向许广平询问有关《译文》的出版情况。让许广平取过报纸和眼镜，直到看清楚《译文》广告的目录。临终前的最后一天，让他在弥留之际依然牵肠挂肚的还是这份《译文》。

《译文》虽然复刊，但是在那个动荡的30年代里也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因爆发抗日战争，《译文》出至新三卷第四期于1937年6月再次被迫停刊。其间共出版了三卷，共十六期：新一卷六期，新二卷六期，新三卷四期。经过近20年的风雨飘摇，新《译文》在茅盾的主持下，再一次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6月6日发刊。新《译文》的出版，使茅盾在50年代面对30年代《译文》的情结，在情感上寻找到了其起源和延续。

[1]崔峰.为《译文》溯源——从茅盾的《译文·发刊词》说起[J].中国比较文学，2009，（10）.

[2]李继凯.鲁迅与茅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郭恋东.几本专载译文的现代文艺期刊[J].兰州学刊，2005，（10）.

[4]刘运峰.鲁迅译文的编辑与出版[J].新文学史料，2009，（5）.

张蓉，西京学院人文科学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