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欣强 智霞

文化生态视阈下的创作演变
——论新时期以来的甘肃报告文学

冯欣强 智霞

新时期的到来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开放与多元的时代，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号《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正名，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复苏，中国的作家们摆脱了精神桎梏，新时期政治风向的扭转和新政策的制定，缔造了中国自解放以来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报告文学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之中恢复了它匡扶正义、发现问题、探索缘由、揭示真相、追求真理的创作原则，因而得以迅速发展。

第一阶段：由低吟走向高歌——80年代甘肃报告文学创作的突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指引下，甘肃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80年9月18日至26日在兰州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甘肃文艺界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吴坚在大会上做了《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而奋斗》的主题报告，甘肃的文学艺术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当然，甘肃报告文学的现实在新时期初并不容乐观，十年的极左政治路线已经严重破坏了报告文学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而对这个环境的改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结构更有赖于经济、政策、教育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配合。

20世纪70年代末，甘肃的报告文学创作还停留在写先进人物的事迹上，采用的叙事方式也是传统的一人一事模式，数量少，相对于全国报告文学来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种情况除了与甘肃的文学基础较为薄弱外，也与甘肃省的文化生态环境有极大关联：甘肃位于经济落后的西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思维模式处于一种模式化的、被动的状态，受命的或者被支配的生产以及销售方式也使上层建筑中的文化思维处于欠活跃、维持惯性的保守性状；地域边远加上当时信息技术的不发达，造成文化资讯十分闭塞。吴坚也曾说“甘肃文学比起全国文学可能要慢若干拍或低若干拍，这是由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1]。直到八十年中期，甘肃的报告文学才走上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在甘肃省的文学创作中，有一条经验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变“荒凉”为沃土，化“落后”为财富，如果辩证地去看待“落后”，会发现“落后”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讲有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能提供丰厚的创作素材。比如此阶段我们就收获了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大移民》《共和国不应忘记》、《祁连雪》《这一片苏醒的热土》等。

“80年是一个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年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显在读者面前”，[1]于是像《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大移民》这种宏大叙事的作品便以其对历史或现实的深切体验与剖析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二阶段：报告文学精神的坚守——新时期后期甘肃报告文学的发展。与轰轰烈烈、激情昂扬的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仿佛多了几分“迟暮”之感，报告文学评论家不无焦虑的说：“自九十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就开始从它的巅峰时期向下倾斜了，出现了一种分明的退势。过去报告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的庄严凝重、犀利锐气、阔大深沉的品格和形态已经较少看到，代之而来的多是一些平凡和机巧的选择和表现”[2]。

所谓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疲软”，其实是一种与前一个时代比较而言所产生的反差和失落感。深究其因，我们发现之所以会出现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边缘化和退化的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部分作家、知识分子在更加开放多元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更趋于追逐利益。人们往往把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描绘为“世纪末的图景”，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变得异常的复杂与多样化，文化呈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特征。80年代被大多数人质疑的大众文化，到了90年代已被人们悄无声息的接受了，并且形成一种挤压精英文化的趋势，消费和娱乐日益成为一种时尚。文学也走向了市场，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文学“制造”。这种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言说空间，但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关注社会的激情变得冷却，社会良知随时会被金钱物欲所蒙蔽。

“落后”的甘肃报告文学，虽然在上一个十年在创作上明显“慢几拍”，但恰恰也因为这样一种“落后”，也使得甘肃大多报告文学作家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转向下，坚守住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职责。这正是甘肃报告文学自身的独特之处，如“敦煌题材”和“军旅题材”两种创作，其实质上蕴含的是甘肃报告文学作家们对报告文学精神的一种坚守。此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极光下的梦——徒步穿越南极纪实》《丙子“双十二”》《中国1989西部大淘金》《永恒的追寻》《天下第一鼓》《大迁徙》《敦煌之恋》《西部风云》《边关》等。

第三阶段：多元化报告——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甘肃报告文学趋势。国家自2000年初开始正式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甘肃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开发战略中更加强调了全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甘肃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果，科技、教育发展迅速，文学创作进一步得到省级政府的重视和扶持，甘肃省的地方文化涉及民俗、景区、香包、剪纸、民歌等内容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申报和立项工作中得到发扬，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得到了省政府的立项支持。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良性互动下，甘肃的文化生态逐步趋向平衡、稳定，和谐且富有生机的创作环境使得作家所开掘的题材也更加丰富，多元化创作走向成为历史的必然。

近十年甘肃报告文学创作成绩斐然，重要作品有《西部的倾诉》《走西口》《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以青铜的名义》《丝路踏歌》《神舟内部报告——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西部农村性贫困调查》《国家任务》《512大地震在陇南》等等。仅从《飞天》杂志近十年刊登的报告文学数字来看，近十年的报告文学篇数接近上个世纪最后20年的报告文学文章总和，具体内容涉及经济、教育、科技、航天、军旅、历史、扶贫、文化艺术、民俗等；形式有人物特写、全景式描绘、历史言说、访谈实录，甚至写意式的叙事等等。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甘肃报告文学创作在把握历史、关注现实、创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近三十年的创作发展中，甘肃报告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创作胆识和题材选取的结合上有时也会顾此失彼；在处理素材的手段上有时候缺乏创新，材料提炼欠缺；也有人为了迎合企业的发展需要，将报告文学变成一种广告文学和宣传文学，使报告文学丧失了其应有的文体品格。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但同时，批判也应该成为报告文学一个重要的文体功能。批判不一定是对事物的彻底否定。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为甘肃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言说平台，而言说之下更应心系社会。所谓使命感对于报告文学来讲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要求。多元化的时代需要多元化的报告，也更需要以此引领人们去发现问题、反思问题，寻找改进和优化我们生存环境的途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我们对甘肃报告文学的期望，也是对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期望。

注：该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的甘肃报告文学”阶段性成果

[1]季成家.绪言[A].甘肃文学四十年[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4.

[2]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59.

（作者单位：冯欣、强智霞，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