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珂

新诗的合法性危机源于诗界革命

不可讳言，新诗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所以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原因是它采用了“弑父式”的方式与旧诗“决裂”。很多质疑甚至来自新诗内部，如台湾诗论家林以亮认为：“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广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性（二）高度严肃性这两道界限中间。我们自以为解除了旧诗的桎梏，谁知道我们把自己束缚得比从前更紧。中国旧诗词在形式上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讽刺和议论都可以入诗。如果从19世纪的浪漫派的眼光看来，这种诗当然是无聊，内容空洞和言之无物，应该在打倒之列。可是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19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现代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的奥登（W.H.Auden）曾经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最能代表现代诗的精神。”①林以亮：《美国诗选序》，《美国诗选》，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第2页。近年随着中国的政治日渐稳定、社会日趋和谐，改良主义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新诗研究界，新诗革命的合法性研究颇受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受到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的新诗作为一种抒情艺术的合法性及新诗革命的时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