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杨

在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中，这样定义绅士，“绅士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在清代，为官者要避开原籍，因此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在本省的“取得功名、学品、学衔”的人。

贵阳作为贵州省会城市对本省“绅士”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这种吸引作用，有自发的：就书院而言，清代贵阳府有书院十三所，与省内较大府比较，安顺府有十一所、遵义府有十二所、都云府有十所，贵阳府最多。不仅是数量上，在质量上，在贵州各书院中，贵阳贵山书院、正本书院和正习书院称“贵阳三书院”，是国家拨款的书院。贵山书院更是全省“重点学校”，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陈法、陶廷杰先后在贵山书院讲学，陈法是贵州安平（今平坝）人，而陶廷杰为都匀名士。同时，在贵阳府私塾也比较普遍，《黔南志方纪略》说：“弘诵之声遍于境内”，到清末民初“省垣私塾发达，已有百所”。省城学校师资雄厚，对全省学士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主动的吸纳：贵阳城内还有贡院一、府学一、县学一。进入官学读书者，都是各地选来的成绩最优者。除较本省其他府、州、县城具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外，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即省级考试，是下层绅士跻身上层绅士的必经之路，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生员前往。

这种吸引使贵阳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居黔省首位，培养了大量人才。《贵阳志稿》记载：“（贵阳）大比之年登闲书者居全省什之四五，入馆分曹者科有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