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义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2011-08-15管先恒
世界文学评论 2011年2期
管先恒
《红楼梦》自成书以来,评者众多,仅近半世纪以来,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评述亦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目前极少有学者从近年来兴起的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literary Darwinism)的分析角度来对这部伟大作品进行评论研究。本文拟借用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借用21世纪以来卡罗尔(Joseph Carroll)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的进一步更为成熟的研究理论,来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及情节进行解读,并指出作品中的大量主次人物皆可从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寻找其心理活动的发生基础,大量重要情节亦可从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寻找其因果关系。
一、文学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追根溯源,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批评源于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哲学原理— —“融通”(consilience),即自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因果关系确定的网络,在整体上一切知识领域都相互关联、融会贯通。“融通”的思想试图将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融为一体,建立广义的人类知识研究。早在1975年,在其《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的最后一章,威尔逊曾试图说明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一样,遵循同样的生物法则,将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类行为。虽然当时他的观点不够完整,却为适应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理论洞见。到1998年《融通》(Consilience)一书发表时,威尔逊的理论已趋成熟。他指出,人类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按照进化论的思想来观察我们的行为特征,包括艺术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