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民俗和戏曲创作
2011-08-15李祥林
文学与文化 2011年3期
李祥林
“言语材料是民俗,无论究竟是在哪里发现的。”①[美]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一位民俗学家如是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②[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页。语言是民俗的载体,民间语言是民间习俗、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以“俗”著称的中华戏曲与之多有瓜葛。胡适在《吾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中有“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之说,在他看来,“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③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页。本文即以元明戏曲为主,拟从三个方面探视民间语言或语言民俗在戏曲文本中的呈现及使用,借以窥视戏曲家笔下鲜活的“俗”文化特征。
古典戏曲和民间熟语
或以为,元曲是使用方言俗语的艺术。许政扬不以为然,他指出:“世谓元曲语汇为‘方言俗语’,这种提法是很不恰当的。方言者,一个地区的语言;俗语者,口头习语,与书面语相对而言,二者都带有很大的地区、阶层的局限性。然而,元曲的语汇并不如此。一方面,它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这些语汇或流行于大都(北京地区)或流行于杭州,都带有普遍性。杂剧的作者,籍贯尽有南北之分,但曲文用语并无区别,比如‘唱喏’、‘叉手’,北京是这么说,四川也是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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