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韧

先秦时代贵族子弟的教育分为两个阶段：8岁入小学，学习基础知识和技能；15岁入大学，学习修身治国的道理。《大学》是四书之首，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是先人为后学者画定的进业修德的路线图。在这张图的指引下，华夏文明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成长为博大精深的洋洋中华国学。当国学再度成为民族个性之学，受到国人以至全世界瞩目的时候，作为其重要一个组成部分的写作，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我们在将封建制度送上历史的末路的同时，也将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写作训练模式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小学之学，当以奠基为目标；大学之学当以提高发展为旨归。然而，就写作而言，国人的写作素养却不那么令人乐观，特别是“大学”写作水平与其发展阶段的脱节，令人不得不怀疑我们过去与当下写作训练与学习方式方法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君不见，小学生写作无病呻吟？君不见，大学生写作文理不通随处可见？君不见，街头广告错字当道、别字横行？君不见，各级电视字幕文字出错已成常态，连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字级媒体也照样错字飘飘，别字飞扬？

8岁入小学，小学即当解决识字写句构段这样最为基础的写作问题，大学即开始进德修业人生事业的准备拓展阶段。如果将写作仅当作一门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