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42）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称为进入“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意味着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已经告一段落，虽然其他的经济体可能还要经历相对漫长也带有曲折特点的复苏过程，但中国显然是最具亮色、表现最好的区域。

“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已经是通货膨胀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归稳健，而财政政策在当下则继续保持积极特征，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紧一松的搭配呢？

在财政方面有几个理由：

首先，前一段时间，政府实行“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中，有4万亿元的投资项目安排，这必然需要配上一些后续的资金供给，而这些后续资金则需要有一定的财政扩张力度才好安排。比如，4万亿元中涵盖有4000亿元的保障房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公租房以及某些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对这些房子所涉及地区的集中供热供暖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换代，就是后续重要的建设项目。另外，还要一笔钱用来解决低收入家庭入住楼房后怎么交取暖费的问题。

其次，在改进民生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保障房建设在加速，今后几年要建设3600万套。另外，大家很关注的新医改，今明两年要见眉目。为达到新医改基本目标，现估计资金总体投入调高，需要1万多亿元。这也显然需要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宽松特征。

第三，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瓶颈制约，如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交通基础设施投入虽然大，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相比，仍显不够。北京就已被称为“首堵”，八达岭高速（现为京藏高速路段）拥堵得很厉害，看来要治本的话，需要打通复线。至于复线是建一条国道还是建一条铁路来分流八达岭高速上占很高比重的运煤压力，要赶快做论证。这是在跟时间赛跑。而北京市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如果真正想化解拥堵压力，使交通顺畅、四通八达，更需要有大手笔投入加快建设如纽约、东京那样的轨道交通网。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不赞成有的专家所讲，中国的高速路、地铁已经超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存在非常明显的瓶颈制约。这需要财政介入并拉动社会资金加快建设来缓解。

第四，现阶段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前几年，以及这几个月的数据看，其中有75%～80%的涨价因素来自于食品，10%～17%的涨价因素来自于居住，其他千百种商品的涨价因素只占8%～10%。这一延续了较长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总量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看准增加有效供给的环节，把资金用出去来达到供给管理的效果。一是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给农民更清晰的收入预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强化。财政资金还可以调动国家可控的物资储备作市场的“平准”，比如，将猪肉投入市场去平抑猪肉价格。另外一个当下财政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投入资金加快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以及公租房建设。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公租房建设。比如，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他们有住房需求，但不是廉租房的供给对象，过去不得已要涌入商品房市场的低端，即使勉强把房子买到手，也要当“房奴”，很“痛苦”。而有了公租房，这些人可以非常安稳、整洁、体面地住进新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类有效供给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当然，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但必须出一部分钱，拉动社会资金，包括商业性的贷款进入这一领域。这件事也会产生抑制C P I中居住因素上冲的作用。

说到财政政策当前继续积极的基本特征，会有人问这个特征还要保持多久呢？我们知道，2011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上一年即2010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也就是9000亿元左右。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是9000亿元的安排，这说明，虽然同样是积极，但没有在积极程度上面加码。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财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如果做一个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运行的过程中，会看到财政政策包含着淡出的安排。当然，到了一定的时点，官方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做出财政政策转型的表述。

这样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演进相类似。当然，在演变过程中，显然还有很多相机抉择的因素需要考虑。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方面频频出手，而财政政策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结构。结构优化的重点显然是配合中央特别强调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进民生，这里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时还要配合机制创新与转变。

在税收方面，笔者观察税制的改革可提炼出三个基本概念:

第一，结构性减税。从2011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减税中，最大的动作可能是增值税的“扩围”，以增值税来替换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中的营业税，好处就是减少原来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实际上就是减税，其目的是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和专业化细分，配合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目标。当然，这里面的问题还比较复杂：现在地方税体系没有形成，营业税一下子被增值税所替代，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矛盾可能会凸显，因此,需要谨慎把握、周全设计。另外，关于小企业、微型企业怎样更好地得到税收优惠问题，有关部门也会研讨。还有就是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的创新活动，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优惠待遇。

第二，税收要有减有升。最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工薪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从2011年9月1日起提高至3500元，同时其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的级次级距设计也得到了调整。未来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收入申报制度完善的同时加上收入综合的因素，不单是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工薪收入的代扣代缴比较简单有效，对于工薪收入之外其他的收入怎么综合进来，拢在一起按超额累进制进行征收，这需要在管理方面做很多研讨。笔者认为，最可能的是循序渐进，在一段时间里分步走，逐渐把现在的11种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安排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就是有减有升，所升的就是指综合进来以后，高收入阶层承担更高的税负，也符合收入再分配的“抽肥补瘦”原则，符合优化分配收入格局的要求。

第三，税收还应有结构性增税。如资源税改革，2010年下半年在西部地区已经实施,先是在新疆，之后已经扩大覆盖面到西部其他自治区和省份。现在还在等待一个时间窗口，也就是物价得到阶段性控制时，应再进一步扩大资源税改革的覆盖面。上游产品增加税收的压力，会传导到促使产业链中、下游各个方面节能降耗，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会被经济杠杆驱动去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手段。

另外，房地产调控方面，财产税的引入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框架建设问题。当前上海和重庆已经开始先行试点房产税。上海的特点是从增量入手，重庆的特点是把一些高端存量也纳入进来。这个改革刚刚运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总结经验。但是笔者深信这代表今后制度建设的方向。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不正面考虑建设财产税制度和合理构建地方税体系，是没有出路的。财产税制度建设第一个选项就是不动产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其正面效应是有助于构建地方财政体系的支柱财源。同时，它会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中小户型住房的供给，降低空置率，遏制疯炒的力量而减少泡沫。而且住大房、住豪宅、有多套房的富裕人群多缴税，也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

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我们可观察到一个重要动向。在国有资产管理这个概念之下，中央级的国有资本预算于2008年正式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制度成果方面有所表现：在预算管理框架下，已提高中央级一百多家特大型国企对于国库上缴资产收益的比重。另外，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也在比照中央，加强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管理。

上缴制度在渐进过程中目前可能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只能是划几个档次把上缴比重往上提，但远景上，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在国有经济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减少国有大型企业的数量，最后将央企归并为几十家，然后再分类，对各类企业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项法案。这种法案要清晰地规定这类或这个企业存在的理由，在运行过程中追求的是什么社会目标，所涉及的自然垄断和特许权是什么边界，应确立一些什么样的分配原则，同时说清楚资产收益上缴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决定，怎么样作动态的调整，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