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渐进过程中，“策略”“战略”“政策”等概念的交错叠合，遮蔽了统一战线从策略向战略的转变。把统一战线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发展。由此出发，它确立了各革命阶级(阶层)长期共存的合作关系，决定了未来国家的性质与组织形式，也拓宽了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关键词：统一战线；策略；战略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123-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有关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问题，却少有研究成果，且未能论及问题的本质。有鉴于此，笔者从梳理基本概念的内涵人手，提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发展，就在于把统一战线从党的策略手段上升到战略方针。认清这一本质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乃至党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策略、战略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渐进过程中，“策略”“战略”“政策”等概念的交错叠合，使得统一战线从“策略”向“战略”的转变，没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因之，厘清上述概念间的关系，是认清这一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策略是规定无产阶级在某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为实现相关路线而斗争。策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根据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各阶级态度以及主客观力量来决定斗争的手段、途径、形式和方法，使其最适合于某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策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列宁指出，“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战略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战略最主要的任务是根据革命目标、基本力量等内容，来研究决定战争全局的规律。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战略是无产阶级政党基于革命全局考量而制定的，关涉阶级关系与革命目标的长期的行动方针。

就策略与战略的关系而言，策略的目的是局部性的，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战斗的胜利，而战略的目的则是全局性的，是要研究革命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策略是短期的行动方针，战略是长期的行动方针。策略着眼于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的提出与转变，战略着眼于阶级力量、革命目标的布置与计划。策略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战略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简言之，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服务于战略的。

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相对于策略，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政策则不同，“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地牢固地赢得群众对政党的同情和信任。在相关文献里，“政策”与“策略”常常作为一组并列的概念来使用。譬如，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提出了“党为执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稍后，他又提出了在落后国家里，“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由此可见，“政策”与“战略”的内涵虽多有不同，但在上述语境中，“政策”实则具有“战略”的指向。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从“战略”向“政策”的转换，源于“政策”较之“战略”在舆论宣传与行动逻辑上，既便于理解，也易于操作，可以说，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成为党的总路线与总政策的一部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当其与“政策”连用时，就是把统一战线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表现在概念表述上，就是统一战线先后被称之为“策略”“战略”或“政策”。同时，因语境的不同，这三个概念又经常交错叠合在一起(详见下文)。由此导致人们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从“策略”向“战略”的转变。

二、作为策略的统一战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统一战线主要包括两个联盟。其中，无产阶级与以农民为代表的劳动者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列宁指出，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就是一种空想。也就是说，在马列经典作家看来，农民就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联盟。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上，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探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发展，还需从无产阶级与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非劳动者的联盟人手。

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原本是对抗性的。鉴于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利用矛盾为革命服务就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因。在马列经典作家看来，这种统一战线就是革命斗争的一种策略，正是在策略层面上，马克思指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当然，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作为策略的统一战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保卫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向所有属于其他各党派组织的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提出的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指导落后国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遇到了理论的困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是否“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等问题展开讨论，结果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同时指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

运动”。在此，所谓“革命性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在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能超越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传统定位。

梳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在党的创始阶段，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僵化教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在封建势力统治的中国，封建武装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共同的仇敌，由于弱小的无产阶级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所以无产阶级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只有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获得阶级生存所必需的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同时，作为策略的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牢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

作为策略的统一战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中间阶级的关系时，经常迷失方向。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在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与行动策略时，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成为革命的对象。“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策略导致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面临生存的绝境。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好与中间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理解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三、统一战线从策略向战略的转换

统一战线从策略向战略的转换，来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逐步深入。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民族矛盾的激化，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具体而言，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也就是说把“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至于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可能会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从革命策略的转变到“人民共和国”目标的提出，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虽还使用“策略”一词，但事实上，已经认识到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地位。

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后，由于敌对势力攻击这一口号是中共获取政权的行动“策略”，所谓“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过是玩弄政治手腕，而不是他们的实际政策。”此后，党的领导人在表述统一战线这一概念时，已明确改用“战略”或“政策”，以突出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日矛盾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共产党的政策，目前党的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到战略的高度，逐渐成为党内共识。1938年，党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分析“战略”与“策略”差异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指出，在抗战阶段，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主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了一个战略的改变”。

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确立后，党内部分干部一度存在怀疑与动摇心态。在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进攻，有些同志以为“统一战线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土地革命时代很快就要到来”。对此，张闻天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中国革命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只是为了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而不是为了分裂与破坏统一战线。在形势好转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形势逆转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我们的战略”。

此后，强调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成为党的一贯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政府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进入新时期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央多次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自觉地支持和做好党的统战工作。”

强调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并不妨碍统一战线运作过程中的策略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据客观形势进程中不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战略利益、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法，是服从和服务于统一战线战略的。具体而言，统一战线战略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对统一战线全局规律的认识，它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成为制定统一战线策略的依据。而统一战线策略只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对统一战线局部规律的认识，具有局部性、短期性、灵活性等特征，成为统一战线战略的具体体现。统一战线策略是实现统一战线战略的重要手段，统一战线战略是通过统一战线策略来逐步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统一战线执行过程中的策略运用当然不能改变它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如邓小平所言，“固然，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

四、确立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意义

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确立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革命阶级，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成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它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最广大人民，建构现代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石。具体而言：

(一)确立了各革命阶级(层)长期共存的合作关系

作为策略的统一战线，使得同盟者之间的联合只是获取权力的暂时的权宜之计。作为战略的统一战线使合作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由此出发，共产党和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有了全新的阐释，那就是从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转变为党领导下的长期合作关系。毛泽东指出，“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它是包括“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不同要求是可以调节的，通过调节，“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阶级合作要求政党要尊重被领导阶级的利益，“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946年秋，刘少奇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甚至通过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鼓励。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提倡劳资合作。这一点马克思是从未说过的。列宁说过一次，但也只是为了谴责这种行为。在一些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合作对工人的利益是一种背叛，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人和本国的资本家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我国的民族工业中，工人应该增加生产，资本家应该改善工人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够在同外国的竞争中生存。”阶级合作、长期共存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凝聚革命力量，建设新中国的基石。

进入新时期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正是从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出发，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其中增加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制度保障。

(二)决定了未来国家的性质与组织形式

各革命阶级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决定了未来国家的性质与组织形式。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同时，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担当革命领导阶级的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建构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既不同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无疑决定了新中国诞生后的政党关系与制度安排。1956年，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依托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具体而言，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同时，在共存的时段里，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且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为有益”。

正是基于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与此同时，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增加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1993年3月，根据中央的建议，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从而为坚持、完善和发展这项制度提供了宪法保障。

(三)拓宽了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对于革命党而言，大力发展党员，造成千百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直是其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但在革命初期，基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与统一战线策略对同盟者的防范，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片面强调阶级身份，所谓“积极的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拘泥于阶级标准的党员发展，使得早期组织发展陷入两难困境。强调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则组织发展缓慢；突击发展工人党员，则党组织的先进性难以体现。

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确立，无疑扩大了党阶级基础，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1935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在目前形势下，“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及至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已拥有300多万党员。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同样是基于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重申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党员是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由此可见，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不仅增强了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而且解决了新生社会阶层的入党问题，拓宽了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五、结语

就理论建构而言，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出发，马列经典作家把统一战线与革命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联系在一起。但各国革命均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生命力。统一战线从“策略”到“战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对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与革命前途的全新定位。它超越了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也超越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可谓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发展。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建构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使得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