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明

摘要：邹衍是先秦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人们认为他的思想诡诞华虚，是中国古代迷信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深究其源却能发现，邹衍的思想兼采儒、道等家，既对道家的自然现有所借鉴，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吸收。虽然其中也不乏怪诞之说，但其仍以致用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战国末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邹衍；儒家；道家；法家

中图分类号：B2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50-05

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学术史上所谓某家，必以某人为代表人物或以某书为代表著作，方可称之为“家”。阴阳五行思想虽由来甚久，但在战国以前只见于一些零星的记载。阴阳家究竟源于何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可见，阴阳家是来源于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羲和之官。从“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可以看出，阴阳家的产生又与“数术”之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盖数术家陈其数，而阴阳家明其义耳。”而胡适却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阴阳家流变的说法是刘歆伪造的。冯友兰则认为：“阴阳家者流，出于方士。古代贵族多养有巫祝术数专家。及贵族政治崩坏，此等专家，‘官失其守，遂流落民间，卖其技艺为生，即为方士。”可是，这既无代表人物又无代表著作，故难以成为独立的学派而存在。阴阳之为“家”始于邹衍，而且有的学者认为邹衍是“我国第一位历史哲学家”。

一、邹衍及其主要思想

据唐代人林宝所著的《元和姓纂》记载：“邹，子姓，宋愍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良纥，逐为邹氏。齐有邹衍，邹忌。”可见，邹姓出自采邑之名，邹衍乃是齐国人。由于文献记载不足，他的生卒年代众说纷纭。钱穆认为：“邹衍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公元前240。”胡适通过考证认为：邹衍生于齐威王七年，卒于齐襄王四年，即公元前350-公元前280。张岱年认为：邹衍生于公元前340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60年前后。蔡德贵则认为：邹衍约生于齐威王十七年，卒于齐王建五年，即公元前340-公元前260。孙开泰对前人的主张进行了考辨，提出了更加符合历史原貌的观点：邹衍约生于公元前324年，齐威王当政的33年左右，卒于约公元前250年，齐王建5年。

邹衍的著作颇丰，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诸子略》著录《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可是，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看不到关于邹衍作品的著录，可见，邹衍的著作已经遗失。但是，我们从现存典籍中所转述、征引的相关材料，仍可大体考见其主要的思想内容。

1五德终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从司马迁这段提纲挈领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邹衍认为五德终始说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五德转移的历史，并且在五德兴衰时还会出现各种“符应”现象。《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刘歆《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可见，在邹衍的政治思想中，政权的走向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转移的。

2大小九州的地理观。据《盐铁论·论邹》记载邹衍：“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各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川谷阻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中。”中国被称为赤县神州，神州内包含的即为“小九州”。而赤县神州之外又有所谓的“大九州”，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

3阴阳主运说。裴驷《史记集解》载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这里所说的“五行相次转用事”，“是说五行按相‘次的顺序转相用事。”即是说君主应该按照五行属性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日常起居与政务。

二、邹衍思想中的道家成分

邹衍和道家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邹衍即隶属于道家，“就广义言，阴阳家实即是道家，因为道是从本质言，阴阳是从历程言；道是玄学上所谓本体论，阴阳是玄学上所谓的宇宙论”，而且邹衍把“水德”作为新政权的替代者，也是源于道家对水的重视。

道家确实对水比较重视，《老子》中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之语。但是道家重视水，与邹衍的重视水德是有区别的。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提出过“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的政治主张，而身处北方的燕国属于水德，邹衍的水德说是为燕昭王称北帝服务的。然而，与“道”相比，“自然”似乎更是连接阴阳家与道家的纽带。首先，老子非常重视自然观念，在《老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大约出现过五次。有的地方也把道与自然联系到了一起，“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究竟为何意?孙以楷认为：“表达的是地天统一、天道统一以及天地人统一于道、统一于自然的理念。”可见，不仅仅是道，人也要取法于自然。老子为什么这么倾心于自然呢?孙以楷认为：“老子罢官后才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周礼的虚伪以及剥削制度的不合道，从而形成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观，并进而探讨自然天道，把无为而治的政治观植基于天道自然无为的基础上。”

而且《老子》中已有“天地”合用的记载：“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可见，老子认为人与自然相合可以滋养万物，就像张岂之所说的那样，“从总体上看。老子不是不要人文文化，他所理解的人文文化是基于‘道的一种自然主义文化，这和儒家的礼乐人文文化有所不同。老子不是不要创造，他要的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创造。”可见，“自然观念”在老子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庄子也非常重视自然观念，在《庄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大约出现了八次。庄子认为自然万物的变化是“道”之使然。“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而且庄子认为：自然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更为重要的是，在庄子所倡导的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可见，庄子也比较重视“自然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

自然哲学并不是要人们屈从于自然，做自然的奴隶，而是要把人们从自然界所获得的启示，运用于人生。”

最后，道家的自然观以人生和社会为主要落脚点，而邹衍理论中的自然观却着眼于政治。在诸多的历史典籍中，《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了一段关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螭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日：‘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日：‘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可见，邹氏的五德终始说把自然界的五行比附于政治，形成了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邹衍认为：历朝历代都有自己所契合和对应的五德中之一德，它决定着该朝代的兴衰。历史发展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循环往复的。政权转移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矛盾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

邹衍五德终始说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观”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虽然老子也谈无为而治，但其系统性不强，而且没有进一步地运用到政权建设当中去，而邹衍的“自然观”则将自然界中的五行与人世间的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用五行之间的克制关系来指导政权转移。可见，邹衍的政治自然观是对老庄人生自然观的一种发展与创新，邹氏的五德终始说同样有道家自然观的影子。

三、邹衍思想中的儒家成分

据《盐铁论·论儒》记载：“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可见，邹衍最初可能是习儒学的。顾颉刚就认为：“邹衍是齐色彩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冯友兰虽然认为阴阳家源于方士，但他同样认为儒家所自出之儒士与方士关系密切，“盖儒士为礼乐专家，而礼乐原来最大之用，在于丧祭。丧祭用巫祝，亦用礼乐专家，此二种人乃常在一处之同事。虽然后来儒家，如荀子等，将礼乐中之迷信成分，扫除净尽，而予之以新意义，新解释，然儒士原来所用之礼乐，其原来之意义，则与方士所见极近。”可见，阴阳家与儒家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孙开泰则明确指出：“邹衍在稷下学宫上学时的老师当是孟子去齐后留在稷下学宫的孟子学派的儒学后学。”从现存的典籍中，我们同样可以探寻到邹衍思想中的儒家成分。

首先，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可见，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此文以孟荀为主，仁义为线索。孟子荀卿主仁义者也，邹衍则始滥而终仁义。”邹衍的著作虽然遗失，但其思想主旨仍具有儒家“仁义”的成分。所以，顾颉刚才会说：“我很疑邹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其次，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评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邹衍的“五行”说究竟有什么联系?在帛简没有出土以前，顾颉刚认为：“《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邹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邹衍所造。”但是，荀子与孟子皆出身于稷下学宫，而且荀子距孟子之时不远，应该不会把孟子与邹衍混淆。而刘节的观点似乎更加的合理：“战国之时，齐鲁之学以孟氏为宗，而阴阳五行之说盛倡于邹衍辈，亦在齐鲁之间，与孟氏之学有关，故荀子讥之也。”

帛简出土以后，有的学者认为：“帛简《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重要内容，思孟学派吸纳了‘五行观念，本意似在于借助原始‘五行学说的影响，以‘五行来表达人的内在的道德本性。”李学勤则认为：子思五行说所依据的思想资料为《尚书·洪范》中的“五事”，即“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思孟学派将“五事”发展成为了“仁、义、礼、智、圣”。上述两种观点似乎都在否定思盂学派的“五行”说与邹衍的“五行”说之间的联系。但有的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公元前312年，齐宣王九年，邹衍约12岁的时候，孟子离开稷下学宫归邹。公元前309年，齐宣王12年，邹衍约15岁的时候，开始在稷下学宫学习。而且历史上确实有邹衍在稷下学宫学习的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所以说，邹衍很可能在稷下学宫学习到孟子所遗留下的儒学。更为重要的是，邹衍将自然界的五行直接比附于政治，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基础是很难办到的。这一理论基础就是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有区别。它是五行说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德领域里的五行。“这对邹衍将五行说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发展领域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无疑起了颇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再次，《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史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可见，邹衍认为：辩论的目的在于辩论的双方各有所得，辩论胜了“不失其所守”，辩论败了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争取做到“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事物都有所归属，不相冲突。邹衍这种“反辩”思想也与儒家类似。孔子就曾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荀子也是极为反对辩论的，他说：“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而且荀子认为名家的辩论之术毫无用处，他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可见，在对于辩论的态度上邹衍与孔子、荀子有相通之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老庄同样具有反辩的言论。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庄子说：“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这里所谓的“可不

可，然不然”即是指名家的辩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可见，在邹衍的思想中确实有儒道的成分。

最后，邹衍能够显于诸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五德终始说为未来的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理论依据。而五德终始说的直接服务对象则是燕昭王。战国中后期以后，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越演越烈，惨痛的战争教训已经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必须“定于一”，就像《吕氏春秋·谨听》所阐述的“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燕昭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他执政谦恭，礼贤下士，力图完成其称“北帝”的宏图大志。据《新书·胎教》记载：“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自齐魏至。”可见，邹衍见到了燕昭王的求贤政策也从齐国来到了燕国。邹衍曾是著名的稷下先生，燕昭王对他更是礼遇有加。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邹衍也没有辜负燕昭王的期望，以其自身的理论学识积极地为燕昭王的称“北帝”活动制造政治舆论。可见，邹衍的学说并不是像王充所说的那样“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扬雄所说的那样“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而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像吕思勉所说的那样，“邹子之学，非徒穷理，其意亦欲以致治也。”

邹衍这种积极和政治结合的致用思想与儒家具有一致性。任何一种思想主张只有和现实的政治活动相结合，进而形成为政权建设服务的政治思想才能为统治者所重视。儒家就积极地将自己的理论思想与政治活动相结合。孔子说：“其^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认识到，政治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对现实政治有高度使命感的贤人，而孔子对这种贤人有什么要求呢?他在回答鲁国贵族季康子的问题时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孔子认为执政者要道德高尚。在孔子的教育培养下，他的弟子大都“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可见，儒家的为政之道也是与现实政治充分地结合到了一起。

除了儒道两家，邹衍的思想同样具有法家的色彩。《汉书·严安传》引邹衍语：“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可见，邹衍认为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政策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变革。这与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可见，邹衍虽然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不仅仅是侈纵怪诞的，而是对儒、道、法等家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借鉴，进而形成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