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两会”之际，为了解社情民意，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开通微博，同时，新疆官方网站天山网携手腾讯网推出“我有问题问主席”栏目，几天内收到网友留言数以万计，有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破天荒”之举，在全国也不多见［1］。在随后召开的自治区研究网民留言专题会议上，张春贤指出，各地各部门都要重视网络，学会“网来网去”，适应新形势，用好新媒体，建立与群众沟通的平台机制，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使社会诉求有道，形成良性互动。随后，自治区各地市网络执政迅速提上日程。

“7·5”事件网络通信管制的阴影尚未完全褪去，为何新疆一方面“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控”，［2］一方面却开风气之先，在互联网执政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看似一收一放互相矛盾的两面，实则是矩阵困境与网络救赎的激化与胶着。本文从理论溯源、现实困境、救赎之道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为叙述更为详细，现实困境方面分为两个部分予以论述。

对于包括重大突发事件在内的集合行为产生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Smelser，Neil Joseph)提出了较为经典的一种解释，即“价值累加理论”。该理论认为，集合行为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因素的影响，即: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即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推衍式信念(即普遍情绪与共同信念)、触发因素或事件，参加者的行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前一因素是后一因素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