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

有些干部名义是在乡镇，实际上都被上级机关以借调、抽调的名义调走使用，而且一用就是若干年，有的纯粹就是挂名解决个级别，实际工作却是在上级机关，所以导致上级机关人浮于事、人员臃肿。

基层稳，天下安。在当前社会深层次矛盾突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重视基层，关注并审视基层干部。他们的现状如何？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怎样来解决？一列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

牢骚从何而来？

公务员加薪，尤以基层干部的呼声最为激烈。大批基层干部对于公务员工资争议极度敏感，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基层干部最大的牢骚来源。

工资可以说是大部分基层干部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当前基层干部在整个官员体系，是属于权小、事多、收入低的群体，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按照很多网友的说法，公务员工资再低，也比平民百姓要高，有什么不平衡的。

那么牢骚又到底从何而来？从笔者接触的不少基层干部来看，他们尤其关注工资收入。

一位资深的党委书记说，他从机关一名普通公务员下到乡镇任职，工作了3个乡镇，一步步熬到党委书记，至今也已经任职八九年了。谈起乡镇的辛酸苦辣，他感慨万千。

概括来说，大抵如下几点：一是乡官“权小责大”。也就是职能和权力几乎全部上收到县以上部门，可是责任却全部下放到乡镇。比如说煤矿安全生产，他所在的乡就有一个小煤窑，产量小、安全隐患大，应该属于关停范围。乡里多次给上面打报告，可矿主神通广大，仍弄到了许可证，至今仍是一大隐患。虽说现在没有出事，可邻近有个乡镇小煤矿出事故后，受处分的就是乡镇干部，县里的职能部门或副县长们却没事。

二是乡官“钱少事多”。也就是乡镇的财政几乎全部受制于县以上，基本处于无财政状态，可是事却要乡镇来办，所以不少乡镇成了“讨钱财政”。尤其是党委书记，中心工作就是找上级、找本乡在外的知名人士化缘，“讨钱”过日子。

三是乡官“老实吃亏”。这里把“三比”结合起来说明问题：一个是比工作内容。乡官从事的是具体的工作，必须直接面对群众，直接去处理、去落实，工作难度、辛苦度有目共睹；而县以上的官员大多是动嘴的。

第二个是比政治前途。乡官调到县以上部门，一般都会降格使用，而县以上部门，随便一个科员就可以直接当乡镇领导，而且几乎是坐飞机式的提拔。

最后一个是比经济待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工资收入，以去年实行的津补贴改革为例，从中央到省、市、到县，再到乡镇，标准是一级比一级降，而且一段时间还只是出台政策。有钱的单位就发，那些职能部门是不愁钱的，只愁没有政策，只是苦了乡官们。

四是乡官“战战兢兢”。一方面是对上“战战兢兢”，比如检查、考核、调研。再一方面就是对下也要“战战兢兢”，比如征地拆迁，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高压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如何把握？两方面都要把握好，否则是领导不高兴、群众也不高兴，实乃困难重重。

酒桌上的党委书记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喝酒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已经渗透进工作、社交当中，在不少地方，喝酒已经是生产力。

一位山区乡镇党委书记，年龄在40岁左右，已经在乡镇工作10多年，担任党委书记一年左右。谈起乡镇工作，有一点让他叫苦不迭，那就是“该死的酒文化”。

在他看来，在基层如果不喝酒，很多工作都寸步难行，至少是混得不咋地。他也曾想一次次从酒桌上解脱出来，然而，正如那句老话一样，“人在官场，身不由已”。

第一，为“工作”不得不喝酒，因为一个也不能得罪。一是上级的检查考核、视察调研一拨接一拨，基本上天天都会有，作为党委书记基本上都要陪，不陪就要得罪人。再一个是招商引资，陪企业老板喝，才能完成政绩。现在还有一个不正常现象，就是还得陪一些上访对象喝酒，特别是一些重要节日，目的就是和他们拉近距离，不让他们上访。

第二，为了“感情”不得不喝酒，因为很多工作靠的是平时联络出来的感情。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时候只要个人感情好，工作起来也就十分顺手，无论是对上、对下，都得如此，而喝酒是一个联络感情的纽带。一是陪同一些老同志喝酒，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再一个是陪同圈子里的领导、官员们喝酒，以备需要时好开口、好办事；还有就是本乡在外的知名人士，有官员、有大款，也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联络感情的，既希望他们在精神上支持，也寄望于物质上支持。

最后，为了“资金”不得不喝酒，因为不少项目、资金是需要争取的。现在的体制是上级掌握着项目和资金，于是，围绕那些职能部门的实权人，就要经常展开“酒”公关，以备项目、资金进帐。

那位乡镇书记一脸苦笑地说，我现在的确是“不差酒”，几乎餐餐有安排，天天有安排，只要我愿意参加，但很多时候根本由不得我。有这样几句话：陪上级喝酒，体现的是工作能力；陪下级喝酒，体现的是平易近人；陪朋友喝酒，体现的是豪爽仗义，还有帮下属陪客，体现的是对下属工作的重视。

忙人与闲人

和基层干部在一起交流，除了无职无权无钱之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不少乡镇主要负责人都曾和笔者谈起用人的苦恼：一方面是乡镇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人员、编制、财政几乎都在上面，而大量的工作任务却在下面，每一项工作都不能懈怠，因为都有考核指挥棒。而且现在的农村工作不比以往，群众也不比以往，工作难度明显增大。

而另一方面就是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总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干部。一是有能力的干部太少，大量有能力的被县以上机关调走了；二是基层干部受当前干部人事制度弊端的影响，积极性、主动性普遍偏低；另外就是有大量的闲散人员，这里面包括提拔无望的人、提前退职的人、靠关系而没有能力的人。

有位乡党委书记说，他们乡干部中从事工作最多的有十多项，天天忙得团团转，有党群、人大、工业、安全、综治、信访等；而有的干部什么事也没有，每天就是上午来点个到，然后就整天见不到人。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工资奖金也绝对不能少他一分。

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讲了三点：一是基层干部力量严重缺乏。大量的人才浪费、积压在县以上机关，像他所在乡镇，公务员编制不到25人，有些干部名义是在乡镇，实际上都被上级机关以借调、抽调的名义调走使用，而且一用就是若干年，有的纯粹就是挂名解决个级别，实际工作却是在上级机关，所以导致上级机关人浮于事、人员臃肿。

二是干部年龄的“一刀切”。在基层，40多岁的干部应该是相当适合的，相对年轻，又有经验，可是在干部的提拔上却因为年龄“一刀切”往往没有了机会，从而失去了动力。在干部制度的问题上，应该是不拘一格，谁有本事谁上。而现在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实际经验，群众工作能力相当欠缺。

三是干部考核体系不科学，没有建立能上能下、退出机制。现在只要是当上了公务员，就是进了保险箱，除了犯重大错误之外。由于没有制度的跟进，很多时候都是领导在承担，可谁又愿意个人去干得罪人的事呢？

据说有个乡镇为了管理干部，搞了个打卡机，凡是没有按时打卡的，一次扣5元。结果到年底一结账，有个干部要被扣去2000多元，他愤而砸了打卡机。此项政策就此而止，再也继续不下去。

这正应了一位领导的话，在基层，忙的忙死，玩的玩死。忙的人弄不好要挨批评、受处分，玩的人什么事也没有，稳坐钓鱼台。

在基层，40多岁的干部应该是相当适合的，相对年轻，又有经验，可是在干部的提拔上却因为年龄“一刀切”往往没有了机会，从而失去了动力。

事业单位干部的尴尬

在基层，事业单位无外乎以下几类：一类是以教育、卫生为主，大多数还是能够吃皇粮的，只是杯水车薪。再一类是以农业、水利、林业等为主的，有全额拨款，也有差额拨款，还有自收自支。另外还有文化、计生、城建、国土等一些事业单位，可谓纷繁复杂。

从一些基层事业单位干部身上，可以看到尴尬、失望与辛酸与之如影随形。

第一，身份限制，政治上提拔无望。自从公务员法出台之后，确定了“凡进必考”原则，一些事业单位干部的政治前途从此关上了大门。主要原因在于年龄偏大、理论考试没有优势。在原来的规则里，他们这批干部是可以通过直接提拔解决公务员的，现在这条路基本上是不通了。因为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基本上要求是35岁以下甚至是30岁、25岁以下，加上庞大的大学生公考大军，他们更是没有了优势。

第二，轮番折腾，改革上不知去向。这些年，乡镇经过了几次大的改革，每次都会拿事业单位开刀，而且还常常在一些部门进行此类改革。每次改革的结果就是“收和放”，有职能、有油水的事业单位有人管、有人要，而且还上收到县以上部门，比如国土、动防等；没有职能、没有油水的事业单位就会像包袱一样被抛出去，自生自灭，像农科等。

第三，进口不严，人员上极度膨胀。虽说每一次改革，事业单位干部的数字似乎在精简，实际上改革之后，人员都在膨胀。由于现在的事业单位还没有严格实行“凡进必考”制度，而且即使考也存在很大的暗箱操作，于是，事业单位成了一些地方“官二代”的最后一道末班车，不少近亲人员纷纷繁殖。

最后，人编分离，人才浪费和隐患很大。在基层事业单位，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些事业单位有编制的干部、职工数和实际上班的人员数存在很大差别，比如某乡镇一农业站所，上班的只有20人左右，而在编的人员却有50多人，另外的人要么是停薪留职、自谋职业，要么是轮岗等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都是个大问题。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基层事业单位干部们的真实生存状态。真实地记录这种状态，不是要放大基层干部的叹息，而是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并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