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对于当代中国纪录片人来说，最需要的是去感应自身的文化诉求，去聆听来自血管里的声音。与其费尽心机去揣摩西方标准，不如抛弃功利目的，天真烂漫地绽放自我。”

观念：曾经抚摩过你肩头的那片树叶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中国大陆纪录片如同野草一样四处蔓延、如同竹子一样拔节成长的十年。这个十年的纪录片产量不仅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甚至很有可能超过1949年以后四十年的总和。

我拍纪录片起步较晚，但非常有幸见证、参与了新世纪十年的纪录片旅程。从个人的创作经历切入，不乏尴尬与酸楚，但或许更能接近纪录片人所普遍崇奉的事实与本真。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苏州，主要从事枯燥乏味的科教片、新闻片的制作。那个时候的纪录片观念完全停留在画面加解说的专题片时代，拍摄完全不关注同期声，视听语言也是教材上的陈词滥调。当时的《文汇电影时报》（1999年停刊）为我敞开了一扇窗口，上面有一些介绍当下纪录片的文章，我就是从那份报纸，开始知道《八廓南街十六号》（段锦川）、《阴阳》（康健宁）等纪录片作品。那个时期的推介文章里，吴文光很明确地反对摆拍，反对解说；纪录片人参加放映交流时，第一句话往往都喜欢这样标榜：没有一个镜头是假的。在某种程度上，那些纯粹通过文字转述的纪录片，在普通观众心目中宣扬了某种新的美学观和价值观。

2000年，我来到北京读研，观摩了大量经典纪录片作品，包括美国纪录片导演梅索斯兄弟的《推销员》、怀斯曼的《法律与秩序》等，开始参加实践社的一些放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