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瑶

正如在当下中国，之所以会有“剩女”的话题，正是因為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女人在婚姻中是幸福的”价值前设，却完全没有人关注“女人自由的权利”，即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权利，而她只有在拥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才有进一步探讨幸福的可能。

1971年，“文革”闹了五年，没有画展， 《第二性》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试图在上下两册百万字的篇幅里，讨论“关于女人的问题”。她在前言里写道：“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女人”、“另一个问题，整部历史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将如何自我实现？” 用时下嘲弄哲学的说法，她确实是想讨论“女人是谁？女人从哪儿来?女人向哪儿去？”三个哲学的根本问题。

若要回答关于女人的哲学问题，就不可能规避关于男人的历史问题。波伏瓦也在前言里颇为无奈地写道:“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没有特殊性。”这句话不难理解，譬如我们从没听说过“男作家”、“男市长”之类的称法，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是不需要去特意论证的，是不证自明的——他们拥有绝对的、不需言说的身份特权。而这种特权以及随之带来的属于男人的傲慢，也曾使得属于智力精英阶层的波伏瓦本人深受困扰，面对在与男人的争论中，受到“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的类似于宽宥的开脱，她只能说：“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

千百年来，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共识中，“女人”的概念是相较于“男人”而言的，而吊诡的是，“男人”并不需要相较于“女人”确定并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