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远

在北京出差，客户晚上热情地派车送我去机场。我站在他们车库前一看，里面一水的崭新黑色轿车。在车上我问司机，你们一共有多少这样的车？他说十八辆。一个不大的单位有这么多公车，老实说有些让人吃惊。司机一脸苦笑地告诉我，因为北京限行呀，尾号是每个数字的车，每一周都必须有一个工作日是上不了路的，所以只好多买车将牌照的号码一一错开。

据说开始摇号以后，套牌的事件就增多，更有甚者，年届六旬的老太太开始学车了——因为一家多有一本驾照参与摇号，就可以增加一份中签的概率。听来有些哭笑不得。当一个合理需求得不到正常渠道满足时，人们变着法用非正常手段去实现，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我们政策出台时，没有考虑那些本来合理的需求——我们要的是期待中的结果，比如车少、治堵，而至于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而扭曲、压制了的合理需求，似乎政策制訂者早已“习惯性漠视”。需求不能正常释放，只好畸形释放，但这种释放往往更危险，代价更大。

经济学上有个“社会效益净损失”的概念，意思是如果某个市场变化以后，市场各参与主体所获得的效用总体是减少了，就是社会效益净损失了。有益的市场行为，会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但某些政策却实证了一把“社会效益净损失”。限行政策出台前，政府是否考虑到，北京本来就这么多人要出行，公交系统也没发生质的飞跃？

还是那个司机告诉我，北京的问题是公务车太多，而部委全在二环以内，所以五湖四海来的车全往二环里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