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杂志

【松绑，广东降低社会组织成立门槛】明年7月起，在广东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无需经前置审批和挂靠，就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了。“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要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

刘瑜没有自下而上社会力量的积蓄、公民社会的培养、价值观念的变化，自上而下的变革的确可能是换汤不换药。从这个角度看，重要的不是是否民主化或何时民主化，而是怎样民主化。我始终认为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在拖社会后腿，一只脚始终不动的话，另一只脚也不可能迈出去太远。

王晓渔一位民企驻非洲高管，发誓一年后回国，但很多年过去了，他却不想回国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天到卢旺达，站在路边。开过来的车停下来等在他旁边，后面的车不断停下来，没人按喇叭但在他身边排队，都在等他过马路。他终于明白，即便在卢旺达，人们接受的也是文明教育。

贺卫方【新闻发言人】他或她不应该是新闻遮蔽人。虽然任何政治都不免阴谋和权术，但民主国家之政治需要基本的公开，发言人的作用在于代表官方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不实传言。如果发言人缺乏基本的诚实，可以反证一国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性质。另外，发言人不能取代领导人，后者需要经常直面媒体与国民。

张颐武知识分子现在的议题，都还是80年代的延续，实际上对于当下的解释力很弱，黏着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上，吸引力有限。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提出的对于中国未来的判断，几乎没有起码的解释力。我还记得许多说得像真的一样的话都根本不靠谱。如何真看到中国现实的丰富是挑战。

金融家微博吴敬琏：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不知道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

叶青“三公”经费公开前后，应有审计和监督。公开仅是起点，有效的审计、监督才是公正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三公”公开真正走向法制化、常态化。中央机关的公车总费用不包括司机费用。希望明年公开公车费用时能够改正这个失误，否则，“三公”数字会“被降低”。

浙江之声年末的一个月中，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而今年，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学者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寄望于《预算法》的修改。不过，这部法律一直命运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