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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治水地图

2011-05-18编辑于翔汉

中国三峡 2011年2期
关键词:惠州西湖苏轼

文/任 红 编辑/于翔汉

苏东坡中年布衣塑像 摄影/张惠宾/CFP

谈到苏轼,林语堂说: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此外,苏轼还是个治水者。林语堂戏说苏轼大概是天生的火命,为官时日,不是在治水,便是在抗旱。在苏轼一生不断的变迁、流放之间,他还见缝插针地完成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水利大事。

从徐州的黄楼,到浙江的西湖,苏轼从来不曾是一个庸吏。他改变,创新,做能力范围最出色的事。

苏轼是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富弼同时代的人,他却丝毫不为这些北宋夜空中的熠熠星芒所遮掩,甚至是其中最亮的那颗。

徐州:太守安澜事 平地起黄楼

即使才华横溢如苏东坡,他真正的政治生涯也是从四十岁开始的。这是距离嘉佑元年科举中第、皇帝欣喜地说为自己的儿子储备下了两个宰相之时,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时光。苏轼从懵懂热情而又桀骜不驯的少年,到四十岁的老成持重但尤不改赤子之心,时光的刻刀显得尤其锋利。

正如林语堂所说,这是苏轼“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他再不是一个无法施展拳脚的陪衬小吏了。

熙宁十年(1077年),政局呈现云谲波诡的势态。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已经先后去势,王安石复相又罢相,没有人能预知朝廷的未来。这一年,苏轼被委派任徐州太守。

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激流。苏轼到任后的第三个月,黄河决口。“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黄河夺泗入淮,很快抵达了徐州城。

过去,王安石曾经派人疏浚黄河河道,耗资五百万缗,却无功而返,工程负责人也畏罪自杀。现在,黄河在徐州北约五十里的澶州曹村决口,水势蔓延几百公里,到徐州时为城边的高山所阻,继续上涨。到九月,水深高出城中平地丈余。城中人惊恐万状,富商巨贾都想逃离。苏轼在城门口晓以大义,安定民心:“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古城墙日久年深,到处渗水。苏轼几十天住在工棚里,监督城池的修复。他一边组织百姓堵柴草,一边加固城防。苏轼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趾,长九百八十丈,高一丈,阔倍;公私船数百以风浪不敢行,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而完成这项工程,则需要数千人。

无奈之下,苏轼连夜涉水赶往武卫营禁军,征得援手。在北宋,禁军为皇帝直接指挥,州官无权征调。卒长为苏轼的奋不顾身所打动,慨然领命:“太守尤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洪水威胁徐州四十五天退去。黄河重归故道。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

水退后,苏轼对临时的堤防顾虑重重,为徐州日后的万全,他立即赴城东北查勘荆山下的沟河,尽力筹划改造,兴建一座石头大堤。

在给朝廷的奏章上,他附了详细的数字说明,请求拨款,却什么都没等到。

于是,苏轼继续变通、妥协,修改原定计划,以木堤代替石堤。次年二月,朝廷给苏轼下拨三万贯钱,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完成他的木堤计划。

这一年,戏马台的危房霸王厅被拆除,木料用于黄楼防洪工程的建设。皇帝也对苏轼的成就颁圣旨嘉许。后人为了缅怀苏轼,还把他带领民众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

在外围城墙,苏轼建了一座一百尺的楼,以志纪念。因中国五行中黄代表土,土能克水,故名黄楼。黄楼一词后来成为苏轼在徐州所做的诗歌总集的名字,正如他在密州所建的超然台成为他在密州所著诗歌总集的名字。

杭州:坐陈三策本人谋 唯留一诺待我画

因乌台诗案,苏轼成为囚徒。政敌极想置他于死地绝不给翻身的机会,所以牵连的人也特别的多。

这是苏轼一生最灰暗的日子。之后他脱离冤狱,以贬官的身份被流放,也因为躬耕于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后来,他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受到太后的信任,成为君主的老师。这沉沉浮浮的升迁,就如同无聊的上帝在戏耍。

司马光也回到了朝廷。虽然与苏轼的政见不合,但司马光是个极其正直的人。司马光去世后,朝堂的苏轼被目为蜀党的领袖,不免会遭遇来自他党的嫉恨。甚至,苏轼的皇帝学生在亲政之后,也很快同自己昔日的老师翻了脸,送他到更遥远的流放地。这是后话。

那些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几乎没有自卫的能力。于是,苏轼请求辞职或者外放。

游客正走进位于海南儋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坡书院参观。 摄影/彭桐/CFP

元佑四年,朝廷任命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时年五十二岁。元佑六年,期届满,苏轼请求续任。

杭州是故地。苏轼三十四岁时,曾任杭州通判。那时候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他目睹百姓在丰收年月仍需逃徙,便对这新政产生了根本的质疑,并在自己辖区内做起了公然的对抗。

这些冒失的行动,后来让他吃尽苦头,却临时地保全了人民。面对这些流离的场景,苏轼是痛苦的,他无奈地游走于山林、庙宇和衙门之间,与歌妓、僧尼和诗歌为伴。

海南省儋州市东坡书院,东坡居士笠屐铜像矗立在花草丛中。 摄影/古月/CFP

也是在此时,他进行了杭州水利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调查,并确定了疏浚六井以疏浚西湖的工程方案。十八年后,他将重新回到这里,继续他未完的工程。

杭州太守苏轼在他的任期完成了六井的修复、茅山河与盐桥河的疏浚、西湖的整治。而因为调任,钱塘江石门未能实施。此即所谓,“坐陈三策本人谋,唯留一诺待我画”。

杭州建于隋朝,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由于毗邻大海,“其水苦恶”。唐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曾开凿六井,引西湖水饮用。后历代疏浚。在宋仁宗时,还增凿沈公井。苏轼任通判时,沈公井已不能用,“六井亦几于废”,他便和太守陈襄重修六井。次年大旱,百姓却无缺水之虞,“汲水皆颂佛”。

十八年后,苏轼发现这西湖底有一种水生植物,根在泥里纠缠生长,令湖床上升,湖水变迁,竹筒引水管极易损坏,要经常更换,且不易维修,于是使用瓦筒代替,为以石槽围裹,使“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水既足用,永无坏埋”。同时,又开辟新井,扩大供水范围,使得“西湖甘水殆遍全城”。

杭州城内有两条大河,即茅山河与盐桥河。因江河相混,江潮挟带的大量泥沙倒灌淤积到河内,令“房廊居舍,作践狼藉,苑囿隙地,例成丘阜”。苏轼亲自勘察了两河淤塞的情况,测量运河的高度。他调集江兵和厢兵,耗时半年,疏浚河道。又在串联两河的支流上加修一闸,使江潮先入茅山河,待潮平水清后,再开闸放清水,汇入盐桥河。则此举可保证主航道不被淤塞。茅山河作为沉沙池,定时开浚。

苏堤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将它命名为苏堤。 摄影/Billon/CFP

从此,“江潮不复入市”。加之,涌金门设堰引西湖水补给,杭州城水利系统逐步完善。

西湖是杭州的眉目,观光者必往的胜地。但北宋时期,西湖年久失修,密布葑草。在苏轼任太守时期,“湖田葑田积二十五万丈,而水无几”。

百姓叹道:“十年以来,水浅葑生,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乃向哲宗上奏,从饮用水、灌溉、航运、酿酒增加税收等理由说明了西湖的不可废弃。而他的第一个理由,却是一个佛教的理由,即如不治理,则湖中的鱼类必要遭殃。

苏轼取淤泥、葑草直线堆在湖中,然后筑起一座南北贯通的长堤,堤上植芙蓉、杨柳,筑六桥、九亭。但这样善良的意图也会遭到政敌的攻讦,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以事游观”,“于公于私,两无利益”。

这条堤,也被称为苏堤。与三百年前的白居易所筑白堤相映生辉。

黄仁宇提到西湖,把他们两个相提并论,说:“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有其用心设计之奥妙,虽说两人同在西湖出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环境之保养与生态学则已胜过一般官吏。”

苏轼还设“开湖司”,负责西湖的整治和疏浚事务。为了让湖中不再生葑草,苏轼把沿岸部分开垦出让出来给农民种菱角。农民则必须在自己的地段按时除草。苏轼向中书省上书,请求务必将这项税收专用于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苏轼又试验更庞大的水利工程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的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这些计划因为被召还京未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细说明。

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座浮山岛。江流与海水受阻于此岛,而形成极其危险的旋窝。这里沙洲时隐时现,航行者难以辨识水道何处,每年都会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苏轼则想将钱塘江引入一条新水道,水深足供航行,筑4.25里的一座石堤,在山下钻611尺的隧道。此计划预计投资十五万贯,用工三千,耗时两年。

但苏轼必须离开杭州了。他的下一站,在颍州。

颍州:到官十日来 九日河之湄

元佑六年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外任颍州。在为期半年的时间内,苏轼在颍州水利上做了三件大事。

位于四川的苏东坡和结发之妻王弗的塑像摄影/hyh/CFP

苏轼初来颍州,当地官员正在计划在陈州境内修一条八丈沟来缓解本地的水患。苏轼看出这项计划的漏洞,迅速在两个月之内取得了确定的水文资料:淮河泛涨的水位,高于八丈沟上游8尺5寸,“其势必须从八丈沟内逆流而上,行三百里与地面平而后止”。

如此说来,则八丈沟的开挖非但不能缓解陈州水患,上下游来水势必还会在颍州横流,从而加重颍州的困境。苏轼还重新核算了开挖八丈沟的经费,发现37万贯石钱米及18万民夫,“全未是实数”,乃上报哲宗,叫停项目,避免了劳民伤财的错误举措。

阻止了八丈沟的开挖之后,苏轼便转向了清河的疏浚。

他在沿河修筑了三座水闸,又在上游开了一条清沟,修建了一座名曰清波塘的小水库。工程告竣后,颍州西南地表水大可泄,小可蓄,通航之外,还能灌溉沿河两岸六十里的农田。清河工程乃罢,苏轼又疏浚了颍州西湖。

苏轼自己在诗歌《泛颍》里面唱道:“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岭南: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元佑八年,皇太后去世。绍圣元年,幼主亲政,章停拜相。这个恶名昭彰的权臣玩弄一个十八岁的懵懂少年,该是多么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一时间,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稠如密雨。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宰相在坟墓里削位降级,家产被抄没,子孙的官位俸禄被取消,牌坊被拆除,碑文被磨平,甚至还有人建议要焚毁《资治通鉴》(幸而这部通史因是皇帝父亲的作序被挽救了)。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流放,刘安世被流放,苏门四学士被流放,苏辙被罢黜,苏轼被贬谪……这个名单还很长,史称“元佑党人”。

苏轼是被贬谪到岭南的第一人。

惠州很美,亚热带的风物自然与中原不同;惠州民风淳朴,吏民都与他为善。邻家娘子爱家酿,还常常赊酒于他。苏轼在垂钓、沽酒的闲逸中,却无法忽视政府的恶行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平。

他现在没有官职了,但是他还是个热心公益的好公民。他甚至在这看似无法施展的位置上,为惠州的水利做了两件事。他协同几位惠州的首脑为惠州建了两座桥,一座在河上,一座在惠州湖上,为此他慷慨的弟妇还捐出了很多的钱。

惠州城只有一座好井,供官家使用。因此,惠州人的城市饮用水很成问题,造成了疫病流行。苏轼便约了一位相知的道士,设计了一套引山泉进惠州的系统。

这股山泉在去广州七里的蒲涧山,水质良好。苏轼向太守王古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在山泉处建一座石头水库,用五根引水管将水引入惠州的另一座石头水库。引水管可采用惠州盛产的大竹管,接口处用麻绳敷紧,外涂厚漆防水。每一段竹管开一小孔,用竹撅堵上,以方便水流不通的时候检视。这样的大竹管大约需要一万根,并定期更新维护,还要做好专人管理和竹管的资源储备。但这位亲厚苏轼的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被革职了。

宰相章停还是不想放过苏轼,如今又要把苏轼流放到遥远的琼州。在乡间,苏轼看见当地百姓多取池塘中水饮用,不少人因此染病。于是,他说服乡民一同掘一口井,将井水作为饮用水。

此后,人们便少患疫病了。消息传开,百姓争相效仿,掘井蔚然成风。而苏轼亲手开挖的第一口井,也被百姓称为“东坡井”。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海南儋县的东坡书院看到这口井的遗迹。

元符三年,哲宗去世,二十四岁。他御宇的六年,戕害了无数的良臣,无视冻馁的百姓,留下一个混乱的国家。这个王朝的寿数将尽。

徽宗即位,苏轼被特赦。他上路北返,但是他再也赶不回他的京都。他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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