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以端 成有子 编辑/陈 陆

江西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即景 摄影/段长征/CFP

唐宋君王非寡恩

到了宋代，贬黜官员被流放的地点越来越远了，同属岭南地区，宋代安置贬官大多都集中在琼崖，也就是所谓的天涯海角了。

在中国历史中，唐、宋两代怎么说，也都是值得炫耀和骄傲的朝代。在这两个朝代里，边远的岭南接纳了被朝廷放逐、从主流社会退出的失意政客和名人。而作为当时的蛮荒之地的岭南来说，这些被流放到岭南的名人，带来当时鼎盛时期的中原文化，对岭南的人文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当政者和当事人都没想到的结果。

这个奇特的传播渠道，也令人有些啼笑皆非。

从历史演绎出来的事实看，做官的文人被贬到蛮荒之地，其文化影响力，往往能够奠定地域文化，甚至影响到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这些著名迁客逐臣的文化名人效应，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这些流人来到珠江流域，对地方上的人文文化起到了深远影响。这些来自中原文化的精英人物，对传播先进文化，对本土学子的示范效应，都是十分可贵且难得的。

于是，历史出现了这样独特的景象：一些著名人物的失意落魄，成就了一方土地上的文化发展。

在海口府城的五公祠里，有这样一幅楹联：

唐宋君王非寡恩，

琼崖百姓有奇缘。

这幅楹联不但表达了琼崖民众对朝廷和流放者两者的态度，其中的含义更是意味深长。

这是站在大历史观的看法，说得好，也真切。

黄庭坚：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宜州地处岭南西北一隅，虽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已经建制，是岭南建县较早的地方之一。但是，由于此前宜州一直与文化名人没有什么缘分，名不见经传，外面没有什么人知道它，自然说不上有多少知名度。可是，自从黄庭坚来到宜州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原的人们终于知道岭南有座宜州城了。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一生创作的传世诗歌作品有1800余首，开创了“江西诗派”。他的书法师宗晋唐大家，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成为一代书法宗师。

23岁的黄庭坚于治平四年（1067年）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

崇宁二年十一月，他被陈举为泄私愤而迎合李清照家公赵挺之，罗织他在《承天院塔记》中“幸灾谤国”的罪名，将他流放到宜州除名羁管。

年近花甲的黄庭坚以戴罪之身来到宜州。黄庭坚虽然落魄宜州，但他在艺术领域里却纵横驰骋，创作出众多佳作。

他在《虞美人·宜州见梅作》中写道：“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他还在《南乡子·作于崇宁四年九月重阳日》中吟道：“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地以人名，黄庭坚在宜州的许多诗作，迅速飞出岭南，飞向大江南北，一时间，文人雅士都以得吟诵这些千古绝唱而大解胸块。宜州知名度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地提高了。

黄庭坚平易近人，乐于助人。黄庭坚来到宜州，老百姓请求帮忙看看病、写写字，他都十分乐意。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原地区的读书、科举之风也一并带到了宜州。他在宜州开馆讲学，开了宜州读书之风气，使宜州的名声在岭南显扬开来。人们又十分敬重他的人品和书品。

有个叫俞若著的宜州人，就一直为黄庭坚料理生活，对他十分恭敬。俞若著还派他的两个儿子经常陪伴黄庭坚，无微不至地关怀黄庭坚。

有一天，俞若著对黄庭坚说：“先生不愧东都党锢诸贤，请书《范滂传》于壁。”黄庭坚沉默地想了一会儿，就挥毫疾书，一气呵成，全篇共有1110多字，仅仅误差两个字。《范滂传》用笔紧峭圆通，结体筋脉舒展，变化多端，是中国书法领域中的瑰宝和珍品。

黄庭坚纪念馆重点体现“黄庭坚”文化。 摄影/段长征/CFP

黄庭坚把他最璀璨的艺术之花留在了宜州，大大提高了宜州的知名度。今天的宜州名重岭南，除了地理位置的重要、得天独厚的丰饶物产外，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黄庭坚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宜州度过的。

宜州人对待黄庭坚也十分友善。首先是宜州太守党明远，就常常隔三差五地去看望黄庭坚。党明远每次去看望黄庭坚，总不忘给他送去一枝含笑花。太守对黄庭坚的感情是用暗香浮动的含笑花来表达的。

如果说，党明远还多少有些朝廷禁忌的话，那么宜州的老百姓压根儿就不管朝廷政治斗争的险恶了。他们处处关心诗人，经常给他送去吃的东西，如米、鱼、鹅、羊等食物，还有自酿的特产土酒。黄庭坚有心脏病，他又懂医道，平时是不喝酒的。但是，宜州寻常百姓酒的醇香使他激动不已，忍不住“举杯邀明月”，“平生个里愿杯深”。他喝醉了，就躺在狭窄的南楼上，听着淅淅的秋雨声，不禁将双脚伸出去淋雨，连声说：“平生无此快也！”

就是那次痛饮后不几天，这位一代文化巨人溘然而逝，崇宁四年（1105年）9月30日在南楼病逝，终年61岁。

黄庭坚逝世后，一时间朝廷上下沸沸扬扬，普天下都知道岭南有个宜州城。

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把他归葬于江西修水县双井祖坟的西面。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朝廷追封黄庭坚为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殁后数十年，宜州太守韩壁建造了一座“山谷祠”，用来纪念他、祭祀他。从此，许多文人墨客也从全国各地前往宜州凭吊他，追寻他的足迹。至今，黄庭坚的许多嘉言懿行在宜州还是有口皆碑，被人们津津乐道。

黄庭坚书法以4.368亿元之巨，创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摄影/袁艺/CFP

苏轼：不辞长作岭南人

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坛泰斗，苏轼学问文章，名满天下。

苏轼，（1037—1101年），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东坡一生先后三次遭贬。第一次是发落在黄州，第二次是贬到了岭南的惠州，最后一次是海南岛的儋州。

惠州、儋州，在历史上都属于岭南属地。由此可见，苏东坡与岭南缘分不浅。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东坡游金山寺时，写《自题金山画像》一诗，抒写自己一生的贬谪生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可见，岭南在东坡一生之中的位置。

惠州西湖，原名丰湖。由于它富有“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湖水又可灌田数百顷，给当地居民带来丰裕的收获，故称丰湖。至于西湖，它是由苏东坡南来而得名的。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章恬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便因“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

苏东坡塑像立于树林掩映之中 摄影/张惠宾/CFP

苏东坡在惠州居留的三年间，史料称之“东坡居惠，勇于为义”，他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杂居市内，对老百姓有干扰，建议建兵营三百座。他对西湖的建设颇为热心：为了修筑“苏堤”和“六如亭”，连身上的犀带也捐献了；还捐出大内赏赐的钱和黄金，资助道士邓守安建筑东新桥，资助和尚希固建筑西新桥和大堤。更难得的是，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因此，到西桥竣工之日，他与全城父老共同庆祝，尽情欢宴了三日。

寓惠期间，苏东坡虽无实权，但仍上下奔走，为民做了许多好事。苏东坡请准改税赋为“钱米两便”，解决了老百姓缺钱的困难；协助做好博罗大火的善后工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秧马”“水碓”；经常施医赠药，解除百姓的疾病痛苦。

苏东坡还遍游惠州，屐痕所至，光彩顿生。凡有诗句出处，皆成一景。他用锦绣文字点亮了惠州的精魂。他关注民生的亲民思想和勤于实践的世界观，自成大家的诗词、书画艺术乃至饮食艺术，在惠州影响甚深。

惠州对于苏东坡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在杭州西湖上初识朝云，写下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20多年后，朝云在惠州病逝，他又将“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哀思，永远留在西湖六如亭的楹联上。惠州西湖因苏东坡而与杭州西湖齐名，惠州的人文历史，也因苏东坡的这段奇缘平添了一份凄怆的独特气质。

在惠州的最后3个月，苏东坡一度断了北归的念头。他买地白鹤峰，修“思无邪斋”，建“德有邻堂”，凿水井，和翟夫子、林婆等邻居亲善往来。白鹤峰在清代一度发展为东坡祠，现存东坡井和东坡亭。

寓惠期间，苏东坡写下了100多首诗词。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成为流芳千古的名句。

东坡酿造的“罗浮春”和“岭南万户春”酒，汲江煎茶的心得乃至首创的“盘游饭”（煲仔饭）、“谷董羹”（惠州火锅），已成为惠州文化底蕴的组成部分。

苏东坡在惠州住了三年，据说，因为他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传到当朝相国章恬耳里，章恬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闲适了，便将他再贬至海南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下令将苏东坡贬到海南儋州。已经62岁的苏轼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贬所儋州。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海南岛孤悬海外，谓之“天涯海角”。

起初，东坡在官府租了一间房子暂避风雨，没几天被政敌知道后，下令把东坡逐出官舍。苏轼写到自己当年的惨景：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

尽管面对厄运，苏轼却能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并与海南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当地的黎族同胞在城南的槟榔林中为苏轼盖了一间草房，为其遮风避雨，苏轼称其为“槟榔庵”，心存感激。当地百姓还为苏轼送来食物和粗布，供其饱肚御寒。每年腊月二十三是当地百姓的祭灶日。他们在拜过神灵之后就把祭肉送给苏轼。

正是因为有当地民众的关怀和帮助，苏轼才能平安地度过贬黜的岁月。

东坡先生也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当地民众，居儋期间，东坡先生见当地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亲们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塘水的习惯。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轼居儋州时对当地人的迷信，民族关系，生产劳动习俗等都曾做过积极的影响。通过他的倡导，身体力行而改变了当地人的陋习。苏轼居儋州时，恶疾流行，而人民又缺少医药的知识，通常是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为改变当地人的这种陋习，苏轼对药物进行了研究，并为百姓开方治病，还曾专门向居住在广州城的友人索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鼓，为民治病，自此以后，当地百姓纷纷种黑豆，至今仍称为“东坡黑豆”。

苏轼不仅改变了海南人的生活习惯，还积极地改进了海南人的生产劳动习惯。苏轼在《劝和农六首》诗中，劝说黎族同胞改变“不麦不稷”的状况，“改变朝射夜逐”这种单纯狩猎的生产习惯，重视农耕，改进工具，垦荒种植，这样就会“其福永久”。

苏轼还在儋州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料记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地考上了功名，单宋一代，海南历史共出十二位进士，“蛮荒之地”人才辈出。

东坡书院环境清幽摄影/张强/CFP

上：三苏园位于河南省郏县县城西北距县城23公里的小峨眉山下，是宋代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葬地。摄影/滨海之光/CFP

下：北海，传说为苏东坡亲自所挖的东坡井。摄影/桂鹰/CFP

后人有评价说，苏东坡谪居儋州，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苏轼作为海南文化的启蒙者，对海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标琼海之先声”的重大贡献。

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离开了生活三年之久的海南岛。临行时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诗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东坡先生将海南岛的生活视作生平最为奇绝的经历，而海南人民却有另一种记忆，在现今儋州中和镇的东坡书院里，有这样一幅楹联:

灵秀毓峨眉，纵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

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流人文化的价值

珠江流域的人文文化，在唐宋两朝有长足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与唐宋两朝被流放到此的流人们有着直接关系。

这些被流放到珠江流域的名人大家，不管是怎样的原因，他们的到来，带来当时鼎盛时期的中原文化，对珠江流域的人文文化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起初，作为被贬流放的人，一路风尘走到流放之所，那颗饱经沧桑的心灵疲惫了，一脸的尘土，一身布衣，满目的异乡景致，可以想见，这些来自京城主流社会的达官显贵，身处异乡，该是怎样的心态啊！

“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这是大唐丞相李德裕被贬黜琼崖途中的感叹，也是被贬黜之人的共同心境。

但是，这些失意人很快就发现，异乡的风物人情，远不是他们来之前想象的那么糟糕。从众多贬官流人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先前忧虑甚至恐惧，与后来的安然和平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作为被流放到珠江流域的流人，其独特的身份、心态通过当时的诗文和生活表现出来。又因为他们独特的身份，这些特定环境和心态下的生活状态，对当地的文化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些遭遇坎坷的政治家们，历经变故，体验世态炎凉，肯定是较之以往更理性，也更睿智了。他们此时会超然物外，不在官场旋涡中尔虞我诈，自然看世事，看人情，乃至看兴衰成败都更客观些。当然，这也与他们此时的处境有关，如果不能消除争名夺利之心境，恐怕流放异乡的日子一刻也捱不下去。

这种理性和智慧，也成了他们身为贬官流人的主要思想内容，并付诸笔墨广为流传，还在言谈之间散发出来，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边的人们，并渐渐地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还在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薪火相传，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观。

在这些贬官流人来说，这种超脱理性，豁达睿智，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许就是一种打发光阴，默默等待着的活法。但是，对这座岛上的民众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些落魄的官吏，是他们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了，对生活在南疆一隅的岛民们来说，这些流人成为他们窥视大陆文明的一个窗口。这些贬官流人们的一举一动，过了许多年以后，在流传的故事里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流人文化应该是传统人文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华人文中的重要部分。

流人文化实在是值得开掘的人文宝藏，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些古代政治家和人文学者经历挫折后的沉淀，可以汲取一个失意离索的群体对无常命运的反思，更何况，从这些流人品格与际遇，甚至可以折射出一个朝廷的兴衰。

尤其是，流人文化所独具的跳出藩篱的超脱，和自我内在的反省，这在中国文化中尤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