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在中国举办一批“洋大学”，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教学模式培养国际化人才，其意义不仅是为学生提供低成本“本土留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期望“洋大学”发挥“鲶鱼效应”

春节过后，被称为“三国杀”的985高校联合招生立即硝烟弥漫。

2月12日，“复旦水平测试”（俗称“千分考”）拉开序幕；2月19日，被称为“华约”的清华、上海交大等7校的“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简称AAA测试）打响“首战”。2月20日，“北约”的北大、港大等13校“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再战；2月26日，同济、北理工等“卓越同盟”9校的联考成为本轮自主招生的“收官之战”。据说涉及的考生约20万人，对他们而言，真可谓考得“天昏地暗”，复旦大学的考试科目最多，考试时间长达12个小时，清华、北大也需八九个小时。

舆论则对高校联考毁誉交加。招生本属高校的自主权，高校对自身招生权的重视和争取，是高校自主性复苏的重要信号。在学生总体减少的形势下，入学竞争加剧也许不是坏事，说明高校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提高，已经有人据此预测，称今年将是高校生源竞争最激烈的一年。但是，“三国杀”的“进步意义”可能仅此而已，人们的质疑似乎更多。例如，既然是与高考无异的学科知识考试，何必多此一举，不能在统一高考之后“自主招生”？联考如果做成国际通行的“能力水平测试”，则对高考内容、技术的改革极具探索和实验的意义。还有一个“多此一举”：联考的难度明显高于统一高考，为什么不能凭此成绩直接录取，还要再参加高考？

人们的质疑还包括，高校是否建立了与扩权相应的保障考试公正的制度建设，在高校内部是否还是行政化模式？还有，如何保障农村和边远地区考生的利益？人们从高校争相提前招生的动作中，看到了提前“掐尖”的私心。凡此种种，说明这场声势浩大的高校联考，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尚乏善可陈，当然，这也显示了改革的可能性空间。

比较而言，3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的开学典礼动静不大，但显然更具改革价值。历经4年多的酝酿筹备，在教育部口头“准生”之后，南方科技大学迎来了首批45名新生，成为真正的破冰之举。朱清时校长一直声称自己是背水一战、如履薄冰，如今脚下的冰层更薄了。他在开学典礼之后随即赶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提案建议修改不合时宜的部分教育法律法规，淡化行政审批、评审、评价，要求修改国务院《学位条例》，放宽博士学位点的授权与评审，否则，南方科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尽管已经招生开学，南方科大并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之内，其“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改革仍然“悬而未决”，而且短时间内似乎很难落实，因为这意味着对现行高等教育制度的根本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南方科大的改革被寄予巨大期望、却不容乐观的原因。人们开始修正对它的预期，认为即使它成功了，也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在此背景下，另一场“静悄悄”的改革——中外合作举办大学——或许最具有深意。众所周知，在30年来教育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三者中，教育开放是最短的短板，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只有3所，即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万里教育集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和珠海联合国际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虽已经探索数载，成绩斐然，但不太为人所知。

不久前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扩大教育开放、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作出新的部署。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重点引进3～5所国外知名大学到珠三角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上海市高等教育开放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作为在中国注册的独立法人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共同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已正式筹建，上海诺丁汉大学的筹办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作为教育部特别批准的“特区”，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2006年就已开始招生，已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办事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国政治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与复旦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在中国举办一批“洋大学”，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教学模式培养国际化人才，其意义不仅是为学生提供低成本“本土留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期望“洋大学”发挥“鲶鱼效应”，激活积重难返的高等教育改革。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是经济体制领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它能否在教育改革中再显成效，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