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火

作为本次史无前例的撤离行动的指挥中枢，位于北京朝阳门外外交部南楼11层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自2月22日起便开始历时12天的昼夜运作。

领事保护中心15名工作人员，与从领事司各处室调集的25名同事一起，在领事司司长黄屏、副司长兼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的指挥下，不断从北京的后方向位于利比亚及周边地区的中方机构发布指令，直到最后一架搭载撤离人员的包机抵达国内。

3月4日下午4时，在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即将尘埃落定之时，这次行动的后方指挥者黄屏，在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保护中心，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谈到2月18日以来的日日夜夜，黄屏司长万千感慨，他坦言，这是他和领事司的同事引为骄傲，终身自豪，却又甘苦备尝，不忍卒然回首的时光。

中国新闻周刊：在利比亚局势恶化直至本次撤离行动开始之前，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有哪些预先的准备？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实际上我们始终时刻准备着。利比亚的航空、道路、港口现状怎么样，有没有开通以及陆上、海上、空中有多少运力等情况，这些信息必须提前就有所了解，不然真到危险的时候是绝对来不及的。

可以说，从年初突尼斯、埃及的局势开始变化时，我们就开始摸排当地的情况。在埃及动荡的时候，我们主要接回了滞留当地的1800多名中国游客及团组人员。

这次撤离的事实证明，这些常态化的工作对于非常时刻的应变处置，很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领事保护中心又是何时正式成为本次撤离行动的指挥中枢的？

黄屏：这主要是北京时间2月18日，我们接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紧急报告，一家驻比利亚的中资企业遭袭。

想到中国在利比亚大大小小的项目有三万多名中国公民，我们立即展开局势分析，并通过部领导向国务院及时报告。

2月19日，我们通过外交部官方网站首先发出了针对利比亚危险形势的旅游预警。亚非司的同事深入分析利比亚日益紧张的局势，而我们司则命令驻利比亚使馆火速确认在当地的中方人员分布，准备随时撤离。这些即时情况也被外交部迅速上报到中南海。

但是，因为利比亚的局势恶化速度超乎意料，当地中国公民的危险陡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我驻利人员安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迅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保障我驻利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决定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协调组织我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任总指挥，国务委员戴秉国协助工作，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外交部长杨洁篪任副总指挥。

2月22日早，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中南海紧急召开应急指挥部全体会议，决定立即启动国家涉外突发事件I级响应。张德江副总理要求各有关方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千方百计保障我人员安全，千方百计保护我财产安全，千方百计维护我国家利益。

国务院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外交部。我们的领事保护中心也就从当时起，作为外交部具体承担撤离工作的部门，从中协调整个撤离行动。

为了争取无比宝贵的时间，我们当时就请驻利比亚及周边国家使馆同时行动，提前打通撤离的陆路、海路和航空道路，并租用邮轮、客机、大巴，设立目的地国的安置点。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还提醒广大网民和博主，通过微博和QQ群及时发布求助信息，以便使馆和前方工作组及时联系核实并提供帮助。数百名分布在利比亚大大小小项目营地的中国劳务人员通过这一渠道加入了撤离的生命通道。

另外，我们还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下令给驻利比亚的中资企业，命令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他们必须一方面火速召集当地的中方员工到撤离地点，另一方面动用一切资源，协助当地使馆工作人员打通撤离路线。

就在22日国务院会议举行的27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三个工作组也集结完毕，成员均是由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公安部和国防部等多部门紧急召集的年轻男性。最早的一个工作组2月23日晚5点15分便乘机离开北京，飞赴利比亚。

中国新闻周刊：在整个撤离行动中，领事保护中心遇到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

黄屏：可以说，这次行动中，变化每天都在发生。这里有许多值得铭记的事件，也有很多动人心魄的场面。

中国海军的“徐州号”护卫舰从亚丁湾海域航行2000多海里驰援地中海地区，保护撤离中国公民的邮轮。中远、中海运集团的5艘货轮，虽然只按原计划执行了一批人员的撤离，但当他们不顾船期延误出现在利比亚海岸线上时，岸边的中国公民一下子吃了一颗定心丸。

又例如，当领事司出国签证处处长费明星参赞率领的六人工作组于2月25日傍晚赶到利比亚西部边境时，他们发现780多名中国劳工由于慌忙撤离，其中500多人都把护照丢在了受袭的项目现场，如何证明他们的身份成了出境的棘手问题。

当时，我们急中生智，紧急设计了无需照片、可用普通复印纸打印的特别版中国公民回国证明，提供给求驻利比亚使馆，让使馆紧急印制，火速送到利埃边境，现场发放给人照分离的中方人员，这才让一大批中国公民出境。这个特别版回国证明后来在利比亚周边国家使用，为我人员撤离及回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由于利比亚南部重镇塞卜哈的机场已布满防空导弹，普通商用航班不再起降，整个“抢”飞机的撤离过程也险象环生。

在这期间，埃及航空公司曾因为考虑到在利比亚近百万埃及公民的需要，中止了与中国驻埃及使馆达成的多架次包机协议。我们必须加大运筹和投入，保障更多外国商用航班从利比亚周边地区起飞，接送塞卜哈的中国公民。

我们指挥部有一张从塞卜哈撤离航线和搭乘人数的表格。每飞出一架航班，撤走一批人，我们就会给航班涂色。当所有人员全部撤离、整张表格涂满的时刻，也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的时刻。

在北京时间3月2日23时10分最后一架军机搭载200余名撤离人员从塞卜哈起飞时，在领事保护中心百余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我们的同事们拥抱庆祝。有的同事还翻箱倒柜，找到了十几瓶出国时带回国的红酒，大家纷纷举起纸杯庆贺。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前方的使领馆人员在撤离过程中的突破能力那么强？无论是在航空飞行许可的获得，陆路出入境的突破，到海路航道的保障，都具有如此高的成功率？

黄屏：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近年来多次撤离海外公民能够成功，主要有六点保障。

第一是政治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为行动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举国家之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生命与安全，是举国上下的共同意愿。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为我们的意愿提供了强力的物质保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的经济实力，有再强的意愿，这一切都是不能实现的。

第三，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为这次海外救援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成功地能在几天之内撤离数万名公民，再次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

第四，就是你所提到的中国在海外获得国际合作的外援保障。而这一点，没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键时刻就很难“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大量批次的航班要飞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航班都需要办理飞行许可，许多时刻就是我们驻当地使馆的工作人员深更半夜去敲别人家的门。

面对上千人没有护照的人员如何出境，我们发明了特别版中国公民回国证明。如果不是友好国家，对方严格一些的话，几千人的撤离根本不可能。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阻力。

第五，“四位一体”的应急机制提供了高效的机制保障。包括军方在内的各个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内和驻外使领馆之间，国内有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和企业之间，沟通、协调完全没有障碍。这使得我们在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工作也变得毫无阻力。

各方人员均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指令是有些无情的。比如，我们几分钟前刚刚发出的指令，马上就有新情况就要调整，而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前方人员表示不解，而是坚决地理解并立刻执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阻碍。

最后一点，我们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不单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也有包括商务部、国资委、民航局、公安部、国防部等好几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在竭尽全力、不分昼夜的。

任何时候一拨电话，国内、国外，中央、地方，从来没有出现无人接听的情况。前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后，也是无论如何都坚决执行。说到底，这么大的事情还是通过一个个人做起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中方驻外机构，尤其是部分中资企业的核心领导层在行动中的作用得到了巨大体现。前方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党员成为一线撤离的主心骨，他们在将分散各地俄中方企业人员集中、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没有他们，这次行动根本不可能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这次成功的撤离行动，你觉得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后借鉴？

黄屏：在经历了本次撤离行动之后，我对近年来的领事保护工作有一些思考。

现在，中国每年有6000万出境人次，而这个规模肯定会逐年扩大。为了满足海外公民的需求，就需要做到中国的海外利益拓展到哪里，中国的领事服务就应该跟进到哪里。

中国的外交机构每年要应对处置三万多起领事保护事件，而重大领保案件全球、多点、同时爆发的可能性又完全存在。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的未雨绸缪，把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做好、做细、做深入、做扎实。与此同时，我们建议各驻外机构和企业未雨绸缪，提高在海外的安全投入，加大海外安全保障和防范，以有利于自身在任何时候都能“稳住脚”，能在当地“扎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