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才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

王书才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近当代学术界在阐释《诗经·关雎》主旨方面，“恋歌说”和“贺婚说”颇为流行。依据周代金文文献和先秦礼仪制度，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驳，主张此篇当为歌颂夫妻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颂歌，本是专属于天子诸侯和其他特殊贵族的“房中之乐”。

《诗经》；《关雎》；主旨；辨正

《关雎》一诗的阐释，如果从孔子赞叹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算起，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即使从西汉四家诗说算起，也已经历时两千来年。对于《关雎》的研究，按照学者观点的重大转变程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汉唐阶段、宋元明清阶段和近代当代阶段。其实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明清，当时的学者都很重视文献学方面的基础，重视“知人论世”，即使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不像近代一些学者那样不顾当时的文化背景从而强为新解。

汉代四家说《诗》者中，毛诗学派坚持认为《关雎》是颂诗，是赞美“后妃之德”（《毛诗序》）的。齐鲁韩三家则一致认为《关雎》是篇“刺诗”，是用来讽劝和提醒周康王不得贪于女色而要勤于政事的，“韩、齐、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晔并祖其说”[1]。

四家对于《关雎》主旨的解释，在讲究创新的宋代就受到了辩驳和否定，因为齐鲁韩三家所讲的讽劝周康王一事，只是属于用诗而非作诗，无法用来揭示《关雎》创作本旨：“若曰关雎止刺康王，非咏文王之事，则不得为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