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绪巧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我国法制已日渐完善， 然而再完善的法律都可能存在滞后性， 不可能及时地、 完美地规范现行社会的所有社会行为， 但社会行为并不因法律的不规范而不出现或流行——譬如本文所涉之“分手协议”。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 愈来愈多的人选择非婚同居代替传统的婚姻来处理两性关系， 而其中不少人基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于非婚同居的规定空白， 又倾向于以私人协议的方式来试图保证该类关系的稳定性并弥补一旦关系破裂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该类协议是否有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对当事人而言还是对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而言都是如此。

一、 案例

王某是位下岗女工， 1999年春， 经人介绍， 与离异中年男子李某确立了恋爱关系。此后不久， 李某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住进了王某的家， 开始了与王某的同居生活。同居期间， 因为担心将来对方变心， 由李某执笔签订了一份“分手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如果二人解除同居关系， 李某自愿赔偿王某精神损失费及生活补助费60000元。该协议上有王某和李某的亲笔签名。同居一段时间后， 王某、 李某因难以相处而自愿解除同居关系。此后， 王某向李某索要精神损失费和生活补助费， 李某一度答应支付少许， 但迟迟没有兑现。2003年初， 王某无奈中以二人同居期间所订的“分手协议”为据， 向法院提起诉讼。[1]

二、 争论

在上述案例的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一度产生意见上的分歧， 该案在社会上也同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 无论是法律工作者还是普通市民， 都对该案争议的焦点——双方签订的“分手协议”， 提出了各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