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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口译中的权力——口译社会学解读

2011-04-12伊安梅森

关键词:体制性译员口译

任 文,伊安·梅森

人类的语际交流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权力不等的问题密不可分。据赫尔曼的研究,最早被记录下来的口译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多年的古埃及法老统治时代,在当时的寺庙和墓碑上刻载了作为囚犯或臣仆的异邦人向至高无上的埃及朝廷卑躬屈膝、晋献贡赋的场景。据此可以推测,译员的在场对于权力不等、语言不通的双方不可或缺[1]15-16。西班牙征服者哥伦布和科尔特斯在15、16世纪踏上美洲大陆时,美洲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说上千种不同语言的133个土著部落,强大的西班牙殖民者和单纯的美洲原住民之间只有通过译员的帮助才能进行有效交流[2]506。不平等的语际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鲜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 “武王伐纣,羌夷会于牧野,肃顺来献”;《汉书》也说公元前9-8世纪的周宣王时期,“四夷宾服,称为中兴”,在这些战争与进贡的场合,译员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3]1。早期的口译事件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交际双方力量不均、地位不等,说明口译活动从诞生之时起就不仅仅发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而且发生在权势相距悬殊的部落、社群、国家和种族之间,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解读口译事件十分必要。译员的在场一方面使得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多方交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交际中的不平等关系得以凸显,他们自身也成为使权力关系得以维系、强化,或是改变的重要因素①这样的观点在Metzger、Davidson、Inghilleri、Angelelli、Angelelli(“A Professional Ideology in the Making:Bilingual Youngsters Interpreting for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Notion of(no)Choice”,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2010,Vol.5.No.1,p.p 94-108)、任文(《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外研社,2010年)等人的著述中都有讨论。部分作者的具体著述见参考文献,下同。。

古往今来,语际交往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始终存在;即使到了视“自由”、“民主”和“平等”为天赋人权的今天,现实交往中交际各方之间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方式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不同语境的口译事件中,比如来自不同语言 (亚)文化背景的医生与病患、法官与嫌犯、移民官员与移民/难民、持官方语言者与持非官方语言的少数族裔、说有声语言的健全人和使用哑语的聋哑残疾人、主流文化人群与亚文化人群、来自第一世界与来自第三世界的人群之间,每对关系中的前者往往是掌握着知识、信息、政策、制度和各种资源的权力人物,而后者则可能在交际中处于劣势。布隆马尔特从社会学视角对话语中的权力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对资源的占有外,“表达”(voice,即“让别人理解或未能让别人理解的做法”)和“使文本化”(entextualisation,将某一文本或讲话在新的或不同的背景下应用,是一个脱离语境、又重新语境化的过程)也是跨文化交流不平等现象中的两个主要矢量[4]68,47。亦即,在原来背景下拥有地位和价值的话语,若被移植到其他地方,未必仍具有与原来相同的价值。同理,源语表达的声音在不同语境下或许不再能够被人听到。在我们看来,这些概念对于口译社会学的研究至关重要。

在中西口译史上,有关译员在交流活动中的形象和角色的比喻不胜枚举。中国古代将译员称为“舌人”,或学舌之“鹦鹉”[3];而西方有关口译的喻说就更多:译员像“管道”,似“回音器”、“语言转换器”,如同他人的“喉舌”,应该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双语幽灵”等等①参见Wadensjä、Cynthia Roy(Interpreting as a Discourse Proces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Collados-Aís、Angelelli等人著述。,无一不指向译员的隐身性和透明性。的确,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译员应该是隐形和被动的,只对语言进行忠实准确的转换,无权对交际过程进行干预;理想的译员不应让他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随着口译的职业化,许多专业翻译机构在译员职业行为规范中都在不断强化这一观点。例如,澳大利亚口笔译协会要求:“为了确保所有与会各方同样获知所有话语,译员必须完整准确地传达所有讲话内容……包括贬低或粗俗语词、非言语信息……不应改变、添加或省略任何内容……在任何情况下的口笔译工作中都必须保持职业的疏离。”加拿大翻译工作者协会规定:“(协会)成员应保持中立、公正、客观,不得因为政治、宗教、道德或哲学等原因,或出于其他带有偏见的、主观的考虑改变 (源语)内容。”②参见“澳大利亚口笔译协会道德规范” (AUSIT Code of Ethics),http://www.ausit.org/files//code_of_ ethics/ethics.pdf.“加拿大翻译工作者协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准则”(AVLIC Code of Ethics&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Conduct),http://www.avlic.ca.英国国家公共服务译员注册局亦明确指出:“译员应忠实翻译讲话内容,不进行任何添加、省略或改动……不得加入讨论、向任何参与方提供建议、表达观点或作出反应…… (他们)应以一种不偏不倚和职业的态度行事。”[5]44-45从这些规定性要求中我们不难看出,忠实、中立、公正和疏离是译员角色要求中的几个关键概念。换言之,在整个交际过程中,译员只能充当翻译机器,保持隐身状态且不掌握任何权力。

安德森是最早探讨译员权力角色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译员“由于垄断着交流手段,得以施展权力”,并且会“对整个形势的结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6]。后来对口译行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并强化了他的译员权力说。例如,瓦登斯约认为,译员“在体制性控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7]13,梅兹杰则解构了译员中立的神话[8]。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戴维森的呼应,他通过对医学译员言行的分析,证明译员是“体制内成员”[9],常常在病人回答医生提问的过程中扮演“合作医师”[10]的角色。安吉莱莉通过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既表明体制性局限的存在,也证明译员是“合作参与方和共同构建者”,其中介作用“通过显身性展示出来”[11]141。波拉鲍尔研究了避难所听证会这一场景,发现译员在为移民官员和避难申请人翻译时具有高度参与性,试图“满足 (和预测)官员的期待”[12]。

为什么人们对译员的角色期待和译员的实际表现之间会有如此大的距离?在以译员为中介的交流活动中谁是真正的权力角色?在具体的口译事件中权力关系是如何得以体现、保持或改变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权力这一概念作一检视。

(一)权力

如果我们把口译视作发生在一定社会语境里的交流活动,福柯的权力观可成为帮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理解译员权力的十分有用的分析工具。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理论认为,权力不是一种被某些人或团体所占有的实体,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带有强制或暴力色彩,对他人进行支配、操纵、主宰和统治的力量,而是一种战略、部署、周旋、计谋,或技术,“应当是在多重关系网络中去破解的东西,处于不断的张力和行动之中,而不是某人占有的特权……简言之,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它不是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所获得的或保留的特权,而是处身战略位置的总体效果”[13]26。换言之,权力不仅仅是一整套的体制和国家机器,依靠立法、法院等强制实施自己意志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这样的关系网络在所有层面和所有社会群体中都在运作,并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福柯把这种张力描述为不平等和不平衡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会造成“始终是局部的、不稳定的”暂时状态,并通过社会力量之间的持续斗争而得到加强或减弱,甚或是被逆转[14]。

鉴于此,我们需要区分对话口译事件中的体制性权力和交际性权力 (或称交流过程中的权力)。体制性权力是指政府、当局、公司或机构的权力。例如,在医学场合,医生比病人更有权;在法律场景,法官和律师比嫌疑人或证人更有权,因为前者在体制中被赋予了发起、引领、控制和终止交流过程的权力。然而,译员因掌握着双语双文化知识,虽不被赋予体制性权力,却获得了交际性权力,即通过采取某种言语和非言语策略来协调交流进程,协商、制衡和重新平衡权力关系的能力,并可能对交际活动的走向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这种交际过程中的权力就是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可以实施禁止、控制和操纵的结构性权威 (如医生或法官/律师所拥有的权力),而是一种策略、战术、机制,或样态,可以带来“权力关系的暂时反转”,并对“整个网络”施加一定影响[13]27。值得注意的是,英格莱莉也曾以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的理论为基础,对“社会构成规范”和“局部交流实践”进行了区别对待,类似于体制性权力和交际性权力的区分。正是基于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英格莱莉看到了在口译领域里对“现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进行改变或挑战的可能”[15]。

(二)体制性权力的体现

尽管体制性权力在现实口译活动中得以体现的例子并不鲜见,但译员拥有的体制性权力却非常有限。我们先来看看取自1995年美国加州辛普森案审前听证会的例子。辛普森 (O.J.Simpson)是著名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被控谋杀。洛佩兹 (Rosa López)是审判中的一个关键证人,讲西班牙语,是辛普森邻居家的女佣。庭审规则 (对证人的交叉质询)在例一中得到清楚显示:律师控制交流过程,法官可以而且确实进行了干预,译员的作用是作为证人的 (语言)替身,对证人的话尽量用英语进行字面翻译,对过程不进行任何干预。

例一①来源:法庭频道,辛普森审前听证会。中文和方括弧内的英文为笔者所加,下同。ATT=attorney(律师); INT=interpreter(译员);W=witness(证人);J=judge(法官);(xxx)=inaudible or obscure(听不清);(5)= timed pause(以秒计算的停顿时间):

1 ATT:What’s her name?她叫什么名字?

2 INT:¿Cómo se llama?[What i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

3 W: Josefina

4 INT:Josefina

5 ATT:What’s her last name?她姓什么?

6 INT:¿Cual es el apellido?[What is the surname?]她姓什么?

7 W: Rodríguez

8 INT:Rodríguez

9 ATT:And how do you spell her first name?她的名字怎么拼?

10 INT:¿Y cómo se deletrea el nombre Josefina?

[And how is the name Josefina spelled?]Josefina这个名是怎么拼的?

11 W:(5)(xxx)

12 INT:I don’t know how you spell it,Josefina! (5)Josefina,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拼的! (5)

13 ATT:Could she try and spell it for me please? (1)I would appreciate that

14 greatly.能否请她为我拼一下?(1)我会非常感谢的。

15 INT:¿Puede intentar deletrearlo?[Can you try to spell it?]你能否试着拼一下?

16 W:(xxx)letra por letra y está muy largo el nombre… (4)[letter by letter and the name is very long.] (xxx)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名字很长……(4)

17 INT:Then I have to do it letter-by-letter and it’s a very long name.那我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字。

18 J: Is it spelled the normal way?这是通常的拼法吗?

19 W:A-ha.哈。

20 INT:A-ha.哈。

21 W:Si,si[Yes,yes.]是的,是的。

22 INT:Yes,sir.是的,先生。

23 ATT:Is it the normal way?是通常的方式吗?

24 J: Yes,Josefina in Spanish,certainly.是的,西班牙语中的Josefina当然是。

这么长段对话只是用来确定证人的姓名。译员并非无法提供Josefina这一名字的正确拼法,而是没有权力来为这一简单的问题提供答案①美国法庭译员所接受的培训非常严格,他们必须、而且只能翻译所有讲话内容,不得介入和干预庭审过程。。检方律师的部分目的可能是想说明,证人如果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拼写,其证言的可信度就值得商榷。一方面,译员不具备介入谈话的体制性权力,而另一方面法官却可以、也的确进行了干预,体制性权力的差别十分明显。

下一个取自美国法庭译员的例子将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译员试图在证人提供证言时给予帮助,但这一干预并没有成功。在下述引文之前的对话里,译员称呼证人为Señora(女士),以示尊重。之后证人朝向 (女)译员回答问题。

例二②来源:Susan Berk-Seligson,The Bilingual Courtroom.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52.:

1 W: (answering an attorney’s question)No,señorita.[No,Miss.] (回答律师的问题)不,女士。

2 INT:No,Sir.不,先生。

3 ATT:Did you know you were entering the country illegally?你那时知道你是非法入境吗?

4 INT: ¿Sabía usted,-puede usted contestarle al licenciado.[Did you know-you can reply to the attorney]你那时知道——你可以向律师回答问题。

5 Excuse me,I’m advising her not to answer‘yes,Ma’am’or‘no,

6 Ma’am’because I’m just the interpreter.Excuse me.Señora,cuando对不起,我在向她建议回答时不要说“是的,女士”或者“不,女士”,因为我只是个翻译。对不起。

7 usted conteste,conteste al al licenciado porque yo no más como una

8 mani,ma-,maquinita que le están traduciendo.–Cuando usted entró

9 a este país,señora,¿sabía usted que estaba entrando ilegalmente?[Ma’am,when you reply,reply to the attorney because I’m no more than a little machine translating you.When you entered this country,Ma’am,did you know you were entering illegally?]女士,在回答时,要向律师回答,因为我只是为你翻译的小机器而已。女士,当你进入这个国家时,你知道你是在非法入境吗?

10 W:Si,señorita.[Yes,Miss.]是的,女士。

11 INT:Yes,Sir.是的,先生。

为了让证人直接向男性律师回答问题而不是自己,女译员暂时脱离了翻译的角色,冒着遭遇反对的风险向证人进行解释 (第4-8行),试图给予证人地位和尊重 (即表达权)。由于这一主动介入对话过程的做法并未成功 (第10行),译员很可能就会放弃继续介入和干预的努力。从例一和例二的对话中都可看到权力关系在法庭上的运作,而这些关系显而易见由体制所预设的。

那么,体制性权力是否只是体现在某些机构,比如更多地体现在法庭上而较少地反映在医学卫生和公共服务领域呢?的确,法庭之外的大多数其他社会机构往往更多地依赖译员的专业资质而非机构内部的要求,通常会信赖经验丰富的译员所作的职业判断。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情况下,体制性权力的不平衡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安吉莱莉对医学卫生译员所作的访谈中,译员就明显表现出对权力差异以及体制对他们施加的限制的认识[11]。我们并不是说交际性权力在某些社会语境中可以取代体制性权力,而是说这两个动因在所有时候都在共同发生作用,而且诚如英格莱莉所言,这样的共同作用还可能带来变化或挑战的机会[15]。

(三)译员的交际性权力

温格认为,权力是“采取与我们所追求的事业相一致的行动的能力”,这一观点与福柯的权力观相似,但温格进一步指出,权力与“共同体”和“身份”密不可分,正是通过我们参与的专业和社会共同体,我们才能在认同和协商过程中定义自己[16]189。比如,我们可以认同或反对我们的雇主、同事、朋友的价值观和话语方式。通过交流,我们对参与或不参与追求共同事业的感受进行协商。与福柯的权力理论一样,温格有关实践共同体的观点也特别适合用来分析对话口译译员的社会地位。例如,为移民局服务的译员可能在工作数年后开始认同该机构的目标,至少是他们合作的移民官当下所要达成的交流目标;或者恰恰相反,由于译员在该机构经受过压制或责备等负面经历,或是在与弱势群体长期接触后,可能会产生更加认同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的感觉。两种感受都不会妨碍译员专业技能的发挥,但是,意义的协商以及整个权力关系网络则可能在这些过程中以微妙的方式受到影响。在安吉莱莉对医学卫生译员所作的半结构式访谈中,就可看到译员这种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很多例证[11]105-128,表明译员对体制性权力的差异、自身所拥有的交流性权力,以及身份和定位等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最近一些社会学视角的口译研究中,这些过程被置于布迪厄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的框架之下得到了令人信服的描述①参见Inghilleri参考文献中所列著述以及其论文“Macro Social Theory,Linguistic Ethnography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Taking Stock: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edited by Erik Hertog and Bart van der Veer,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2006,No.5,p.p 57-68;Valero Garcés,“Bourdieu y la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en los servicios públicos.Hacia una teoría social”,MonTI,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2010,No.2,p.p 97-117.。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述的福柯、布隆马尔特和温格等人的观点对布迪厄场域和惯习的理论框架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布隆马尔特[17]和温格[16]都明确承认布迪厄的理论对自己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吸取福柯(关系网络)、布隆马尔特 (表达权、使文本化)和温格(身份、共同体、结盟)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我们将权力的宏观结构与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例子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译员实施交际性权力的三种主要方式:成为交流过程中的共同谈话者、实施某种举动向交际一方赋权、采取非中立的立场。

首先是译员作为共同谈话人的角色。尽管职业行为规范要求译员完整准确翻译会谈各方的话语,不增不减,而且应该像“双语幽灵”[18]一样只传译讲话内容而不得引人注目,然而,在现实口译活动中,译员却不时地会向谈话过程或多或少地贡献自己的话语。用安吉莱莉的话说,他们对谈话某一阶段的部分或全部语段拥有“文本所有权” (text-ownership)[19]。这些为译员所有的话语文本并不是因为译员没有听清或听懂讲话人的意思而要求对方重复或解释之类的问题或请求,也不是由于两种工作语言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差异导致某段讲话在译入语中的句子长度或句式结构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源语,而是译员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主动而为。比如,译员可能会主动介绍自己、解释文化差异、回答问题、提出建议、与某一方或双方闲谈,等等;他们有时甚至会以把关人 (gate-keeper)的身份把某些他们认为不合适 (如粗话、文化禁忌等)或不相关的信息过滤不译。

其次是译员的赋权角色。如果我们认同范德普拉特对赋权概念的定义,即赋权就是给予他人支持使其能够运用原本属于其自身的权力[20],那么译员的赋权行为就是指他们为了帮助身处弱势地位的交际一方更好地获得信息、争取发言权、自行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所采取的言语或非言语策略。从理论上讲,在两方参与的交际活动中,双方都拥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掌握政策、知识、信息和体制性话语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体制性权力,并且可能会在交流中依赖这一优势。比如医生、警察、律师、移民官员、操官方语言者、健全人和富人往往在交际过程中处于优越或强势地位,而病人、嫌犯、证人、移民或难民、外国人或少数族裔、聋哑残疾人、穷人则经常居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这种事实上的权力不均、地位不等可能会阻碍双方进行顺利而全面的交流。译员在这些场合的出现不仅会将交流的二元结构转化为三方互动的模式,还会对最初的权力关系网络带来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吉莱莉[11]和英格莱莉[21]所说的译员的代理作用 (agency)表现得最为显著。由于译员所掌握的两种语言和文化资源,以及对实践共同体的认同与协商,他们可以授权或协助相对弱势的一方进行自我决策。例如,译员可以提醒病人,他/她有权询问医生某种药物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鼓励客人在主人的长篇大论后抓住机会发言,告知外国消费者店员可能要价过高,他/她可以讨价还价;手语翻译有时还可将自己视作聋哑客户的同盟,认同他们的利益并为他们争取权益。在马来西亚,法庭译员甚至可能会充当无代理律师的被告的“辩护人”,引导被告如何在交叉询问环节回答问题,提出认罪、轻罪、或无罪请求,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进行“解释”而非“翻译”[22]。在所有这些情景中,译员介入的程度受制于他们的自我认同度以及对参与方对协调需求程度的分析评估。

交际性权力的第三种表现就是译员对中立立场的偏离。中立和公正是绝大多数翻译管理机构对译员提出的基本性伦理要求。译员在整个过程中要保持置身事外的超然,不向任何一方带入自己的态度,举止严谨而正式[7]240,不与任何一方进行不必要的讨论或向其提出建议;即便有人要求,也不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或进行判断。但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些却并非易事。译员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取向,以及实践共同体的归属,都可能影响他们对交际形势的解读,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而这些解读和决策很难完全摆脱个人的情感、信念、喜好、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往往是带有一定主观性和立场性的。

下面我们将从译员的共同谈话人角色、赋权角色和非中立立场三个方面分析权力关系是如何在现实交流活动中得以建立和表征的,并具体从“定位”和“注视”这两种可观察到的行为来考察权力的运作。例三聚焦的是移民访谈。在许多国家,对译员在这些场合的要求除了“准确”和“合乎伦理”外,似乎并无太多体制性约束。译员将自己定位为共同谈话人,代表移民官员向在英国非法务工的移民申请人多提了一个问题。她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向不具有体制性权力、在交流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赋权。

例三①来源:英国电视第4频道纪录片《非法移民》,1997-09-30;例四、五来源同。IO=immigration officer(移民官员);IMM=immigrant(移民)。例五中:AS=asylum seeker(避难申请人)。:

1 IO: Did you look round for a job in Polandł你之前在波兰找过工作吗?

2 INT Czy szukałes'pracy?Szukałes'pracy i nie było?[Did you look for work?You looked for work and there wasn’t any?]你之前找过工作吗?你找了但是没找到?

3 IMM:Tak.[Yes.]是的。

4 INT:Yes,he was looking for work but there was no work.是的,他找了但没找到。

译员除了替移民官员翻译了问题之外,又自行补充了一个问题:你找了但是没找到?译员此时的动机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移民申请者在这种场合通常扮演着较为被动的角色,只会尽量简短地答问而不会试图对自身的状况进行充分描述;像“你之前找过工作吗”这样简单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那么就有可能使移民申请人显得游手好闲,不愿意工作。译员的扩充性翻译 (第4行)不但为申请人提升了形象,而且为其试图移居的行为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译员对移民官员的问题进行了再文本化,以确保移民的回答体现出“表达权”(voice)。译员此时的赋权行为产生了效果。

例四体现的是译员作为共同谈话者如何实施权力,将问题的重点进行转移,从而对交谈的结果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例四:

1 IO: That immigration officer asked you two questions,how long will you

2 be here and what will you do here.What did you say in reply to those

3 questions?那位移民官问了你两个问题:你在这儿会待多久?你在这儿会做什么?你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

4 INT: I ten urzędnik zapytał,dał ci dwa pytania:jak długo…cos'ty jemu

5 powiedział?Prawdę?[And this clerk asked,gave you two questions:how long…what did you tell him?The truth?]这位工作人员问,给了你两个问题:多久……你怎么回答他的?是实话吗?

6 IMM: Powiedziałem nieprawdę,powiedziałembędę tutaj w celach

7 turystycznych.[I told an untruth,I said I would be here for tourist purposes.]我没有说实话,我说我是来旅游的。

8 INT:I said that I came here on a visit,to do a bit of sightseeing.我说我是来这里参观的,游览一下。

译员对移民官员的问话进行了简化 (第4-5行),但却自行增加了一个问题:是实话吗?她不仅将自己定位为移民官的共同谈话人,有权代表其提问,而且通过引导移民申请人明确承认说谎的方式将对话重新语境化。申请人当即就坦白了撒谎的事实 (第6行),表明译员的附加问题产生了很强的效果。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她才对申请人撒谎的供述采取了省略不译的做法 (第8行)。不管译员的动机究竟如何,该例子清楚地说明译员有控制谈话的权力。当然,有时候译员实施的权力也未必成功。受访者可能会绕过译员,直接用提问者的语言回答问题。例五中,译员尝试重新争取参与权,以抵制避难申请人的主动答问给她带来的被动局面。

例五:

1 IO:Did you see a British immigration officer?你见过英国移民官了吗?

2 AS:(in English)Yeah(用英语)是的

3 IO:What document did you give that immigration officer?你向移民官提交了什么文件?

4 AS:My university card我的大学学生卡

5 IO:And did you have any problems?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6 AS:[shakes head](摇头)

7 INT:(in Arabic)There were problems?(用阿拉伯语)遇到问题了吗?

8 AS:[shakes head](摇头)

避难申请人没有使用翻译而是直接回答了移民官的提问(1-6行),于是译员(第7行)试图用阿拉伯语将问题再问一遍,以期回到默认的话轮转换顺序。译员此时的干预是为了自身而不是客户的利益,目的不仅是为了重新获得作为三方交流完全参与者的权力,也是为了重新获得作为信息把关人的权力。该例子说明,在交流中,权力关系网络是可以进行协商和调整的[13]26。

除了译员作为共同谈话人和赋权者的身份之外,译员交际性权力还可以有第三种表现形式:采取非中立的姿态。如上所述,人们要求译员严守中立,但强烈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团体隶属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译员的实际言行。比如,当译员和客户来自同一个民族,或后者把译员看作在某种威慑性环境 (法庭,警局等)里唯一的朋友时,或是由于译员长期为某一机构工作,已成为该实践共同体的一部分[16],就可能在工作时出现立场和态度上的偏移。例六取自使用德语和英语的避难申请听证会,是有关注视行为和面部表情的。我们通常不会刻意对这两种肢体 (非言语)行为进行监控,但是它们却可能会对交际过程产生影响,译员在申请人回答问题时,有时会注视着讲话人,有时则会将目光移开。

例六①来源:德国电视纪录片Menschen hautnah.Die Entscheider.WDR;转写:Maria Tillmann,The Pragmatics of Dialogue Interpreting:Participant Moves in a German Asylum Interview,p.112.bold=emphasis(强调);(.)=short pause (短暂停顿):

1 IO: Is’das‘ne gröβere Stadt oder ein Dorf,was ist Waterloo?[Is that a bigger town or a village,what is Waterloo?]是较大的城镇还是村庄?什么是滑铁卢?

2 INT:Is it a big town or a village?是大城镇还是村庄?

3 AS: a village.村庄。

4 INT:Ist ein dorf[It is a village.]是村庄。

5 IO: mhm(2)Und in welchem Bezirk liegt das? [And in which district does that lie?]位于哪个区?

6 INT:and in which district is Waterloo situated?滑铁卢位于哪个区?

7 AS: Waterloo District ok.滑铁卢区,是的。

8 INT: in which district is this village called Waterloo

9 situated?这个叫滑铁卢的村庄位于哪个区?

10 AS:(xx)from Freetown(.)Freetown you will pass this thing like(.)after I

11 come off of Freetown(xxx)

to(xx)从弗里敦(.)弗里敦你会经过那个像 (.)在我离开弗里敦以后(xxx) 到

12 INT: wenn man aus Freetown kommt[when one comes out of Freetown]在离开弗里敦时

13 IO: ja lassen se’‘ne ruhig erst erklären[just let him explain first.]让他先解释。14 AS:uhh out if you come off of Freetown and you go out like,I don’t know

15 how can I explain because after Freetown you are going to the village.呃,出来,如果你离开弗里敦,你像什么似的走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在弗里敦之后你就到了这个村庄。

16 INT:Ich weiβ nicht genau,wie ich das erklären soll,wenn man aus

17 Freetown kommt,kommt man in einem Dorf(1)und(.)dort liegt

18 Waterloo.[I don’t know exactly how I should explain that,when you come out of Freetown you come to a village and there lies Waterloo.]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解释,当你离开弗里敦,你就来到一个村庄,那就是滑铁卢。

在第14-15行,避难申请人说话不是很清楚,译员不仅把目光移开,而且还做出异样的面部表情:把目光从讲话人那里移开,半转向访谈人,并伴有皱眉、眯眼、撇嘴的动作。这明显表示她对避难申请人讲话内容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这可能是译员的有意而为,但也可能是无意间的流露。无论是哪种情况,译员这些肢体语言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移民官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用德语对避难申请人说:“你这里给我的信息不清不楚,给我的感觉是你不想告诉我你来自哪里。”[23]

译员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身势语表现出偏向移民官的立场倾斜,这与在同一类避难申请听证中另一位译员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翻译避难申请人的讲话时,身体倾向移民官,与其进行眼神交流,并通过手势和各种面部表情让陈述生动起来,这种姿态就是瓦登斯约所说“通过重演来传递”而非“通过展示来传递”[7]247的典型例子。展示需要尽量减少表现力,译员要将自己从所翻译的内容中抽离出来,而重演则是要在翻译时努力重现讲话人的表现力。译员这样做明显是在为体制中的弱势一方争取权力。总体来说,这两个案例中的注视和手势清楚说明,为了实施交际性权力,与自己所属的实践共同体成员结盟,译员有时并未严守中立,而是可能出现立场上或明或暗的偏移。

本文所引的例子只能对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例证,并不足以达到对译员行为的趋势作实证性量化研究的标准。不过,这些例子再次证实了其他学者①参见Wadensjö、Bolden(“Toward Understanding Practices of Medical Interpreting:Interpreters’Involvement in History Taking”,Discourse Studies 2000,Vol.2,No.4,p.p387-419)、Davidson、Pöllabauer、Angelelli等人著述。所获得的类似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并非孤立事件。从众多交际实例中可以看到,权力在包括译员在内的各交际参与方之间得以体现、实施、协商和重新平衡。从体制上看,参与各方最初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这种内在的不平等会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协商调整,故而被重新语境化。如果我们对对话口译中译员权力的分析和研究是正确的话,那么该问题不仅和口译研究相关,也和口译从业者、培训者、口译职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者,以及口译服务的使用者密切相关。尽管这样的诉求在之前也有人提出[11]136-140[21]81-83,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和公众看法的脱节现象依然存在,对这些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将促使人们对译员的权力和责任进行重新评估。包括译员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该加入到讨论中来,对对话口译中的权力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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