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北京100872)

为打破制约国际汉语教学发展的瓶颈之一——高质量汉语教材和新教学资源的短缺，为开发更具适用性的汉语教材，以满足日益多样化学生群体的需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孔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家汉办的资助下，于2011年5月20日至21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首次合作主办“汉语教材及教学新资源国际研讨会”，探讨汉语教材与新资源开发遇到的问题并探索其解决办法，来自全美和中国、英国、波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的80多位汉语教学专家、学者应邀与会。

本次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刘乐宁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耿幼壮教授担任共同主席。大会得到哥大校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哥大副校长Nick Dirks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领事王盈和国家汉办教材处代表刘兵出席会议并致词。

会议特邀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姚道中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中山大学周小兵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储诚志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古川裕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孟柱亿教授、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朱永平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陈学超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张黎教授，做了大会报告。

在大会报告阶段，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教材编写中的科学研究”中，指出:教材编写，“国别化”要适度注意，但更要使教材具有“普适性”，那就是不管学习者是哪个国家，不管学习者母语是属于哪个语种，汉语中的一些语法点以及一些文化点，是必须学习、了解和掌握的;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教材编写成功的基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编写汉语教材的困境与方向”中认为:汉语教材编写，最需要在外语习得的一般性和汉语的特殊性之间取得平衡。无论是交际型的教材，还是任务型的教材编写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汉语研究的基本功之上。美国夏威夷大学姚道中教授在“AP中文对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影响”中，认为:美国大学理事会出版的《AP中国语言及文化课程概述》适应了目前美国外语教学的潮流。他对三套AP中文教材——《加油》、Advanced A Plus Chinese和《超越》对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进行了探讨。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在“With or Without的:It Is a Matter of Clarity”的报告中，以“的”的用法为例，说明了汉语本体研究是汉语语言类教材编写的基础。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在“语体语法与教材编写”的报告中，提出:汉语二语教材的编写应当考虑如何融入语体知识及其规律的习得。从庄雅度来研究语体的语法功能还刚刚开始，而将其用于二语教学，则更是一个崭新而有待深入开发的重要领域。中山大学周小兵教授在报告中，代表该校“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对“国际汉语教材库的建设”(如建设教材库的意义和具体思路、全球汉语教材概况和初步分析)和“美国汉语教材概况”(如资源类型、纸质教材分类、适用水平、出版情况等)进行了介绍。美国加州大学储诚志教授在“汉语分级泛读读物编写中的统计分析问题”中提出:“编写系列化的、成规模的汉语分级泛读读物，把分级泛读融入中文教学，有利于解决既有的唯精读教学与教材使用模式的这些内在局限，可提高中文教学的成效”。他结合《汉语风》分级泛读的编写实践，介绍了相关的统计分析和编写理念。

在大会报告阶段，不少专家还就“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下的中文教学的差异对教材编写的影响”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日本大阪大学古川裕教授在“日本汉语教学的特点以及教材编写”中，通过“汉字文化圈”内的两种语言各个层面的对比，先对日本汉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宏观性介绍，然后对由此带来的教材编写问题展开了讨论。韩国外国语大学孟柱亿教授在“文化差异引起的交际障碍研究对教材编写的启示”中，结合对中、韩文化差异引起的交际障碍的研究成果，为对韩汉语教材编写提出了参考意见。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朱永平教授在“国别化教材编写的两个框架:语言与文化”中，主张:“在编写具有国别化特色的语言教材的课文时，作者不但应当在语言的框架中，编写学生应学的、能反映文化差异的语言点，还应在文化的框架中找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点，以促进语言点和词汇的学习。”他通过调查北美较常用的几本教材，对如何编写内容有趣、语言能用的优秀国别化教材进行了探讨。陕西师范大学的陈学超教授在“海外华语教材的文化‘内化’”的报告中，提出:应该从观念上厘清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的区别和联系，在第二语言习得教学中，确立“文化习得意识”;在第二语言教材编写中，增加第二文化意识。在初级教材中，注意把“文化点”内化于语言交际系统之中;在高级教材中，注意把“语言点”隐含于文化交际系统之中。

此外，在大会报告阶段，北京语言大学张黎教授还就“商务汉语教学研究与教材编写”的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商务汉语教材研发的原则为:教材要目标明确、适合分散学习、易学、形式灵活、周期短。教材需求要适合基础水平学习者，以专项语言技能训练为主，针对专项工作任务、职业或职位以及同国别。研发的程序应为:以课程设计为导向，以需求分析为依据;以真实语料为样板。

在分组报告阶段，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美国西点军校、美国海军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英国兰彼得威尔士大学孔子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教学机构的与会代表就“汉语教材和教学新资源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下面就分组报告阶段的主要议题，对各组代表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关于“语音、词汇、语法研究与汉语教材编写”的议题:美国海军学院的王志洁在“从美国学生的语音错误看语音教材的改进方向”中，报告了以当代音系理论及汉语音系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对美国学生常犯的语音错误进行考察的情况。考察结果为:学生在声调、语调和韵律节奏等“超音段”层面上的错误比单个音段的错误要多得多，但在教材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她认为今后的教材编写在这方面要有改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阎玲在“如何处理零起点教材中的词汇量问题——谈《走近中国》词汇编写原则”中，着重探讨了零起点教材中词汇数量的控制、词汇复现率、汉字识别认读、词汇表排列、拼音标注及配套教材的编写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海龙在“汉语教材编写设计中的词汇循环和递进拓展问题”中，探讨了在中高级汉语教材编写中，如何根据学生们的新需求有效地配合设计话题和词汇，提高学生的表述力的问题。美国劳伦斯大学的宋国明在“高级汉语教材中普遍忽略的口语语法”中，以实例说明了现有的中高级教材普遍缺乏对主观语气用法的有效描述，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地道的汉语口语的表达。他希望今后的教材在这方面应有改进。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宝林在“汉语句式习得研究对教材编写的启示”中提出:为改进教材的编写，应依据中介语语料库，全面了解外国人汉语句式习得情况;加强本体研究，特别是各种句式的语义语用特征的研究;加强不同句式的对比分析。

关于“汉语教材编写与语言技能培养”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晨在“Developing Productive Skills in Discourse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for American Students”的英文报告中，指出:语篇表达能力是学习者跨文化汉语交际能力在语言运用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海内外几部重要的语言能力评估标准中重要的指标;现今的教材编写与研究在这方面还相当薄弱，亟待加强。她借助对在美国本土广泛使用的三套汉语教材——《中文听说读写》、《大学汉语》和《高级汉语:意图、技巧与表达》的考察结果，结合教学实践，以及二语教学、二语习得、汉语语篇研究、跨文化交际学等领域的新成果，对如何改进对美汉语教材编写提出了建议。香港理工大学的柯思慧在“近十年中国国内初级汉语阅读教材编写研究”中，报告了对近十年国内的八套初级汉语阅读教材进行考察的结果，认为此类教材在编写理论、阅读材料和生词难度的控制、练习的多样性和应用性方面有待改善，提出应根据不同国别的学生的特点编写相应的初级阅读教材。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刘敬辉在“A Chinese Writing Textbook for Study Abroad:A Pragmatic Instruction Approach”的发言中，介绍了一本突出语用教学法的美国学生留学中国项目的汉语写作教材——Chinese for Study Abroad的编写理论与实践。

关于“文化与汉语教材编写”的议题:美国布鲁姆斯堡大学的罗竞在“What Kind of Culture Knowledge to Introduce in 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中，通过对美国本土使用较为广泛的教材的调查，指出当前的教材编写存在三个问题:不能满足学生急切的文化认知的需求，选编了过于熟悉的话题;对文化的解读不准确。他从文化教学的角度对如何改进汉语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建议。美国宾汉顿大学的陈祖言在“Source and Stream:Confucius’s Analects as a Text for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中，介绍了旨在将语言和文化相整合的新教材——Confucius’s Analects:An Advanced Reade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编写理论和实践。

关于“国别化教材编写研究”的议题:来自北京大学、现任教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刘元满在“立体化国别教材的编写原则”中认为:适应海外汉语教学特点的立体化国别教材应注意课文形式多样化，有对话、语段、篇章;将情景、功能和内容融入其中;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语言任务适中;强调任务型活动，突出交际性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邵洪亮在“国际汉语教材编写中容易被忽视的三个问题”中，提出:当地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汉语区域变体，不同语体篇章的分配比例;国别化分级动态中介语语料库建设;这三个问题在国别化教材编写中不容忽视。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莫凤华、史维思在“波兰高校第一套国别化教材《基础汉语》之探究”中，认为这部教材的国别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汉波双语编写，图文结合介绍汉语基本句型、课文内容，有利于解决波兰学生的学习难点;恰当选择学生熟悉的或感兴趣的材料等。

关于“商务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的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史中琦等在“谈商务汉语教材开发流程”中，通过展示《卓越汉语——公司实战篇》的设计开发过程，提出:商务领域内通行的产品开发流程可以成为汉语教师设计开发适合自己项目的教材的流程。上海财经大学的周红和孙冰在“商务汉语案例式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中提出:案例教学法是商务汉语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发言就商务汉语教学案例的内容、特征、可应用的课程，以及教材编写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一教学法及相关教材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汉语表达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于“媒体汉语教材的编写研究”的议题:台北大学的陳彥豪在“Developing a Chinese Textbook for the Media Chinese:A Pentad Approach”中，提出了一种将词汇、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相整合的编写媒体汉语教材的新方法，并举出了教材编写的实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焦立为在“媒体汉语的学习难点初探”中认为:媒体汉语除了基础词汇、书面的表达方式难以外，还有一些难点(如译名、汉语人名和地名、缩略语等)制约学习者对理解和输出。他以译名为例，说明了难点所在及解决的办法。厦门大学的何宏耀在“网络语言文字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中指出:网络文字作品多具有简约、灵活、幽默等优点，但也因过于追求简约，在语言的规范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他对网络语言文字在汉语学习中如何扬长避短进行了探讨。

关于“多媒体技术与汉语教材编写研究、教学资源的研发”的议题: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在哈佛大学进修的郑艳群在“如何应对现代教育技术引发的汉语教材改革?”中，分析了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新形势下汉语教学的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汉语教材结构、形式、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变化;提出了汉语教材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思路和建议。四川大学的刘荣等在“由‘在线咖啡馆’看互联网络平台在汉语国际教学上的应用”中，介绍了对该校参与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合作建立的“在线咖啡馆”汉语交流平台的跟踪研究的情况。

关于“中高年级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的议题:美国国防语言学院的刘瑛在“Reflections on Designing Principles for Content-based Post-Basic Chinese Textbook”的发言中，报告了她在五年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基于内容的基础后阶段的课程设计的理念、原则的探索，并展示了网络版课程和多媒体教材。美国杜克大学的李坤珊在“A Theme-based Multimedia Course for Advanced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中，报告了在主题式多媒体课程教学中，如何设计将培养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相整合的教学材料及其使用成效。来自南京大学、现任教于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曹贤文在“基于内容的高年级汉语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以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中文教学为例”中，重点探讨了主题式、保护式和支持式三种最常见的基于内容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的运用及相关教学材料的编写。

关于“汉语教材编写理论研究”的议题:北京语言大学的施家炜在“第二语言习得与教学接口视角的教材研发方向”中，从语言项目的习得顺序、发展过程与教材的编排、基于对比分析的不同母语学习者学习难点、需求与国别化教材的开发、汉语第二语言能力指标及分级与教材的分类分级的研发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汉语教材和教学资源的研发方向。此外，东华大学的柯玲等与会代表还就“专业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等议题，做了“通用大学汉语教材:汉语与专业之间的开阔地”等发言。

在为期两天的分组报告阶段，与会学者发言踊跃，讨论深入，会议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会议为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9年共建研究型孔子学院后，在国家汉办资助下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将对国际汉语教学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