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贵,李 虎

(1.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2.重庆三峡学院 民族学系,重庆 万州 404100)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界最早用功能观点研究他者社会文化现象的民族志之一。该书与功能学派的另一代表作——《安达曼岛民》于1922年先后问世，二者是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2年因此被认定为功能学派创立的年代。《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不仅成就了马林诺夫斯基在现代人类学界的地位，也造就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马林诺夫斯基革命”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和推广。这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变革和飞跃，“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成为后来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方法，成为一定时期内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作为“科学民族志”的代表作品，确立了人类学田野工作及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成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典范。《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从注重参与观察、突出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强调“勤、细、全、深”的细节及参与观察对象的选择等方面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新的借鉴意义。

一、在参与观察中理解人类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等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古典进化论、传播论成为后来众多人类学家批评的焦点，也使人类学的科学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20世纪20年代，功能主义倡导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的田野调查方法，并力图建立科学的人类学。现代人类学的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直接观察，而不是直觉的注释安乐椅上的神启，而为现代社会学的真正科学化趋势提供了很多启迪”。[1]35参与观察方法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书斋式”研究方式，为人类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拉德克里夫·布朗说：“民族学者观察得越好，对有关民族的心理特点的总体印象就越精确。”[2]当然，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民族的心理特点，它对于客观把握研究对象的全部文化事实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正是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建立的。虽然在此之前的人类学研究中，已有像摩尔根、哈顿、博厄斯、里弗斯等人进行过田野调查，但这个时期的田野调查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技术。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很不成熟，人类学者在社区中的调查多依赖口译者，对被研究者的访谈往往十分简短，而且主要选择个别较有知识的当地人作为访谈对象，田野作业所收集的资料，也通常不是人类学者著作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的研究依据的是“第二手的资料”。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个深入的参与观察过程，认为人类学不应是基于二手资料对历史进行的臆断，而应是对被研究的社会生活的亲身研究，这种研究需以居住于被研究的社区、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 以整体把握被研究者如何创造和维持自己的社会为目的。”[3]正如他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所做的调查一样，他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与社区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成为熟人，对他们的生活规律和细节了解甚为深入。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调查具有“直接观察”、重视民间生活和民间知识、亲自参与等特点。他主张，人类学应当是深入地、具体地考察文化制度功能的一门学问。人类学的研究应建立在人类学家对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参与观察之上。马林诺夫斯基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完善和建立了田野工作的系统理论，并提出了参与观察的方法，将田野调查上升为人类学研究的专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利用参与观察法写成的民族志经典著作，其中涵盖着他对田野调查方法及方法论的详细论述。参与观察“首先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西方人类学界认为是一年或一年半。他长年累月地呆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语言交谈，并且从最稳妥的渠道搜集资料——亲自观察并且在没有翻译介入的情况下由土著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讲述。”[4]1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民族志方法的要旨就在于“理解本地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认识到他看待他的世界的方式”。[5]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参与观察与亲身体验是必要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从“他者的内部”深刻认识他者的思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行为的意义。

参与观察是一种特殊的观察，与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不同。李亦园先生将参与观察分为四种类型，即“局外观察，这是比较客观的，他的分离程度最高，但卷入程度最低；第二种是观察者的参与，这样的参与不太多，但又保持客观立场；第三种是参与者的观察，多少已经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观察，有一点客观；第四种称之为完全参与者，很多的主观参与，形成主观价值判断。”[6]103这四种参与观察，在人类学的田野中均被研究者所实践。人类学的参与观察，重在参与，参与是研究者个体融入具体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去，以当地人的身份作为活动的成员之一，在情感上和行为上转为当地人的角色，以最大限度的本地人方式去行为。因此，这种参与既是身体力行的行为方式，也是情感和思想上的转变。马林诺夫斯基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确立了一个参与观察的典范。在他看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不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观察，观察的目的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异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参与观察的最终目的是要“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4]8参与观察需要预先进行问题的设定，是目的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观察。人类学家对某种仪式、行为或活动的参与是为了能够获得对这些文化事项的最真实和最直接的体验。参与观察的问题设定是极为重要的步骤，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主题进行问题的预设，这样才能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既能够在总体上概观一个民族的文化全貌，又能够对某些专题性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为了能够深入把握某一些专题性文化内容，参与观察还需要与深度访谈进行结合。参与观察能够在面上获得一个文化的整体认识，而深度访谈则能够深入到某个具体的文化事项内部，获得最为深入、细致的知识。

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观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某种新的理论的尝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既是一项实践性的工作，也是一种理论性的分析，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理论和观察实践的结合。人类学的“观察就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归类和离析。建构理论就是总结过去观察到的相关性，并预见其对现有理论难题的经验证实或证伪。”[1]34只有通过理论我们才学会观察，只有提出引起观察及其解释的问题才有知识的增长。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赖理论的激励”。[4]7人类学家“必须同时谙熟观察艺术，即民族学田野工作，同时又是文化理论的专家。”[1]34因此，要做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掌握相关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的相关问题作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进而更能准确的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同时也能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反思和检验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理论与方法。”[8]

二、在整体观的视野下观察文化现象与人的行为

整体观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特色之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些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4]2《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是坚持整体观的典范。此书虽然关注的重点是库拉活动，但库拉活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特洛布里恩德岛土著文化其他方面紧密相连。库拉活动的始末都涉及到众多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化现象都是为了保证库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产生的，它们各自发挥着应有的功能，并最终整合为“库拉活动”的整体性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的研究始终没有忽略它作为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一思想。

整体观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人类学家的文化观里，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合体系。各种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化要素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因此，要想获得对某一社区、族群的文化事实的客观把握，就必须全面了解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整体观的思想能够指引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做全面的观察。整体观视野是“人类学研究者获得文化真实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猎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注重古怪、反常、独特。用以达到感官和收集异物癖好者的满足。科学则相反，它的目的是把事实置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把它置于那些解释生活现实的系统中去。”[4]6民族学家通过其较为简单的任务，就能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并通过个人接触来对其进行整合的观察。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部落文化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4]各种文化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要想达到对一个文化的完整认识必须进行整体的考察，“观念、思想和感情必须从功能与形式的角度，与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1]43“只有将仪式表演与体现于仪式之中的与其有内在关联的实用性功利表演相联系，才能充分地理解仪式……在真正的科学中，事实倘若是确定的、普遍的和可以科学地界定的，它就只能存在于相关性之中……以功能方法来分析，我们一定要把一切文化事实放入它们所处的布局。”[1]45-46另外，整体性的分析，也要注意各种文化要素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关性。自然环境是一切文化要素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们经常描述自然环境，目的不只是使叙述生动，或让土著的风俗更加直观，而是要展示土著人如何认识他的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并试图描绘环境给他的印象和感觉，因为我理解他的民间故事、他在家里的言谈，以及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行为。”[4]259最后，坚持整体观就是“整体把握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基础之上展开研究, 而不能根据理论构架的需要任意地截取事象片段。”[9]

三、田野调查必须注重“勤、细、全、深”四个方面的环节

田野调查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作，要想在田野工作中获得丰富的民族志材料，长期、深入、全面、细致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研究者应该具有主动性，应主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和仪式活动中，不能等待或采取旁观者式的观望。“民族志者不应当只是守株待兔，他还必须四面出击，把猎物逼近网中，或穷追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4]6因此，研究者必须做到第一个要点是“勤”，包括“勤动”、“勤问”、“勤记”、“勤思”。勤动，就是要主动参与，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的参与到各种生产、生活中，亲身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感受其在活动中的行为特点和思想情感；勤问，就是要像一个“无知”的人，将自己对某项文化活动存在的疑问，向当地人请教，让他们主动讲述这些文化现象的实际意义。同时也要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地询问，以获取它的内在逻辑；勤记，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应对一些重要的信息做好记录，凡是与自己研究主题有关的，存在疑问的，不明白的都应进行记录，以便为日后的深入访谈和再调查奠定基础。除了在田野访谈中要勤记外，还应学会写民族志日记。民族志日记是对研究者在一天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见、所想、所思的记录，这种记录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一些遗漏的东西，也能够使研究者在今后撰写民族志时获取一些常规的事实。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从事这类研究时，做民族志日记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应该系统地贯穿于考察的整个过程中。常态与特例是互为补充的，如果民族志者能明察秋毫，他就能标示出两个极端，常规情形就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4]16；勤思，是对田野调查提出的一个高层次的要求，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付出一定的体力，还要进行相关的脑力活动。研究者要不断思考所观察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思考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思考各种文化现象为什么会被当地人不断的实践，这些文化现象究竟能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还要尽可能的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意义等。只有在不断的思考中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不断的将问题深入下去，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寻找到文化的内在规律。

细，即细致、仔细、细微。田野调查是一个细致入微的过程。当研究者进入到调查点后，就要进行细致的观察，从小事开始，从人们日常琐事开始，在这些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中发现人们的心理特点和行为规则，并以此来建构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和文化逻辑。文化可以包容着所有的人类行为。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细致观察基础上的，透过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却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要素来分析人类行为的社会意义，发现各种文化要素的现实功能。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而言，被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细小的行为、事件或事物，都可能会具有某项重大的意义。他们之所以会在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出现，必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和功能。如果忽视了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错过对某种现象的完整认识，也可能导致对某种现象的错误解释。田野工作者“在观察仪典或其他部落事件时，不仅要记下由传统和风俗规定的行动过程的核心事件和细节，而且也必须细致而精确地记下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行动本身。”[4]16换言之，田野调查的细致不仅是针对仪式或事件本身，也包括参与人员和旁观人的行动本身。马林诺夫斯基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说明细致入微的调查之重要性，“民族志有必要用心聆听几次这些叙述，才能对其中的意念理出一个头绪，在通过直接核实，才能够把各个情节理顺。询问土著人巫术和仪式的细节，可以取得有关的阐释和评语，从而组织起整个故事，并把零碎的新旧情节一一归位，这正是我处理这个沉船故事的方法。”[4]224

全，即全面。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虽然说每项研究工作可能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个主题可能是整个文化中很小的一个内容。但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非仅仅只是对某一文化要素或现象的关注，而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考察。至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需要对调查对象进行全面的认识，从自然到社会再到人文，从政治经济到民俗民风等等。通过这样的全面了解，才能对调查对象形成整体性的认识，从而为下一步的专题性调研提供基础。全面的调查是坚持整体观的要求。如果调查过程中没有一个全面的印象，而只关注自己的专题，竭力地搜集那些与研究主体有关的东西，而忽视对相关要素和内容的关注，势必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深，就是深入、深层的分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往往都是从表面现象开始的，但是这些表面的现象并不能最终解释清楚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文化逻辑。因此，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由表及里、不断深入、层层剥离的过程。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往往会提出若干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有什么用？等等。每一个问题都是在不断的深化主题，不断的靠近事实。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不断寻求真相和事实的过程，而这些事实和真相，往往又是潜藏的，需要调查者在不断的思考、追问中，步步的深入才能获得。因此，人类学者在田野中必须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必须对每个问题都刨根问底的进行探究，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事实的真相。

四、选择能反映文化整体意义的事项作为参与观察对象

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力图对文化做出整体的描述和认识。但文化是一个包括众多内容的复杂体。一个人类学家要想对某个民族的所有文化都进行观察和详细地记录、描述是很难做到的。人类学家皮科克指出：“整体观是一个重要但却无法实现的理想。你不可能看到所有地方或想到所有一切。你必须选择和强调某些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分类并做出区别。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才能分析和理解。”[10]这就要求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对观察对象或研究对象做有选择性的取舍。因此，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观察总是具体的和个别的。”[7]41当我们不能面面俱到时，只能有的放矢地选择一个或几个典型的文化项目作为观察的主要对象。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要想获得对文化事实的真实把握，必须具有选择性，因为“科学的观察决不是一种无选择性和无结构性的，……而是经过周密筹划的对特定类型的情况的创造过程。”[7]50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中，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是整个理论的基石。但是任何一个土著的社会文化都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民族志者来说，要想在田野中观察、记录、参与所有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众多的文化事项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够统领整个文化体系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记述和全面的功能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确定的田野工作的第三个诫条就是“找出典型化的思想和情感，使之与某一给定社区的习俗和文化对应，并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理清结论。”[4]17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会引发土著人不停地讨论，激起义愤的言论，显示他们的立场，所有这些谈话很可能就是一份带着明确的观点和道义谴责的材料，同时也显露出因案例形成而投入运作的社会机制。”[4]9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作者选择了特洛布里恩德岛最具有影响力的“库拉”活动作为重点的描述对象。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库拉贸易的详细民族志考察，以此来观察当地土著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全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调查库拉活动，“他在1914至1918年之间到新几内亚进行了三次调查，分别是1914年8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对库拉及其相关事务的调查活动上。”[4]2作者围绕着库拉活动展开了详细地分析，其中由此而引出了众多的有关土著人生活、生产、宗教、社会制度、经济、婚姻、性、权利等内容。库拉贸易是重点，但是完成库拉活动就需要众多的环节相互配合，如库拉中必不可少的船只，作者对此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船只由谁造、造船材料如何选择、造船的详细过程、造船过程中的各种仪式和巫术活动、船造好后的仪典、试船的仪式等等。这充分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分析的理论特点和方法倾向。

总之，在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的重点事项最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项，这样能够发现这种文化事项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发挥的功能，也能够发现这种文化事项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联性，同时通过对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文化事项的观察和分析，能够全面、深刻的了解其他方面的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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