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友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重庆 400047)

乌江流域，是指由乌江干流与各个支流的分水线所共同包围的河流集水区域。乌江，古时称巴江，后称延江，也叫黔江、涪水，发源于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脉东麓，威宁县盐仓镇营硐村石缸洞，海拔2260米。河源从石缸洞里涌出一股清泉，形成一条溪流，并就近接纳花鱼洞、黑鱼洞两股泉水汇入溪内，缓缓流出山谷，进入可盖大坝，在距石缸洞约5公里右岸接纳黑龙潭泉水，溪水通过可盖大坝绕过香炉山，自西向东奔腾于大娄山系和武陵山脉之间，先东南流经贵州西北部，至普定后方向折东北，流经贵州中部和东北部，过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方向再折西北进入重庆辖地，经酉阳、黔江、彭水、武隆、涪陵等县(区)，于重庆市涪陵城下注入浩瀚长江。乌江属典型的山区河流，全长1050公里，其中贵州境内为874公里，重庆境内176公里，是长江南岸的第一大支流。

乌江流域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6度7分至30度18分和东经104度18分至109度22分之间，整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东西向高差大，幅员面积87920平方公里，其中贵州境内最多，有67500平方公里。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3～18℃。流域年均径流总量503亿立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042.59万千瓦，可开发的水力资源有266处，装机容量846.01万千瓦，是水电宝地。整个流域横跨或纵贯贵州、云南、重庆、湖北四省市，共56个县(自治县、区、市)。乌江流域的总人口3345万，民族以汉族居多，同时世居着苗、土家、仡佬、布依、彝、侗、回、瑶、白族等15个少数民族，人口1066万。乌江流域各民族尽管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但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让人惊叹的文化，他们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过不同方式的移迁，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种种联系，体现出了极其生动的民族关系画卷，丰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容。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移民作为人口变迁的主要方式和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至始而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中国西南边境的乌江流域地带，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也是远古人类的家乡，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之上。特别是基于该地区处于西南腹心的优势地理位置，这里不仅山水俊秀、历史悠久，而且民风朴实、文化浓郁，故而历代以来都吸引着大批的外来迁移人口。几千年来，各种外来移民不断来此定居，随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给地处蒙昧山区的乌江流域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陆续进驻此地，亦不可避免地使本就十分复杂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呈现出复杂化倾向。

按照葛剑雄的解释，“移民是指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1]10。移民作为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重要迁徙现象，不仅产生的原因众多、形式各异、性质有所差别，而且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延展性。而民族关系则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受一定的社会意识指导而形成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动态的，也是双向的，既有社会性，又有民族性。民族关系的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既受社会制度和时代发展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的方式、途径相联系，并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发生在历史时期的乌江流域范围内的移民与民族关系，它既包括着乌江流域历代移民的过程、地域人文地理、迁徙进程、迁徙路线、迁移中的文化因素等内容，也包括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移民对民族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如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大民族的群体迁徙、大家族的迁徙，以及其中引发的政策性因素、自然因素和由此带来的民俗文化变迁等内容。

(一)乌江流域历代移民的具体迁移流动过程。乌江流域地区是一个整体，必须把以往的移民迁徙活动作为一个总的迁移过程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移民的影响，因为每次移民运动都有其具体的影响，有的是相互抵消的，有的是互不关联的，有的却是彼此叠加的，对当地历史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就是它们的合力或总和。而就该流域中某一时段，或者说某一时期具体的移民过程而言，应该研究的问题必须包括：第一，迁出地点、始迁时间。即移民在迁移以前所居住的地点，或者可称为移民的出发地，以及什么时候开始迁移。对其应尽可能地将迁出地落实到最小、最具体的范围。第二，迁出地的状况。即移民在迁移以前所居住的地点各方面的条件，包括其自然地理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灾害等状况，人文地理如经济、文化、人口、民族、风俗等状况，有关的历史事件如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社会动乱、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变等。第三，迁出地对移民的推力。即导致移民迁移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如自然灾害的类型及其影响的剧烈、持久程度；社会动乱或战争的波及或影响程度、时间；经济水平与周围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程度；赋税负担、土地占有、人均耕地与周围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程度等。第四，迁入地对移民的拉力。即迁入地吸引移民迁入及导致移民最终定居的各种因素。如同宗、同乡在迁入地的定居和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事业的成功、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是对还留在原居住地的本族、本乡人口的一种强大的拉力。[1]23-31

(二)乌江流域历代移民的时间地理分布格局。乌江流域历代移民的构成研究，主要应该以系统统计的方法对本地区移民固化形态的实体形式(如会馆、屯堡等)作为背景资料，再参考有关地方志、族谱和墓志铭等，进而客观地分析历史时期乌江流域地区外来移民的时间和地理分布格局、特征等内容。尤其要通过梳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间段迁入移民的不同身份，找到本流域地区移民分布格局与当地开发历史格局之间的密切关系。比如：在汉晋唐宋之前，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在中国黄河流域，特别是汉唐时期中国政治中心在关中地区，在这个时期乌江流域地区移民以北方移民为主，特别是秦陇地区移民相对较多。元明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随着普安中庆道的大为通畅，汉文化对其渗透已不是秦陇文化从北向南的渗透，汉文化表现为从东向西对西南地区的影响[2]。在这种情形下，外来移民迁入乌江流域地区也以南方移民为主体。特别是由于乌江流域的云贵地区特有的开发历程的背景，如在元末明初的征服云南贵州地区过程实际上是大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的过程。而征服云贵地区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南、江西籍的军士，征服云贵后，这些军士多留戍云贵，而后来也多从江南、江西迁入屯田。

(三)乌江流域历代移民及民族关系的类型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说：“移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断的迁徙现象，也是种族混杂、民族互动最普遍且广泛的形式。在构思方面的分类，似乎可以先确定几个大类，如经济移民、政治移民(主要是战争、划界、互换人口)等，然后再分为一些具体类型。”循着这样的思路对乌江流域地区的历代移民进行分类，绝对不能只是流域内单纯、孤立、抽象的考察结果，而应该是一种与乌江流域地区移民紧密联系的民族关系考察，是一种与乌江流域历代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民族关系考察。从历史上看，历代中央王朝与当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一直都表现为“经制加俗治”，如先秦时期表现为“部族、部落与方国交错”；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为“夷帅、大姓与郡国并立”；唐宋时期表现为“藩国、边州与正州同列”；元明清时期表现为“土司、土官与流官参治”；民国时期则表现为“军阀、国民政府与革命政权共存”。与此相对应，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各个政权和民族之间，也因此而结成了六种基本类型的民族关系：一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三是中央王朝与各民族民间的关系，四是少数民族政权与各民族民间的关系，五是汉民族民间与各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六是各少数民族民间内部的关系。而这些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综括起来，又大致表现出五个方面的共性特征：一是分布上的杂聚相间，二是发展上的先后不一，三是政治上的一体多元，四是经济上的相生互补，五是文化上的互通交融。正是因为如此，乌江流域地区才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包括汉、彝、苗、布依、土家、仡佬、侗、回、白等众多民族共同聚居杂处、融合共生的结合地带。

(四)乌江流域历代移民对民族关系的综合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今天这种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民族间出现不断的迁徙、流动、杂居，从而不断影响着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历朝历代以来，不管是因灾害、战争等突发事变而引起的自发性流移，还是在国家主导下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安排的计划性迁徙；也不管是人数众多、性质单一的群体性迁移，还是零星显现、层次复杂、形式多样的个体性移居。他们或只身或举家迁入地处“蛮夷之地”的西南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各自凭借自身的种种优势，披荆棘，辟草莱，筚路蓝缕，以拓蛮荒，既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更为推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而卓越的贡献。具体而言，一是给地处西南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二是把内地先进的思想意识，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移植到了新开拓的区域；三是加速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步伐，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全国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有利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整体实施；四是增强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了解、影响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多元一体”文化繁荣局面的形成。另外，一些外来移民逐渐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优势，横征强取，又加剧了各民族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有限生产资源的激烈争斗，并引发了乌江流域地区一定时间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对抗的激烈。这也是必须看到的基本事实。

(五)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个案特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说：“通过对一个个案的研究，便可以洞察整个世界；从一个最简单的个案得出的结论，便具有相应的普遍性，可以毫无限制地应用到其他同类的场合中。即个别个案必然蕴含普遍法则，从个别个案中发展普遍性具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3]乌江流域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广袤区域，历代以来的人口迁移不仅只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疆域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在微观层面上显示出了各个地方移民与当地民族关系发展存在的紧密关系。换言讲，乌江流域的每一个细微地方、每一具体化的区域，或许都应该存有一群类型迥异的独特移民团体。这些移民群体作为典型特例和个案的存在，也成为了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总体的微缩景观。

(六)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前瞻启示。中国移民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也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丰富。移民作为人类社会人口流动的一种重要范式，是伴随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并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当然免不了要受到特定时代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移民运动乃至整个历史移民进程都有其具体规律可循，如什么条件会引起人口外迁，哪些人会外迁，一般迁到哪里去，什么季节迁移的人最多，单身迁移的多还是举家迁移的多，什么地方会吸引移民，吸引哪些人，什么条件适宜移民定居，官方的态度会起什么作用，土著的不同态度会有什么不同结果，等等[1]37。同理，对乌江流域地区的历史移民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既要紧密结合实际，努力寻找和归并出每一次或每一阶段移民过程中特有的典型性内容；另一方面更要以整个乌江流域的移民历史为基础，认真总结和提炼出包括移民阶段划分、移民类型特点、移民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影响、本地移民特有的个案形式、历史移民对未来电站移民、生态移民的启发等总结性内容。

二

研究一个地区的移民历史与民族关系的流变过程，应该有其特殊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应该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民族关系和文化变迁为纬，并辅之以恰当的综合概括并找准其契合点。研究方法则主要应该以历史学的文献研究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口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进行综合性研究。

(一)文献研究方法。文献是研究移民历史和民族关系演变进程，尤其是外来移民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发展的最主要依据。文献主要包括官方正史、私人著述、地方志和家(族)谱等。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或较大的移民事件，一般都能在官方正史文献或者部分私人著述中找到记录。地方志作为全面载录各地山川地理、行政建制、人口、物产、市场、交通、赋税、社会、民族、宗教、人物、生活、习俗等情况的综合史料，其对研究地方史和社会史价值也极高。另外，中国是一个注重血缘宗族的国度，家(族)谱编纂的历史十分悠久。每一种家(族)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族)谱可能已成为了惟一的文字记载来源。

(二)人口学方法。移民本身就是一种人口现象，属于人口学的研究范畴，人口学的方法用之于历代移民研究自不待言。但在历代移民的研究中，由于资料的不足，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能起特殊的、决定性的作用，对具体的、定量的正负影响难以准确描述。在一个范围固定的区域中，人口数量的变化就决定于两方面，即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因迁移造成的机械增长。在不发生大规模的天灾人祸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增长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自然和社会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地区之间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根据这一原理，一个地区的人口实际增长率、特别是地区之间和不同年代之间的比较，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有过移民的根据，也可以用于推算移民的数量。[1]153

(三)历史地理学方法。人口迁移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人口迁移的后果之一即是促使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因此，移民与民族关系类研究的很多方面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是重合的，而历史人口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历史地理学的多数研究方法完全适用于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而且，同一切发生的历史时期的事件一样，移民与民族关系类研究离不开具体的疆域、政区的范围和地理坐标的确定，也离不开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复原，这些都得借助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移民既有适应地理研究的一面，也有促使地理环境——无论人文的还是自然的——发生变化的一面。因此，通过复原历史地理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可能显示出移民过程及其对民族关系影响的某些片断，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1]155。如政区设置过程的分析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正常情况下，新的政区的设置与地区开发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因此分析某一地区中行政区域设置的过程和这些政区相互间的关系，就可以复原出该地区的开发过程，也就可能了解该地区内的人口迁移过程，以及民族关系发生的变化。

(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创造的文化千差万别，人口的迁移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特质在空间的流动。人口是文化最基础的载体，迁出地的文化通过移民这些载体传播到他们的迁入地。从物质层面看，移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具有鲜明特色的民居建筑，其往往都会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扩大到他们的迁入地，并且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同来源的移民也会有各自的民居特色，一段时间内能在同一迁入地并存。如乌江流域上游地区的“屯堡”建筑便是有力例证。从精神层面看，移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则当属民间信仰和民间崇拜。在众多的民间俗神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但移民打破了原来的信仰地域，将它扩大到了新的居住地，出于对这些地方神的崇拜而建立的宫观寺庙也出现在移民的迁入地。这类建筑物的出现不仅是某地移民存在的证据，而且说明他们已有相当的数量，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万寿宫、萧公祠就是江西移民的专利，玉王宫、寿福寺为湖南人所建，蜀王庙必定来自四川。[1]163-164

三

移民是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边疆经略的主要方式，是边疆政治融合、经济开发、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生态变迁的重要原因。民族关系则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通常表现为民族内部或者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关系的综合表达。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不仅会体现出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民族融合、经济开发、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印证价值，而且还将会进一步体现出对丰富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学术价值。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行政归属和政治一统的佐证价值。中国西南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虽地处蛮荒之地，但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故一直受到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视。从秦汉郡县设置、唐宋羁縻施行到元明清的行省推进，历代朝廷对乌江流域地区的管辖和经营几乎从未有过间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于内地发达地区的外来移民陆续移入此地，他们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逐渐融入当地人群，致使当地的人口分布、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乌江流域历史上各色移民总体分布不太均匀，且大都集中于行政治地及交通沿线，但他们却一直成为中原王朝在边疆实施统治的核心和基本力量：外籍官员构成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政治核心，各地驻军承担着安定社会、稳固统治的军事任务，其他移民则在屯田纳粮、维护交通、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并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在边疆与内地相互一体的基础上共同保持着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上通下达，用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反复印证着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共同支持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及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并固化着中国西南边疆的版图，维系着祖国的政治一统和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

(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民族和睦和融合团结的实证价值。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各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认同中，汉族发挥了凝聚力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中华民族的认同并不排斥其他各民族的内部认同。”[4]从目前来看，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理论已经有了遗传学、体质人类学的若干证据。研究表明，南方和北方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之间血缘更远；各地汉族中融入了大量当地少数民族血缘，同时，汉族也有一部分血缘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5]。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动力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相互迁移。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亦不例外，数千年来，来自不同地方的族群，带来各自不同的文化，汇聚于乌江流域地带，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与中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的“多元共存、相生共荣”的乌江流域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是乌江流域文化最为显著、引人瞩目的主要特征。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境、共同的艰难、共同的愿望，以“多样性”、“包容性”为根基的共同文化心理基因，使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世世代代与自然和谐相处，彼此之间和谐相融。

(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经济复苏和开发历程的确证价值。移民史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与人口迁移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重心的转移往往都与移民活动密切相关。如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引起的中原汉族大迁徙，唐代中叶开始的中原人口南迁，两宋时期中原汉族的南移等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从中原转移到东南地区。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而言，人口迁移对当地经济的复苏和开发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外来移民和当地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由于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源源不断的传入，当地落后生产方式不断得到改变，一些地区劳动生产力迅速提高，其兴盛繁荣程度甚至并不亚于内地。如农业经济方面，从秦汉伊始，外来移民便将大量远高于当地农业经济水准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新的农作物品种带到了当地，直接刺激当地农业经济基本面貌的不断改善。工矿业经济方面，移民前辈们不懈努力地对乌江流域进行工矿业开发，也直接刺激了本地工矿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一直成为当地人民进行经济开发的传统和发财致富的手段。商业经济方面，随着乌江流域开发历程的纵深推进，大量长于商业经营的中原移民亦纷纷南下或西进，他们围绕各交通道路沿线及郡、县据点设易场、开集市，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还有教育业经济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中原移民的规模进入，内地封建文化在各地广泛传播，并逐渐为当地民族所认同和吸收，经过历代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的不停洗礼，厚积薄发，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业经济始终呈现出持续繁荣和不断发展的气象。

(四)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互动的验证价值。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社会学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同时，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变化的研究。乌江流域历代移民活动是人口机械运动的过程。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基本前提。人口迁移造成一个民族居住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这个民族群体的社会运行和发展。另一层面，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民族的归属，当一个民族群体发生迁移时，其文化也就会随之产生空间上的移动。从历史来看，移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移动、文化传播的过程。人口迁移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发生交流，从而推动文化的再创造和发展。人口迁移所产生的民族间的“接触”，正是民族融合、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力。尤其在西南边境腹心地带的乌江流域地区，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与多样性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必然会使各族人民的文化在长期的改造自然和自我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典型的互动态势。

(五)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电站移民和生态移民的启示价值。乌江流域雨量充沛，河网密集，自然落差大，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量达1900多万千瓦，是“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基地。近年来，乌江流域贵州段和重庆段共有11座梯级水电站在建或即将开工。近10年内，仅贵州在建和拟建的大中型水电站需要搬迁安置移民近30万人，平均每年要搬迁3万人左右。随着西部大开发中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建设等的开工，以及乌江流域各梯级电站的在建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持续推进，许多新的移民和民族关系问题必然还会出现。为此，通过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还可以在深入挖掘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的同时，为本地未来的电站移民、生态移民等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六)人口学理论和民族学理论纵深研究的学术价值。根据苍铭先生的表述：人口迁移和流动是当代人口学、经济学研究的热门问题，探索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一般规律，又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人口学、经济学对迁移问题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建立人口迁移的动力模型，更多的是关注影响迁移的经济、性别、年龄、距离等因素，而对迁移群体的民族文化背景却没有充分注意到[6]。有鉴于此，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较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当然也是研究人口迁移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对这一地区人口迁移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对于探索人口迁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推动人口迁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因突破了以往或以某一单一民族的源流、分布及文化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某一行政区域的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思路，通过跨省市、跨学科地将乌江流域众多少数民族的迁移、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既考虑到了人口学理论的贯穿，也考虑到了民族学理论的阐释，力求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这至少也应该算作是一种对目前学界研究移民和民族关系问题时存在缺陷的有益补充，或者说成是对人口学理论和人口民族学理论纵深研究进行的一次小步伐推进。

参考文献：

[1]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第1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2] 蓝勇.明清时期云贵地区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3] (法)E·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48-549.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5.

[5] 杜若甫,等.用38基因座的基因频率计算中国人群间遗传距离[J].中国科学(C辑)，1998(1).

[6] 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