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11-04-11何一成

湖湘论坛 2011年3期

关键词：斯大林中国化苏联

何一成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06)

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何一成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06)

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从消极方面来判断这种影响的，缺乏全面、客观的态度。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影响，就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从“以俄为师”转向了“以苏为鉴”，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

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

中苏论战是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从消极方面来判断这种影响的，缺乏全面、客观的态度。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影响，就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从“以俄为师”转向了“以苏为鉴”，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是在由“走俄国人的路”到逐渐突破苏俄模式过程中实现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便是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的转变过程中起步的，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作为中苏论战起点的苏共二十大召开。

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时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但经历了许多沉痛教训后才知道不能照搬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P707，终于在突破苏俄模式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却十分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敌对势力全面封锁包围之中不能不照抄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学习苏联。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基本上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模仿。一直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以苏为戒”，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

其实，中国“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改革这种传统模式。历史跨进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峙日益尖锐，第三世界勃然兴起，世界性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使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势头，越来越暴露出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着突破这种传统模式，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以摆脱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斯大林逝世以后，新的苏共中央立即着手清理历史上留下的众多难题，制订《关于苏共中央各部门组织机构中现存的缺点及改进国家机构工作的措施》，大幅度地调整内外政策，对各国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控制也开始松动。南斯拉夫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曾被指责为背叛社会主义并被排斥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1955年6月苏南两国政府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确认互相尊重并且不以任何(经济的、政治的或思想体系的)理由干涉内政，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此后又在苏南两党关系宣言中重申:“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2］P584从此，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方兴未艾。

据薄一波回忆:“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中共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3］P472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尚未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来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尽管隐隐觉察到这种模式存在一些弊端，但它毕竟是苏联共产党与苏联人民在毫无先例可循情况下的开拓性创造，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如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是人类社会制度质的进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加上自己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危害性还缺乏切身体会，都使中国共产党人难以从整体上对这种模式的真理性产生怀疑。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的新看法，公开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猛烈冲击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中共中央触动很大。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4］P23。苏共二十大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领袖，又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缔造者和代表人物，并通过这种模式把苏联建设成能够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人们往往将他看成社会主义的化身，以为苏联模式就是唯一标准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苏联共产党自己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也就揭开了长期压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盖子”，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也就敢于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了。

在中苏论战中，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多次提到:“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5］如果将苏共二十大作为中苏论战的起点，那么它也启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由“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的转变，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苏论战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课题。苏共二十大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但是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渐展开，中国共产党人日益将“以苏为戒”绝对化，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入歧途。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道路的理解都停留在苏联模式上，这种模式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相对应，核心内容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强调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它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经受过一系列战争的严峻考验，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在各国共产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都把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同改革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结合起来，但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基本发展道路的认识依然如故。曾参与苏共中央多次重大事件的阿尔巴托夫回忆:“从斯大林年代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中的官方观点认为，苏联所建立的是唯一真正的，也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形式。其他国家只是在制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细节时才具有考虑民族特点的微小权力，只能重复和照搬我们的经验。因此，对苏联模式的任何偏离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被认为是企图建立另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向我们的挑战。把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模式如此普遍化，就会不知不觉地使我们的人在观察大家庭中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时，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这比我们好，还是坏?”［6］P67-68苏共二十一大就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二十二大进一步具体规定了“苏联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又制定了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方针政策，使国民经济和思想政治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不得不中断改革，重蹈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结局也大体如此，或因中途遭遇危机而刹车，或在内外压力下回到传统模式的老路。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以苏为戒”的思想，都谈到了斯大林和苏联的错误及其教训，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执政党作风和民主建设方针、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果。此后毛泽东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然缺乏理性认识，对于苏联问题的症结、苏联模式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改革苏联模式的突破口等还缺乏了解，因而这些探索仍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新的观点、设想、方针、政策也就缺乏稳定性。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以苏为戒”就从以斯大林的错误为戒变成以苏联改革为戒，这些初步探索也就从克服斯大林的错误陷入维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误区。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斯大林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化身，揭露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不能从苏联模式入手，斯大林错误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和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7］P543为此，毛泽东在论战中提出:“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他认为，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8］P78。所以，我们在批评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时，必须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要理直气壮地提倡苏联的基本经验，否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南斯拉夫在公营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手段，鼓励竞争，以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竞争的主要杠杠，就是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苏联搞物质刺激加剧了两极分化，通过利润原则发展竞争，向美国农场主学习经营方式，破坏计划经济，瓦解集体经济，就是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并不是搞资本主义，以此为戒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能不事与愿违。

毛泽东在回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9］P117-118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11 月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谈到苏联可以15年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马上回答:“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赶上或超过英国。”［10］P56随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公开宣布:“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准备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又要避免苏联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代替“利润原则”和“物质刺激”，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等一些政治运动，直至那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些探索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半途而废。

三

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苏共二十大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特征的估计，以及对国际形势开始由剑拔弩张的冷战走向缓和的分析，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念，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必须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除了暴力革命还有和平共处，并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苏共二十二大又根据国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需要，提出建设“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主张。当时“三和”理论得到许多国家共产党的赞同，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对和平过渡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在1956年就表示:“关于苏共二十大，我们发了两篇社论，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8］P5主要是认为苏共的表述不全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要有和平与暴力两手，而且主要是暴力革命形式。随着论战的加剧，就彻底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两全”主张则是苏共继“三和”之后全面走向修正主义的里程碑。

从理论上看，“和平过渡”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苏共二十大根据列宁关于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将具有不同形式的论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各自走上独特发展道路的事实，认为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同内战连在一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罹难的西欧传统民主国家厌恶战争，要求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而且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已经很强大，他们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对机会主义予以打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至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建立在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还很软弱而且组织得不好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的国际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和平力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已经成为一支拥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因而“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新战争的保证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2］P39-42进入 60 年代，苏共的表述更加条理化: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一定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连在一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在那些议会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是通过利用议会的道路，而在其他国家里可能是通过利用适合他们民族传统的制度的道路。”［13］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惟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14］P14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目的是最重要的，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形式和手段则可以不尽相同，可以是暴力革命，也可以是和平过渡。应该说，苏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把只是一种预测的“和平过渡”作为重点选择则未免失之偏颇，还缺乏有力的实证，却并非修正马克思主义。

“全民党”、“全民国家”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动态性。苏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和国家将逐渐消灭的原理，以及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性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完全的最终胜利，保证社会过渡到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的发展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15］P162，173赫鲁晓夫为此作了许多辩解: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共产党完全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全体人民也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完全成为全体人民的目标，苏联共产党已经发展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的政党，党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全民的性质。由于剥削阶级不存在，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一种协调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自治道路上的及其重要的里程碑”。［16］现在看来，苏共看到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认识源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倾判断，既缺乏客观的事实依据，“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提法也不符合政党与国家的本质属性，只能说明其理论上的荒谬，却不能据此就断定它是要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

在关于“三和”、“两全”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以苏为戒”的思维方式，认为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并无先例，现在和将来也不可能，除暴力革命之外别无选择。“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17］P419因此，把主张工人阶级政党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一律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屈服，而将拒绝一切合法斗争当作革命的坚定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苏共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17］P493苏共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由修正主义者掌握国家政权，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8］P40、42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和”、“两全”的批判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但是这种批判带有明显的主观成分和教条倾向，严重影响了对国内外问题的决策。由于看不到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和酝酿着的巨大变化，不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难以融入现代化的轨道，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许多方面是背离现代化方向的，如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土法炼钢”等是反科学的。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8］P61他在196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全民国家’的提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粹，如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苏共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民党，但是他现在背叛马列主义，已经对马列主义发动进攻，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这些是不可调和的矛盾。”［8］P461-462显然，中国共产党是把自己视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使论战中逐渐出现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误解或教条化，不仅同对方一起“讲了许多空话”，而且“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7］P68，结果陷入了“反修防修”的理论误区。由于将苏共抛弃了某些已经过时或不适合本国实际的马列主义论断和词句当作“修正主义”，因而设想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苏联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是苏联新生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并成为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向所有共产党与工人党敲响了警钟，即要开展反修防修斗争。总结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发动了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完全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转引自周尚文.新编苏联史(1917—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格·阿·阿尔托夫.苏联政治的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7］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1］人民日报编辑部.乘风破浪［N］.人民日报，1958-01-01.

［1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