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松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0)

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翻译家邵洵美

易松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0)

邵洵美是我国 20世纪初期重要的翻译家,但长期以来一直为翻译史研究所忽视。邵洵美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翻译的译作数量上,更体现在他对翻译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热爱上。正是由于超越了意识形态立场,毫无功利主义色彩的唯美主义文艺观,他的翻译实践和出版活动显得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为翻译界所遗忘。但是,也正因为他的翻译超越了当时政治和金钱的污染,才使他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了卓然不群的地位。

邵洵美;赞助人;翻译家

近年来,由于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翻译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开始关注译者的翻译思想、拟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等[1]。然而,有一位翻译家至今依然身处被遗忘的角落。他就是上世纪 30年代上海文化圈的核心人物——翻译家邵洵美。然而,方汉文在他的《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中对邵洵美只字未提;温中兰等人所编著出版的《浙江翻译家研究》几乎囊括了所有浙江籍翻译家,而独独遗忘了邵洵美;在查明建和谢天振的《中国 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及马祖毅的《中国翻译通史》中,邵洵美的名字也仅列举于所译文学作品之后。然而,“他 (邵洵美)所成功扮演的文化媒介人的角色,虽然不无争议,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作用和意义,至今还未被人深入研究,充分认识”[2]3。

一、邵洵美的翻译活动

邵洵美 (1906—1968年)是我国现代作家、出版家、翻译家,生于晚清显赫世家。1923年赴欧洲游历,次年进入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专攻英国文学。在此期间,邵洵美对希腊女诗人莎茀的诗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由此对英国诗人史文朋的唯美主义作品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象征主义作品情有独钟。回国后,邵洵美积极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翻译出版了诗集《一朵朵玫瑰》、乔治·摩尔的小说《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琵亚词侣的《琵亚词侣诗画集》。

感于当时文艺出版为商业活动所侵蚀,邵洵美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从事文学出版活动,先后主编出版了《狮吼》、《金屋月刊》等文艺刊物。在这些刊物上,邵洵美发表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作《烦恼》、《青青》、《情话》,爱尔兰诗人乔治·摩尔的小说《和尚的情史》、《姊妹》和《信》,美国作家丹顿·王尔德的戏剧《诗人的诞生》,美国作家德莱塞的文论《布尔塞维克的绘画与文学》,美国作家西蒙·冈第洛的戏剧《水手与妓女》,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东方的夜晚与西方的早晨》,英国作家比弗利·尼科思的散文《梅司绯儿》、诗人弗莱克的《一只红雀》以及《Savoy杂志的编辑者言》等译作。邵洵美不但积极从事翻译实践,同时也开展翻译批评,撰写了《评伍光建译〈约瑟安特路传〉》、《评梁实秋译〈幸福的伪善者〉》、《评朱维基、芳信合译〈水庭仙〉》等译评。

九一八事变前后,邵洵美的诗歌创作活动暂告一段落,把注意力从文艺创作转向了民生、教育和女性等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批判,发表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走出原来的象牙塔并投身社会文化建设中。在《人言》杂志创刊号中,他说:“我们将以中国整个社会现象为批判讨究的对象,而不斤斤计较于政治舞台上人物的如何变化,除非其变化有关于社会大势的。”[2]380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也从属于文化教育和社会政治批判的需要,翻译了英国女作家戴菲莱的《苏俄小游记》。“鉴于国内报刊对苏俄的介绍,总是一味美化和神化。邵洵美特别借助英国作家戴菲莱女士的眼睛,观察苏俄”[3]147,译文以夸张的言语打破了苏俄的神话,揭示其社会问题。在抗战期间,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出版家,邵洵美通过自己的文学出版、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中。在《自由谭》创刊号中,邵洵美提出了自己对战争文学的设想:“一种是主观的作品:他们或者是前线将士雄心的流露与义愤的发泄,或者是后方平民热情的表现与痛苦的寄托。还有一种是客观的作品:这是赋有文学才能与技巧者,在前线后方,所耳闻目睹的经验之忠实的叙述与记载。”基于这样的构想,邵洵美翻译了英国诗人赫伯脱·吕德的诗歌《轰炸惨案——西班牙》和奥登的《在战时》组诗中的第十八首《中国兵》。译文不但以现实的画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敌人的愤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对外译介,参编或主编了多个英文期刊,在 Candid Comment上分期刊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英文译文,与朋友项美丽合作翻译了现代小说家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

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的出版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基本上停止,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翻译工作上。在夏衍的举荐下,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聘为社外翻译,翻译了 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小说《两姊妹》和《家庭与世界》、剧作《四章书》。这一阶段他还接受当时私营的上海出版公司约请,翻译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与佘贵棠合译英国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校订了王科一的英国女作家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贾步武译的《渴望》和邵祖丞译自英文版的《彼得一世》。邵洵美一直有将元杂剧《西厢记》翻译成英文的愿望,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这位满怀抱负的翻译家英年早逝,这个计划也就彻底落空。

二、作为翻译赞助人的邵洵美

邵洵美对中西文学译介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大量的译著上,更主要体现在他对翻译事业的出版和赞助上。邵洵美对赞助人在文化建设和宣传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文化班底”和“护法”生动形象地予以说明。他说:“所谓的‘文化的班底’,便是一切文化工作撑场面的人,是一种基本的捧场者……外国人叫 Patron,和尚庙里称作‘护法’。”[2]158他以弗里茨夫人主办的“万国艺术剧院”组织排演德英文京剧《红鬃烈马》为例说明“文化班底”的效力,“最近公演熊式一先生英译的《红鬃烈马》。第一晚在卡尔登,门前的汽车据说有六七百挂。这戏本的对白是完全用英文的,可是观众这样多。原来这便是‘文化的班底’的作用了”。在《文化的护法》一文中,邵洵美又进一步阐释了“护法”的作用:“是使一个无名的艺术家有与世人见面的机会,见面以后,怎样去确定他的地位了,那全靠他自己的艺术与努力了。也有年少气盛的青年,被捧出道,便自以为不可一世,骄傲性成,只知虚荣的炫耀,而不求艺术的上进;天才反因此而糟蹋:所以‘护法’们,一方面捧场,一方面又得监督。‘护法’们的责任,原不可以小觑吓!”受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影响,他的翻译出版完全是基于对作品本身艺术性的考虑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终其一生,邵洵美都在扮演“文化班底”和“护法”的角色,他所从事的出版活动远离了商业利益的目标。“他的出版是‘为文化’的出版,着眼于提高大众整体的文化水平。用他的话说,‘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引起他们的兴趣’。通过文化期刊出版,促进文化普及和文化教育,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支配邵沟美文化出版的出版观念”[3]75。

“文化班底”和“护法”不同于勒夫威尔所说的赞助人。虽然邵洵美的出版商身份也可以归入赞助人的行列,但在勒夫威尔那里出版商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力对文化活动的限制和制约。勒夫威尔是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的意义上来谈赞助人的。然而,邵洵美的“文化班底”和“护法”是以权力的对立面展示在人们面前。在《狮吼》月刊复刊号中,邵洵美指出文学艺术品出版的困难:“总括起来,不外乎一、各人为私事所羁绊;二、书贾的神圣;三、金钱的作祟。”为此,邵洵美出资办刊、办出版社,为文友发文章、出书,以对抗书贾的权威地位,帮助文人摆脱金钱的压迫。作为出版商,他并不是以社会文化规范的代理人身份出现,而是以批判社会文化规范和挑战社会权力的斗士身份出现。他批评赵景深等人“太把翻译当为是商业的或是政治的事业,而忽略了它们是在一种文学的工作”[2]130。尽管他为此最终穷困潦倒,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当时为文学出版和翻译事业提供了表达另一种声音的渠道。虽然,邵洵美认识到“护法”不但要“捧场”,同时也有义务“监督”艺术家的活动。但是,这种监督不是以社会规范为导向的,而是以纯粹的艺术追求为目标的。“护法”的权力服从于艺术家本人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凌驾于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之上,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强加给作者和译者。

作为“文化班底”和“护法”,邵洵美以其主编和出版的文艺刊物为纽带,结识并聚拢了一批翻译家,刊发了各种译作,向国人译介外国文学的发展及现状。如朱维基所译的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歌《食莲花者》,英国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的文论《文体论》,《唯美的批评——文艺复兴论集“School of Giorgione”篇的第一部分》,莎士比亚的《乌塞罗》(奥赛罗),戴望舒所译的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小说《沙里奥》,郭子雄所译的英国作家哈代的诗歌《在最后的灯旁》、小说《无名的裘特》,章克标所译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二庵童》和《萝洞先生》,夏目漱石的《伦敦塔》等不同国家的大量译作,译介面比较宽。“从地理上看,各国的作品都有,所译作品遍及英、法、美、日、西班牙、匈牙利、印度等国;从时间上看,以当代作家为主,邵沟美在翻译上很注意与外国文学创作同步进行,他对外国文坛信息也很了解;从译介的内容和性质上看,比较驳杂,既有介绍苏俄文艺现状的文章 (如《布尔什维克的绘画与文学》),也有唯美派艺术理论文章 (如《从罗斯金到王尔德》),还有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的诗 (如决口大学的诗《乳房》)”[3]75。此外,邵洵美还先后成立了金屋书店、新月书店和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等多家出版社,斥巨资扶持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出版了大量的文学翻译作品。以金屋书店为例,先后出版过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画像》、《一个理想的丈夫》,武者小路实笃的《爱欲》,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等 12部译作,占金屋书店所出版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邵洵美以扶持艺术进步和开展文化教育为宗旨,无论是办刊还是办出版社都没有他给带来任何的经济收益,相反却耗费了其全部的家产。然而,即使出版活动使其逐渐陷入经济上的困窘,邵洵美依然转向其他方面帮助翻译工作者。在抗战结束前期,邵洵美在淳安结识了一批在美军中担任翻译的译员,且赢得他们的尊重。抗战结束后,束佺保接收了上海英文报《大陆报》,并将其改办为《自由西报》(后更名《自由论坛报》),邵洵美受邀负责其事。在筹建时,他把跟随他一起从淳安来上海的那些译员大多安置进了该报[4]208。新中国成立后,他大力提携后辈译者,在为青年翻译工作者王科一和方平等人校订译著的同时,对年轻一代的翻译工作者谆谆教诲,帮助他们提高翻译水平,为培养了翻译后备人才作出了贡献。

三、作为译者的邵洵美

邵洵美认为,从事翻译实践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翻译的技巧问题,而是翻译的目的。邵洵美把文学翻译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的、为己的翻译,而另一种则是客观的或为人的翻译。“前者大半是以一己的眼光为标准,他所选择的材料,他所运用的技巧,都以能满足一己的兴趣为目的……他们是觉得原作太和自己的性格相像,正像是自己用了那一种文字写出来的作品一样,神韵是互相吻合的;所以当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使它重生在另一种文字里,他们非特对原作及原著人负责,他们更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简直是在创作”。而“后者大半是以人家的眼光为标准,所选择的材料既是去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运用的技巧当然也得以一般人的理解力为限止……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使读者读了译作和读了原作得到同样的效果,他们觉得某一种的杰作不应当只让某一种文字的国家来享受,他们是做着一种散布的工作”[2]130-131。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不同的翻译选题和不同的翻译策略。前者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考虑文学的翻译,它建立在邵洵美的唯美主义文学观之上;而后者则是从西方文学的介绍和传播来考虑翻译的,它建立在邵洵美的大众文化教育和“文化班底”建设目的之上。邵洵美的所有翻译实践都是在这两种目的驱使下进行的。

邵洵美早期的翻译都是他所说的“为己的”翻译,选译的大多是他所酷爱的西方唯美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翻译方法上强调对原作形式的模仿和炙热情感的再现。如史文朋的诗歌《婀娜》:

I feel thy blood against my blood,my pain.

Pains thee,and lip s bruise lip s,and vein stings vein.

Let fruit be crushed on fruit,let flower on flower,

Breast kindle breast,and either burn one hour.

我觉得你的雪粘着我的血;我的痛苦,

使你痛苦,唇贴破了唇,筋刺伤了筋。

啊,让果子挤碎在果子上,花儿捣烂在花儿上,

胸脯燃烧在胸脯上吧,否则便都焚毁掉了吧。

为了尽可能模仿原诗的五音步形式,邵洵美的译文“以重音来计算音步;每一组字音里,凡是有一个重音,即作为一个音步。字音或字数以一道三个位正常”[2]415。他并没有机械地模仿原作的形式,而是从情感表现的需要出发安排音节。虽然译文的字音或字数长短不一,但更显得灵活多变。以重音计算音节不但再现了原作的节奏感,而且使原诗的情感得以完美再现。

邵洵美之所以选择了唯美主义诗歌进行翻译,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与原文作者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才能传递原诗的内涵。“当然,要是他 (译者)对于某国文字是精通的,那么,他译出来的,文法上或字义上,便绝不会错;同时要是他对本国文确实是有根底的,那么,他译出来的,便绝不会不通。但是这种人要是译旁的东西或者还可以敷衍,而译诗则简直不能勉强。诗本来是神秘的!凑凑字数押押韵本不能便是诗,即使有节奏也未必便是。他自有他的神秘而为非诗人所不能了解的。不要说是整首诗,便是一首诗中的一句,甚至于一字,也有唯诗人方能会悟的神秘”[2]168。也正是这个原因,邵洵美的早期诗歌创作与翻译间的界域显得有些模糊,因为他创作的一些诗歌实际上就是西方名诗的节译或改作,外国诗的踪迹在他的诗句中随处可见。他说:“我觉得摹仿 (抄袭太不雅观)并不一定是欺人的事情;世界各国近代诗歌只能够时常有许多地方把希腊拉丁诸大师的名作译了引在里面。”[3]43

出于“文化班底”培养的需要,邵洵美不仅仅翻译了大量的译著,同时还撰写了《莎茀》、《史文朋》、《高谛蔼 》、《迦多罗斯 》、《D.G.Rossetti》、《Georege Moore》、《Edmund Gosse》、《读劳伦斯的小说 》和《萧伯纳》等等大量的文章介绍作者、分析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向国人推荐西方文学作品。在《金屋月刊》中,他甚至开辟了一个专栏“金屋谈话”,向国人传递西方文坛的最新出版信息。这些西方文学的介绍和分析与其翻译实践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有助于提高“文化班底”深入理解和赏析译作的水平,而后者则使“文化班底”对唯美主义文学有更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从而培养起一批热爱西方文艺的班底来。也正是由于邵洵美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交流功能有明确的认知,他才能够从对翻译技巧的分析上升到文化交流的层面上来开展翻译批评。在《评伍光建译〈约瑟安特路传〉》中,他不光指出译文中的错误,而且进一步指明译者的错译是由于对小说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了解。因此,邵洵美是较早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翻译的翻译评论家之一。在《新诗的历程》中,他从徐志摩的立场谈及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时指出,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2]302。因为邵洵美是站在文化交流和西方文化普及教育的高度来看待文学翻译,所以才会觉得当时的“意译”、“直译”和“硬译”之争过于浅薄,根本不值得讨论[2]130。换言之,邵洵美的翻译观超越了其同时代的其他译者。

邵洵美在翻译实践中强调对原文本的形式模仿,同时也把文学翻译当成切实理解异国文化的手段,因此他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准确地理解并再现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从多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材料,并向相关学者讨教,因为邵洵美认为,“外国的古典文学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不论在字义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经起来相当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很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须依靠各种专门的著作”[2]415。他对原文本的忠实再现是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可欣赏性为前提条件的。他在1955年 11月 15日的日记中说:“严氏论翻译所谓‘信、达、雅’三事,‘信’与‘达’,人言甚是,惟对‘雅’字,每多怪论。此处‘雅’字不作高雅、风雅、古雅解,严氏之意无非是‘文章好’而已。近人译文,以最上品而言,‘信’则至多九十分,‘达’则可有九十五分,文章好的却少得可怜。盖目前译文学作品者,未必皆文人也。”[4]245他认为译文必须用字简明,整篇要通顺、流畅。可见,他对译文质量的要求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译者,近乎到了甚为苛刻的地步。为了准确地理解原文本并传递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邵洵美提出,“连标点也不能轻易放过,字义的阐明和句法的组织,有时须在标点符号上去寻求解答;有时书本又有错排漏排的可能,需要仔细校勘,方能得出结论;版本的出入,关系便相当重大”[2]416。对原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无疑极大地提高了邵洵美的翻译质量,也使得邵洵美的翻译已然超越了语言转换的技法层面,上升为一种精雕细刻的艺术创造。他这种对翻译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直到今天都是广大译者效仿的榜样。

邵洵美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翻译的译作数量上,更体现在他对翻译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热爱上。正是由于超越了意识形态立场,毫无功利主义色彩的唯美主义文艺观,他的翻译实践和出版活动显得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成为“最不符合社会良知的”[5]典型,因而为翻译界所遗忘。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翻译超越了当时政治和金钱的污染,才使他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了卓然不群的地位。

[1]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1).

[2] 邵洵美.洵美文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3] 王京芳.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M].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7.

[4] 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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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4937(2011)02-0091-04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