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英

(河南大学外语部 河南开封 475001)

从习语翻译谈文化翻译策略的二元整合与浑融

石 英

(河南大学外语部 河南开封 475001)

英汉习语互译 归化 异化

从传统的语言符号转换走向重视文化的功能对等,是翻译研究发展的明显趋势。由此,翻译被视为一种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相异文化间转换的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如何处理好原文与译文间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译者颇费思忖的难题。对此,翻译界有着两种对立的主张: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主要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1 归化与异化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归化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两种貌似对立的策略,两者争论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前者主张以目的语文化和译文读者为归宿,而后者坚持以源语文化和原文作者为归宿。归化翻译策略以提倡通顺为特点,主张在翻译过程中,沿用目的语的习俗与文化,利用目的语自身的语言文化素材来体现源语的语用意图,例如:英语习语 to grow like mushrooms汉译时可直接用汉语成语“雨后春笋”来译。异化翻译策略则主张存异,而不是求同,要求“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1]。与归化派相反,翻译中异化派倡导故意打破目的语的习俗与惯例,借用源语固有的语言文化素材来实现源语的语用意图,以保留原文的风貌与源语文化的异域性,以突出原文之“异”。“这些译者对读者毫不妥协,要求读者接受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2]。例如,对英语习语“All roads lead to Rome”的汉译,异化派不会因为汉语中有“殊途同归”这一相似说法而迁就汉语文化的习惯,而是坚持将它译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翻译界的两派之争在我国由来已久。异化与归化之争不仅是 20世纪 20～30年代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更是翻译理论的提高与升华。作为翻译概念的二元对立,异化/归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它们与直译 /意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直译 /意译是针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从微观探讨在语言这一个层面翻译的技巧和方法;而异化 /归化则是文化转向的产物,它们是从宏观的角度在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策略的探讨。因此,与直译 /意译相比,异化 /归化有着更多的并存性与兼容性。

异化/归化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侧重,但也各有长短。采用了归化的译作,读起来来更通顺易懂,因而更易于读者克服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尽享阅读的乐趣,但是,过分以读者为中心,过度归化,难免会使译作失去源语文化特色,削弱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异化策略的使用也是同样。采用异化固然更有利于展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与丰富其语言表达形式。一味坚持异化,排斥归化则必然导致译文晦涩难懂,最终难以为读者所接受。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应该也完全能够进行整合与浑融,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再现原文语义,重构原文语境,形神兼备地传达原文语用意图,促进文化交流的翻译。

2 归化与异化在习语翻译中的浑融

习语是在语言发展及使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其语言生动活泼,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具有特别的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习语是语言中形、韵、意、神的最佳结合。习语形式与内容上的固有特征决定了其翻译必须兼顾形似、韵和、意会,神传,即译入语在形式上类似于本民族习语,简短整齐;音律上体现习语风格,押韵上口;语义上不改源语初衷,贴切准确;神韵上形象传神,传递原文风采,四点缺一不可。

由习语的特征可见,单纯的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均无法达到习语这一特殊语言形式的翻译要求。习语的翻译,笔者认为唯有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整合、浑融,顺应所译习语的具体特点,权衡使用不同翻译策略,才能真正做到严复先生所提倡的“信、达、雅 ”。

2.1 以相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 尽管人们生存的地域、气候、环境等存在不同,但人类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与思维情感,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普遍性。在语言中这种文化共性体现为不同语言间习语内容与结构的惊人相似。例如,英语中有“walls have ears”,“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等习语,而汉语中也有“隔墙有耳”,“趁热打铁”的说法。对于这类形、意、喻义完全相同习语的翻译,异化直译是不二选择,即在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在不引起读者错误联想与误解的前提下,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语言风格、比喻形象与民族色彩。例如,英语习语“sit on pins and needles”可直接译为汉语习语“如坐针毡”,再如,汉语习语“欲速则不达”可直译为英语习语“More haste,less speed.”“一鸟在手,胜于二鸟在林 ”可译为“A bird in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bush”。

2.2 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 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出不同民族人们多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继而产生出不同的习俗、宗教与文化。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是相对的、缓慢的,而差异是绝对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习语这种包含丰富联想意义的语言形式,在表达相同意义时,往往选用不同的形象进行表达,这一点在与动物相关的习语中尤为明显。“动物为人类作了许多贡献,有一项重要的常常被人们忽视的贡献是:动物大大丰富了语言”[3],例如,中国人视龙为神物,把它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用龙的传人喻指中华儿女,用望子成龙表达对子女的期待,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怪物、恶魔,被视为邪恶、凶残的象征。对于这一类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内涵意义的习语,翻译时必须仔细揣摩源语的文化并顺应目的语文化,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恰当结合,或进行巧妙的形象替换,或灵活采取意译以使译文既保留源语的原味,又能为读者所接受。

在不改变源语语义的前提下,与动物相关习语的英汉互译最好适当归化,通过形象替换,将源语中可能引起负面效果的动物形象转变为目的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的动物形象。例如,英语习语“fraidy-cat”的汉译,将其译为“胆小如鼠”显然比其直译“胆小如猫”更易被中国读者领会;同样“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中的“猫”最好用“马”来替换,汉语习语“露马脚”与它有着相同的内涵。含有动物以外其他不同文化词汇的英汉习语互译也是如此,例如,对汉语习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英译,“和尚”属于中国佛教文化专有名词,翻译中这类内涵深厚的文化词汇的处理最为棘手,将其直译读者必然难会其意,辅以注释又有可能损伤源语的诙谐。对于这一习语,从目的语中择一适合形象加以替换,乃最佳方案,可将其译为“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不仅准确传神地传递出源语内涵,其幽默诙谐的文化特色也无损分毫。

当形象替换无法解决源语与目的语间文化冲突时,采取灵活的意译则成为不二之选。源自于小说《三国演义》的习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如此。鉴于目的语读者中对习语相关人物"诸葛亮"有所了解的人数不多,所以翻译时采用意译可以很好地避免有可能由文化生疏所引起的译文艰涩难懂,因而这一习语可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2.3 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不同内涵意义 习语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与层面。例如,源于重大历史事件的 ,“drop the pilot”,“meet one’sWaterloo”,“周瑜打黄盖 ”;源于宗教迷信的“touch wood”,“start off on the right foot”,“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源于文艺作品的,如源于希腊神话故事的“to play Cupid”,“Pandora’s Box”,“Promethean fire”;再如源于《圣经 》故事的“to turn the other cheek”,“handwriting on the wall”,“make brickswith straw”,源于中国四大名著的更是数不胜数,显而言之,这一类习语是所有习语中蕴含文化信息量最大的部分。对于这一类习语的翻译,采取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都是必须的。但是,仅仅采取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还是不够的,翻译中,还要对这类习语加以必要的注释才能彻底阐明其寓意,使译文能为读者所接受。例如,对英语习语“to carry coal to New castle”的汉译,为保存其文化特色采取直译是必须的,但仅仅将其直译为“运煤到纽卡索”难免会令中文读者不知所云,“煤”与“纽卡索”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因此译者必须用注释向读者说明“纽卡索”是英国一个煤资源丰富的地方,运煤去那里显然多此一举;汉语习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英译也一样,在采取异化将“八仙”直译为“the eight immortals”后,有必要再对其加以注释,使英语读者明白他们是“the eight immortals of Taois m in Chinese folklore”。对采用归化法进行互译的英汉习语加以注释更是必要。例如,一组与单词“color”相关的习语“n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with flying colours”,“sail under false colours”以及“show one’s true colours”,它们都与英国的航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英国,出航时,每条船都有一面旗帜,英语中叫做“colours”,船旗用来表示船只的国籍或所属的公司,这是这一航海惯例产生出上面几条习语。打仗时,把船旗钉死在桅杆上 (n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使之无法降下来,表示“高举旗帜,决不投降”,习语中后被引申为“坚持到底,坚持主张”;打了胜仗,战舰上旗帜飘扬 (with flying colours)得胜归来,何其鼓舞人心,生活中这一习语则转义为“成功地完成某事”;可见,这一组习语的汉译,单纯靠归化根本无法完成源于与目的语间的文化传递,在归化的同时完全有必要辅以注释。汉语习语的英译也是如此,例如,汉语习语“班门弄斧”,在采用归化策略将其译为“to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后 ,对“Lu Ban”加以注释不可或缺,译者有必要通过注释告诉英语读者“Lu Ban”是中国历史上传奇的巧匠“the master carpenter”。

从文化内容层面看,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也是由翻译的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的首要目的是文化传播,而传播的恰是异域文化,所以翻译就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不必要的归化是有害的,它抹杀了源语文化的异域性,使翻译失去意义,但是,绝对异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味坚持文化的异化只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所以适当地采取归化不失一种理性的翻译策略。

[1] 李文革.西方翻译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02-314

[2] Brewer,John.The Role of“Culture”in Successful Translation,i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From Cultural Transference to Metonymic Displacement[M].Pramod Talger&S.B.Ver ma.Popular Prakashan,Bombay,1988.25

[3] 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62

H 059

A

1008-6633(2011)03-442-03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元整合与浑融的翻译策略研究”(编号:2010-GH-033)。

(2010-12-24 收稿)(王一伊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