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颖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近30年新乐府研究综述

余 颖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继1950——60年代的研究高潮之后，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至今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仍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占著着重要地位。从诸多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可以发现，近30年对于新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辨论“新乐府”运动之有无；研究“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新乐府”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等几个方面。

中唐；新乐府；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诗人

1950—60年代以来，研究者一直将“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视为唐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到八十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开始对“新乐府运动”这一现象是否存在表示质疑，同时也对“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提出异议，由此而对“新乐府”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价值、意义作进一步讨论，从而在1980年代初起至1990年代初期，对于“新乐府”的研究又掀起一个高潮，至今这一余波仍未平息。

1 “新乐府运动”有无之辩

“新乐府运动”有无之辩主要集中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在这段时间内学者们撰写了许多文章支持各自的观点，如罗宗强先生认为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只在元和初年很短一段时间、在有限的一些作品里”[1]有所表现，且“时人的言论里没有任何反映”[1]，因此“很难说存在过作为一个文学运动通常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潮”[1]。可见，罗先生从现实主义创作的时限和影响出发在此文中并不同意中唐存在新乐府运动。裴斐先生在《再论关于元白的评价》一文中，认为白居易把“为政治服务视为诗歌的唯一功能”[2]，新乐府运动是“杜撰”的，当时是否有这一运动，白氏是否领导了它，“是很可疑的”[2]。与两先生相同，王启兴先生通过论证白居易的创作不可能影响到张籍、王建、元稹、李绅等同代诗人，说明中唐的诗坛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以白居易为“领袖”的有理论指导的“新乐府运动”[3]。此外持赞同观点的还有周明、何天林、宿平等学者，其中周明通过说明“新乐府作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概念很不确定，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4]，说明“新乐府运动”不是严格的科学概念，也不能说唐代存在一个“新乐府运动”。宿平则从更全面的角度考察认为“所谓的新乐府运动是数量少，好诗少，无领导，时间短，实在难成‘运动’”[5]，如果“把它看成唐代中期文坛上一种创作倾向，或许更为妥当”[5]。由以上大略可知，学者们否认“新乐府运动”存在主要是从诗体概念，诗歌数量，创作时限，影响范围，领导人等方面质疑的。同样，肯定“新乐府运动”存在的学者也从这些方面出发证明，如吴庚舜在《略论唐代乐府诗》[6]一文中，认为陈子昂、杜甫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贞元、元和之际的社会、思想状况是“新乐府运动”产生的必然条件，李绅《新乐府二十首》是“新乐府运动”产生的偶然因素，而白居易元稹则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战斗纲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实践在中晚唐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因而唐代存在“新乐府运动”。另外刘学忠《“新乐府”运动辨》一文则不仅承认“新乐府运动”而且高度评价之，作者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概念，它具有“运动”所具有的基本特点，而且“从忍辱负重的艺术牺牲方面看，新乐府运动较之古文运动更具崇高、悲壮之美，其彻底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是不朽的”[7]72。在完全否定与高度肯定的观念中，以葛晓音先生为代表提出了比较委婉的观点，在《新乐府的源起与界定》中，她说“承认了从杜甫到白居易确有一批新乐府诗存在的客观事买以后，对这一现象用什么名词去说明，是可以重新考虑的。如果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也不妨仍借用‘运动’一词”[8]173，所以在文中她并没有费功夫去证明“新乐府运动”的有无，而是对“新乐府”加以重新界定。对于葛晓音先生的见解，朱炯远先生极力赞成认为是“既实事求是，又灵活而善解人意”[9]96。新世纪来，对“新乐府运动”有无问题的讨论逐渐减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赵乐就撰文对元白新乐府运动进行再讨论，她赞同葛晓音、朱炯远等先生的看法，认为“无论从元白的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效果来考虑，新乐府运动的存在都不能被抹杀”[10]，但不同的是她从“新乐府运动”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而非文学运动。

当然，“新乐府运动”有无的问题，到现在仍难以定论，但毫无疑问学者们的争论却加深了学界对“新乐府”这一问题的探究。

2 “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

1980年代以前，学界给“新乐府”下定义一般包括用新题；写时事；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三方面。对此，1980年代以来陆续有论家提出异议。周明就认为“所谓新乐府就是唐代诗人继承《诗经》，汉乐府的精神，自拟新题并采用部分乐府古题进行写作，以反映和评论社会现实，而实际并未入乐的一种乐府式的诗”[11]。可见除对于写时事这一方面没有异议外，对于另外两方面均有不同意见。用“新题并部分乐府古题写作”扩大了“新乐府”的范围，而“实际并未入乐”与“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相比则一定程度上对新乐府范围作了限定。另外陈才智在《新乐府名义辨析》一文中亦指出“所谓‘新乐府’除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外，还包括元白新题乐府，张籍、王建，和刘猛、李馀、元白等人的某些古题乐府”[12]16，此观点与周明认为新乐府中包含有古题乐府大略相似。当然在将“新乐府”的概念扩大的同时，高玉昆、宿平等学者将“新乐府”缩小到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李绅《新题乐府》20首，白居易《新乐府》50首，甚至于仅仅是白居易《新乐府》50首。在《论“新乐府”创作》[13]一文中，高玉昆将“新乐府”定义为李、元、白3人的新乐府诗，张籍、王建等诗人都属复古诗人，他们的复古思想对李元白的创作产生影响，而“新乐府”的根本性质并未脱离这个总的时代潮流。

对“新乐府”概念的限定，学者们一般采用从不同角度分层的办法。依旧是《新乐府名义辨析》一文，作者将之分为四层次界定，“第一层次从最广义看，只要在音乐性、乐体、乐府精神、乐府体制、乐府题目中其中一方面具有新的因子即可。第二层次，张籍、王建和刘猛、李馀、元白等人的某些古题乐府(古乐府)。第三层次，新题乐府。第四层次，从最狭义上看，新乐府就是指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12]15。《“新乐府”运动辨》[7]22中，作者则将新乐府界定为广义、中义、狭义三方面，其广义是指“唐代之新歌”，凡“辞类乐府，而未尝被于声”的都可称作“新乐府”，中义指继承汉代古诗“缘事而发”，采风以讽的精神，同时吸收杜甫“即事名篇”新式乐府特点而改造的一种新型乐府，其狭义指李绅、元稹、白居易三人相唱和的组诗。此外，葛晓音先生在《新乐府的源起与界定》中通过对新乐府的缘起和演变过程的分析，认为“所谓新乐府，包含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新乐府指在唐代歌行发展过程中，从旧题乐府中派生的新题歌诗，狭义的新乐府指广义的新乐府中符合“兴谕规刺”内容标准的部分歌诗”[8]172。以上这些学者都是从诗歌本身去考察来定义与界定新乐府的。另外有学者也从音乐文学的立场上，从形式研究的角度界定新乐府，以尚丽新为代表，《论新乐府的界定》一文中，作者认为“如果站在音乐文学的立场上，就会发现新乐府不单纯是传统的作家文学，它是一种介于音乐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过渡状态的特殊的诗歌样式，其实质是拟歌词”[14]。在《论新乐府运动争议的几个问题》文中，朱炯远则从文献的角度限定新乐府，作者认为“只要在古人的典籍里有所依据，我们便可承认某篇是新乐府。如果没有任何一条作凭藉，尽管某一首诗从诗题、内容、体制到笔法均与新乐府毫无二致，我们也不必惋惜，完全可以将它划归于新乐府之外”[9]95，可见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两样。由学者们的这些讨论可知，要想对“新乐府”这一历来不清的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做一个清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也正因此，才显示出学者们对学术执着追求的可贵。

3 “新乐府”与其他文体的关系

正因为“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争议颇多，无法厘析得清。1990年代初有学者转而研究“新乐府”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以助于对“新乐府”概念的理解，或是寻求“新乐府”研究的新思路。讽喻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历来不清，王运熙《讽喻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一文中，通过区分“古体诗”与“乐府体”的区别，“古题乐府”和“讽喻诗”的区别以及对“律讽”的分析，认为“讽喻诗在表达上具有诸种样式，新乐府体只是其中的一种样式”[15]，而新乐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讽喻性的，另一类是非讽喻性的”[15]，因而“讽喻诗与新乐府二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15]。程保荣在《讽喻诗与新乐府》一文中也支持王运熙先生的观点，认为“讽喻诗的样式有诸种，新乐府是其中一个重要形式；而新乐府的内容也有不少非讽喻诗的，因此，不能用新乐府来指代讽喻诗，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16]。除此之外，学者们也探讨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以王春庭为例，在《浅论唐代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文中，他主要区分了两者的同异，如两者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两者的领导人也互相穿插，立论基本相同，都主张文学必须为封建政教服务，方向也一致，前者是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后者是反对形式主义诗风。而相异之处在于两者政治目标不同，前者是“为削平藩镇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制造舆论”[17]，后者“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以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对朝政作部分改良”[17]，所以它们在“干预现实的方式以及广度深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17]。另外有学者从诗歌的形式出发，探讨“新乐府运动”与“格律诗运动”以及“新乐府创作”与“歌诗传唱”之间的关系。王雪菲的《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18]一文，将“新乐府运动”与“格律诗运动”作对比分析，认为“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二者是逆向而行之，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给后人留下很大的影响。吴相洲《论元白的新乐府诗创作与诗歌传唱的关系》[19]一文则从诗歌传唱的角度对元白新乐府诗创作进行重新审视，指出元白的新乐府创作是对盛唐以来朝廷音乐反思的结果，意在以这种新的歌诗取代朝廷的大雅颂声和乐府艳歌。元、白作新乐府就是作新歌诗，很好地解决了乐府诗创作上复与变的矛盾。同样从诗歌传唱的角度，左汉林则通过探讨唐代采诗制度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指出元白创作的新乐府“既没有在民间以徒歌的形式流传和传唱，也没有在朝廷配乐演唱，因此元白新乐府在当时未曾入乐”[20]。

4 “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

无论“新乐府运动”存在与否，“新乐府”以其独特特色在中唐文学史上却确实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近30年来学者们力图从新的角度发掘“新乐府”的特色，如从“叙事学”理论研究“新乐府”的叙事特征。以邓全明为例，他在《论汉乐府、新乐府的叙述发展》一文中，指出“许多新乐府中，叙述人不仅从幕后闯人前台，而且成为重要的演员，他不停地向读者报道、解说、评论，补充读者不知道的事实，引导读者按他预设的道路前进”[21]17，这样“叙述人不仅向我们讲故事、透视人物的内心，还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增强故事感染力”[21]17，可见“乐府到新乐府，叙述人的职能增多，叙述的方式也发生重要转变”[21]18，丰富了我国叙事文学的手段，拓展了叙事文学的表现事迹和空间，也是新乐府独特意义之所在。另郭自强《历史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为白居易新乐府诗论一辩》[22]一文通过探讨白居易美学理论的核心精神在于从文学和生活本体论角度重视讽时赋事的美刺稽证，认为以“新乐府”为代表的中唐诗歌渐趋“典型——再现”文学，也就是诗歌不再以主体精神世界为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而是以再现客体本身即“叙事”为其根本目的。在叙事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突出对“新乐府风俗内容的开掘”，如刘航，他认为“着力挖掘诗体蕴含的风俗内容，是中唐乐府诗革新即新乐府的重要思路”[23]，诗人们“不仅仅满足于详尽的描述风俗本身，还力图展示出主人公的民俗心理以精到的心理描写发展深化了汉乐府的叙事艺术”[23]。除叙事学外，学者们也将“新乐府”与新闻学结合研究，如刘建龙《千古盛传不衰，敢问魅力安在——试论新乐府的新闻性》[24]，作者认为新乐府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即真实性、典型性、及时性、公开性等新闻必备因素，正因此新乐府才具有深厚持久的生命和魅力，此点在学者们对新乐府诗人进行研究时也有涉及。此外，从“新乐府”诗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出发，段军、耿光华则“通过对该诗派的发展渊源、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影响等方面的思考，指出该诗派最为本质的特征应该是‘向民性’”[25]。

对于“新乐府”的价值与意义，除将其放诸于唐乐府诗歌的成就中加以讨论外，还力图发掘“新乐府”自身的新价值。前者如振甫《唐代乐府的继承和发展》[26]以及赵淑平《乐府诗的绝唱——唐代乐府诗成就探说》[27]两文都将唐乐府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考虑特别突出中唐乐府即新乐府的求新求变的特点与价值，及其推动唐代乐府成为汉魏乐府后又一个高峰的意义。后者董乃斌在《唐代新乐府和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兼及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现象的讨论》[28]一文中，作者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新乐府在“叙事典型化”与“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化”方面做出了很大成就，由此就使得中国的诗歌叙事艺术在以前的基础上跨进了一步。另外，学者们也看重中唐新乐府对于其后诗歌的影响。如晚唐五言古诗，宋尔康《晚唐五言古诗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继承和发展》[29]一文，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两方面分析晚唐五言古诗对于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晚唐五言古诗不仅批判更加深刻而且内容更加广泛，长于议论，善于叙事，为宋诗“以文为诗”特点的形成，起到了过渡作用。如晚唐乐府诗与讽喻诗，刘亮《论晚唐乐府诗对新乐府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和代强《于近体诗创作,扬新乐府精神——略论罗隐讽谕诗对新乐府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两文就是此方面的研究成果。 此外，还有学者直接讨论白居易、张籍、王建等新乐府诗人诗歌对于宋诗的影响，如王锡九的《“张王乐府”与宋诗》及《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两文就是如此。

在研究论著方面，1990年代中期钟优民先生在《新乐府诗派研究》[30]一书中同时从两方面考察元白领导的中唐诗歌新乐府与《诗经》、汉魏乐府以及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联系, 并且对各成员的创作特色进行分析概括，突出了新乐府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张煜的《新乐府辞研究》[31]则是“新乐府”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该书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为研究对象，采用乐府学研究方法，对新乐府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揭示；证明了新乐府并非都是不入乐的文人诗；探讨了唐代翰林学士与新乐府辞创作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考察了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互动关系，指出是张王古乐府开启了元白新乐府创作，而元白新乐府创作则影响了张王新乐府的创作。

综上所述，近30年来“新乐府”的研究，在继承1950—60年代研究高潮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将历年来“新乐府”的研究工作推向前了一大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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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7)：1．

[31]张煜．新乐府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1．

(责任编校：文君)

SummaryonXinYuefuforNearThirtyYears

YUYing

(Chinese Department, Tongren College, Tongren 554300, China)

Xin Yuefu and Xin Yuefu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middle Tang Dynasty. After the researching climax in 1950s-1960s, there is another climax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1980s to the middle stage of 1990s, so far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still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researching books and papers written by scholars, we can fInd that the new researching for near thirty years focused mainly on the debates of XinYuefu movement, studying Xin Yuefu concept and definition, the relation of Xin Yuefu and other styles ; as well as Xin Yuefu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etc.

middle Tang Dynasty； Xin Yuefu； Xin Yuefu movement； Xin Yuefu poet

2011-07-04.

余颖(1981— )，女，湖南岳阳人，铜仁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H206.7

A

1673-0712(2011)05-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