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红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斯大林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陈晓红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930年代中期到末期，斯大林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以及选拔、培养干部的若干原则和具体政策，对苏联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教训。

斯大林；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当代价值

干部队伍建设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近年随着俄罗斯重评斯大林，斯大林的思想研究又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分析和梳理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以及他在选拔、培养干部上的若干原则和具体政策,对我国执政党建设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1 “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理论及现实背景

“干部决定一切”，是斯大林于1935年5月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著名口号。从理论根源看，这句口号源于斯大林关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思想。“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已经对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征作过明确的阐述。同时，共产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又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组织性，党就无法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没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1]。团结和纪律必须依靠制度来保证，而这一切最后都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因素。因此，斯大林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认为干部是党组织的核心和骨干力量。早在1923年俄共(布)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指出,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只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挑选并配置干部,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2]。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材，……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3]“干部决定一切”的提法，实际是斯大林关于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

从现实背景看，这一口号这是在苏联党内肃反工作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急需人才的时候提出的。1930年代中期前后是苏联历史上干部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935年前，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完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的建立，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而各级党和苏维埃组织未适应越来越繁杂的阶级管理任务，机关部门不断增设，机构越来越庞大。192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联共(布)决定派工人党员下乡帮助农民建立集体农庄，1930年初，共有25 000工人下乡参加集体农庄的组建工作，他们中很多成了农庄负责人[4]470。随着农庄数量的增加，联共(布)决定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政治部，于是又决定分布给这两类单位派17 000名和8 000名干部[4]470。1928年“沙赫特案件“后，苏维埃机构进行了清洗，对基层干部的需要也增加了，此外，一些工厂开始启用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担任工厂和企业的负责人，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干部队伍的需求和变动。

1935年后，主要是高层干部的变动。1934年12月1日的基洛夫遇害，引起全国范围的大清洗运动，使得苏联的干部队伍开始了第二次大变动、大换血。根据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这场大清洗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地方党政机关是清洗的重灾区之一。几乎所有自治共和国都有主要领导人在大清洗中被捕身亡，其中俄罗斯联邦就有39名州党委书记被捕身亡，乌克兰有15万党员被捕，乌克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几乎全军覆灭[5]。在大清洗过程中，高层干部在短短3、4年内完成了大换班，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机关，一大批年轻的新生代官员坐上了直升飞机(赫鲁晓夫就是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在“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6]45

因而，综合1935年前后斯大林其他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实际有两层含义：第一，干部工作是组织工作的核心，是实现正确路线的保障。第二，“干部决定一切”，实际就是人才决定一切。他在1935年这次著名的讲话中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有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6]47

2 选拔和培养干部方针与原则

如果说“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给联共(布)全党提出了总的指导思想，那么斯大林关于选拔和培养干部的论述给全党明确指明了方针和原则。总的来看，斯大林选拔、培养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思想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2.1干部德才兼备的选拔原则。

斯大林主张任人唯贤。在1937年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明确指出:“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6]163他还批评现实生活中任人唯亲的现象，他说：“问题在于,这个经过考验的准则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被破坏了,而且是非常粗暴地破坏了。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显然,“这不是一批担任负责工作的领导人员,而是一个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一个小团体,其成员都力求和平相处,互不得罪,家丑不外扬,互相吹捧,并且时常向中央送交空洞而令人作呕的胜利报告。”“这种小家族环境会为培养阿谀者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阿谀者毫无自尊心,因而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6]163-164

2.2重视干部的选拔特别是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

1939年3月10—21日，联共(布)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也是苏联卫国战争前的最后一次党代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三大部分“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中，用了一个小节专门阐述了如何“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的问题，其重视程度，是以往斯大林在任何报告中没有的。斯大林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清洗的成果，他说，此次代表大会比上次大会少了27万个党员，“现在我们的党在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质量上却更好了。这是很大的成绩。”[6]268同时指出：调整党的成分，让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具体工作，并不是巩固党的唯一办法，目前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改善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6]269接着，斯大林在报告中解释了“正确地挑选干部”的含义，他阐述道，正确地挑选干部并非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或滥用职权，把几十、几百人呼来唤去，而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成长着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它所属的那个政治路线的要求。因为进行这种配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路线[6]270。

这一解释十分明确和具体地规定了党挑选干部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基于国内干部状况的现状，斯大林尤其重视年轻的新干部的提拔。他在报告中说，老干部固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人所不具备的东西,如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干部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还有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拘泥于过去的东西,停滞于陈旧的东西,而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斯大林总结了年轻干部的四大优势：“第一,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6]271正因为如此,必须大胆而及时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为了更快地选拔年轻干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降低了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党龄要求。如原来的党章规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省委和边疆区委的书记要有12年以上的党龄,市委书记要有10年以上的党龄；十八大党章则规定只要有5年党龄就可以担任加盟共和国、省和边疆区委的书记。这个规定使大批年轻干部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担负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进程。无疑，这对联共(布)党内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2.3应加强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和理论水平

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可靠保证。关于干部政治水平的重要性，斯大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6]273

实际上，早在1937年3月，联共(布)中央已经出台七项改善党员培训教育和理论培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斯大林在该报告中提及的7项具体措施，也就是： 1)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同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部；2)认为迷恋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办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3)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4)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5)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6)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6]274。

斯大林强调指出：这些办法有的已经实行，有的还尚未实行，“如果我们善于把党自上而下的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加以训练并且在政治上加以锻炼，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外环境中自由地识别方向，如果我们善于把他们造就成完全成熟的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那么我们就解决了我们一切任务的十分之九”[6]157-158。

2.4应加强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斯大林是非常重视知识性人才的。早在1921年8月，他就在《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中指出党应该培养自己的专家，这是进行建设的必要条件；在工业化时期，他更加强调文化和知识的重要。1928年4月，斯大林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查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7]

同年5月，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8]41在这次演说中，他还强调了“学习”为当前第一要务，应该培养专业型人才，他说：“掌握科学，培养各种只是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8]41

到1935年，斯大林明确提出，他在各种报告和演说中提到的“人才”，首先是指有文化的专业技术人才。他说，“从前我们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创造出奇迹来”[6]45。

3 积极意义和几点启示

斯大林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对苏联当时的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联共(布)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 苏联1939年正式成立了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专门培训各州、边疆区、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及报纸编辑、理论工作者。1936年由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改组成的高级宣传员学校和高级组织工作者学校也都并入了高级党校。另外，一些具体培训计划也开始着手：比如在每个州的中心设立以4个月为一期的“党的训练班”，派所有基层党组织(支部)的书记前去受训，然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基层党组织内最能干的党员去受训；在10个最重要的中心地区，设立以8个月为一期的“列宁主义训练班”，指派区和专区的党组织第一书记前去受训，然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该组织中最能干的委员去受训；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研究会”，派州组织、边疆地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前去受训等等。到1946年后,苏联广泛地建立了党和苏维埃的教育网,对党和苏维埃的大批干部进行轮训。到1947年末,一共创办了177所二年制的党校和9个月的讲习所,学员约有3万人。这些学员在校不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使党的干部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9]

斯大林关于“人才”即专业人才的思想以及对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重视，也有力地促进了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19纪30年代，为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苏联国内建立了各种工业学院，许多企业负责人不脱产学习，提高了专业水平和管理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类学院增加了将近9倍[4]490。同时，高等教育也得到发展，1932-1933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经有832所，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管理，1932年设立了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1946年改组为高等教育部，据统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共培养了95.3万名专业人员[10]。

联共(布)中央通过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形成了一套干部管理制度,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队伍。这是斯大林政党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但由于实际上各级党政干部的任免权力都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很少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选举流于形式。掌握各级领导干部任免权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不是由人民群众或党员群众选举产生,而是由党的上级组织,甚至斯大林直接委派。至于苏维埃代表的产生,1936年苏联宪法虽然确立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但是选民的民主权利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是由上级提出甚至指定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效等等做法,都使干部的选拔原则和干部的素质打上了折扣，也很难杜绝干部违法乱纪、作风腐败的现象。

综上所述，斯大林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实践给我们党的建设几点启示：

第一，政治路线确立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

第二，要重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

第三，干部的选拔既可“由上而下”，亦可“由下而上”。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选人用人行为的监督，健全完善民主选举制度,解决用人失误及失察问题。

注释：

①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3年形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1918年3月的七大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大会上，又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联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暂时中止苏共在全苏境内的活动，12月26日，苏联解散，苏共不复存在。

[1]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9.

[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1.

[3]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22-323.

[4]波诺马廖夫.苏联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32.

[6]斯大林.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3.

[8]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顾海良.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3.

[10]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9-400.

(责任编校：文君)

OnStalin’sThoughtofCadreTroopConstructionandItsContemporaryValue

CHENXiao-h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From the middle stage to the last phase of 1930s, Stalin put forward famous slogan “cadres decide everything”, as well as some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policies of training and selection cadres, which not on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oviet Union’s cadre troop construction, but also provided referenti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o China’s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ing party.

Stalin； the thought of cadre troop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value

2011-09-10.

陈晓红(1962— )，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

C96

A

1673-0712(2011)05-0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