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泉, 邓德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近代实业家对儒家伦理价值取向的实践探析

黄江泉, 邓德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取向其本质是仁爱思想。近代诸多企业家汲取儒家伦理价值精华，于道德伦理、家族伦理、爱国伦理方面实践于企业管理，并与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他们的实践，对于当今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者，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代实业家；儒家伦理；实践

马克思·韦伯在总结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牢固控制与束缚是其根本原因之一。他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指出：儒者只知适应世界，而不是去支配世界，将与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从而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显得很懦弱，只会跟在别人后(特别指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以致在近代，中国的挨打、发展缓慢也是必然的[1]。殊不知，这种结论是缺乏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价值深刻了解的，更是无视近代中国人在吸取儒家伦理精华于社会发展实践以获取巨大成功的事实。孟子在阐释我国儒家伦理价值取向时，认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2]。爵代表政治地位，齿代表家族血缘，德代表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原则，在家族内部应该遵循一定的长尊幼爱秩序，在社会生活中遵循以德修身与重义轻利道德约束。我国近代实业家对传统儒家伦理价值精华的成功实践，既是对马克思·韦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知片面性的辩驳，也是对当今企业管理者在市场经济中法治仍未完善的情况下加强企业治理、谋求企业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有效启迪。

1 中国近代企业家的道德伦理实践

在孔孟的儒家伦理体系当中，道德是最有价值的。孔子认为，“仁者”应该安于“仁”，“智者”应该利于仁，即认为有智慧的人实行仁德，是因为这样做会带来好处；可是追求仁德精神的人实行仁德，并不在乎它会不会带来好处，即使没有好处他也会实行。而且，孔子认为，人应该成为仁者，也能够成为仁人。为此，人们应该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素质与自我约束力。儒家道德伦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重义轻利，反对惟利是图。这种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尽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诸如对权威的绝对依循与对技艺探索的蔑视，但是它看重人格的完善和精神上的自我修养，把精神生活看得重于物质生活，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为一己之利、甚至能为天下大同而不惜肝脑涂地的志士仁人与博爱者。

在近代特别是19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唯利是图，道德沦丧。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对利润的追求是驱动资本家执着于其事业的本源动力，但是，获取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法制缺失、市场不完善、道德规范约束力严重不够的情况下，个体的价值取向与自我约束则显得尤为重要。有些人为了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他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其结果是：压制人性、忽略人的基本需求、走私越货、杀人害命、甚至欺世盗名、诬陷造谣、道德沦丧，而有人在国家、民族、群体利益的激发下，通过合乎一定制度、道德、习俗等途经诚实守信、平买平卖、谋求商机、和气生财、励精图治。深受传统儒家伦理影响的近代先知们，他们在开办企业谋求利益时，能够遵循基本的传统道义准则，关爱员工，诚信经营，勤勉刻苦，不断开拓进取，成就了一个个辉煌的企业，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成纱厂厂主刘国钧善于用儒家伦理引导工人热爱工厂，树立起“公司大家庭”的思想，他以“忠信笃敬”为厂训；还编了厂歌。经常宣传“工厂工厂，乃工人之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厂。”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工厂，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儒家伦理的运用不只停留在口号的宣传上，而且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来落实儒家伦理思想。如造宿舍、办食堂、保健站、小学校，举行青年集体婚礼，购地建公墓，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有功之臣立碑入堂[3]。使入厂的每位职员感到生活在真正的大家庭里，使他们对待企业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忠诚地、精心地呵护。

陈光甫是近代有名的银行家，他曾喊出有名的口号：我是银行，银行是我[4]。将个人的荣辱兴衰与银行集体的荣辱兴衰紧密地有机地融在一起，很好地体现了儒家伦理中的个人与集体协调一致的精神。他还买了儒家典籍分送银行职工，要大家“公暇时浏览，若能摘取书中片断，身体力行，一生亦受用不尽”。他不仅要别人身体力行儒家伦理经典古训，而且以自身的作为为身体力行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在银行起步维艰时，他亲自上街道，不顾炎夏酷暑上街逐家逐户逐人拉存款。

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说，“先施”之命名，系取自：“中庸编君子之道四”即“先施于”朋友，就是要以朋友之道诚实、可信、友善地对待每一位顾客，做好每一笔生意。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斐卿在“厂训”中选取了儒学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典句，要求公司中每位员工以自己的心理来看待别人。

对于儒家伦理中的诸多糟粕，我们理应予以适时废弃，但是，对于其中的精华，我们也应巧妙用之。近代社会，商品经济大潮滚滚而来，人们也包括一些企业家，被金钱即所谓的“利”搅得失魂落魄，甚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此时，汲取儒学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合理部分能使头脑发昏的中国人在“义”和“利”的天平上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立定足根，发展企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上述史实表明，近代的中国企业家们，深受传统儒学伦理的熏陶，并在企业管理中时时撷取其中精华予以实践之，为企业的立足发展壮大提供了很好的营养。

2 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家族伦理实践

家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家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国家、社会与组织治理的前提与基础，而从我国氏族社会确定宗法制度以来，对家的治理都有一套系统的治理规则，遵循着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的等级秩序以维持家的凝聚与生产、生活功能。在这个系统里，祖或父的长辈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握有至上的权力，家庭中无论大小事情都须禀告和请示。家庭财产不论地产和房产都系在家长名下，一切家庭事务都由家长决定如何处理，晚辈必须无条件地遵循。而要实现长辈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性，家长必须充满慈爱，所谓子孝父慈都是相应的。父不慈，子可不孝。正是因为子孝父慈，长辈的权威得到充分的尊重，晚辈也能受到充分的关爱，整个家族充满和睦，家为聚核的价值则体现在家的团结与家族事务的有序处理。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涌现了众多成功的家族企业。如严家的大隆机器厂，聂氏三兄弟的恒丰纱厂，简氏的烟草公司，荣家的各类企业等等。这些家族企业在发展中，也常难免出现家族企业的通病，主要表现为家族内部利益的争夺。但是许多实业家在治理家族企业时能充分发挥家族伦理的价值，以家族威权为核心，以和为灵魂，以仁治、人情为纽带，将一个个家族企业运营得井然有序，弥久不衰，这是近代中国企业史上的奇迹。

在家族企业中，一般是走父创子承的发展道路，但是，待儿子成才较早欲与父辈争权；或者父辈成功退居，众子欲对企业进行瓜分时，家族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为了缓解家族内的矛盾，族中人或家族会议就往往能发挥家族伦理的核心价值，强调长辈的绝对权威，提倡孝悌，以避免内部纷争。如，1926年9月，由于聂潞生独断专行，聂云台捧出母亲曾纪芬，组织一个“聂氏家庭集益会”，以协调各房兄弟的利益和关系，该集益会强调以道德礼义为标准，遇事要以圣贤古训来衡量，做到互相谅解，齐心合德；而荣家企业内部和谐融洽，与荣德生对树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紧密不可分。如其说：“余在三厂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5]尤为可贵的是，在近代，一些实业家将家族伦理价值从家族内部延伸至家族外，使得这些家族企业因为能得到外人对家一般的支持而不断扩大。企业家在家族企业内强调父父、子子、宜兄宜弟的传统道德伦理，它提倡的是一种家庭的和睦与家族企业的和谐，虽然其中有专制单向服从的一面，但其也有强调相互称职各尽义务的一面。做父亲的不仅要高瞻远瞩，掌控整个局势，而且要以长辈的情怀，关心爱护晚辈，帮助指导其发展，而不是要晚辈成为绝对服从的机器，而做子女的也应以事业为重，同时对长辈要忠诚、孝悌，既提出自己的主见又尊重长辈意见。这样各尽自己的名份义务，在儒家伦理的导引下，献计献策，和谐一致，共谋家族企业的发展。

总之，传统儒家伦理在家族企业中的运用，能化解矛盾，协调各种关系，促使各利益相关者齐心协力谋求发展，这往往能弥补法律手段起不了的作用，对于推动家族企业合力度过难关、不断壮大有极大的重要性。

不过，在实践家族伦理时，我们不能对充当协调纽带的人情太过于倚重，更不能将之泛化，而应将其融入到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当中。因为，企业管理中如果掺杂太多的人情仁义，容易陷入圈子、走后门等泥潭，管理者易于固步自封，主观臆断，对于企业的不断创新与持续发展有害。成功的管理者一般以现代科学的企业管理规则为核心，辅以传统儒学伦理中的思想精华渗透其中，而不是相反。荣宗敬在1923年以前，由于申新各厂实行工头制，人情风盛行，指派不灵，互相推卸责任，管理杂乱无章，产量、质量远远比不上日本纱厂，此后，他便试行改革，仿照日本的管理方法，实行科学管理[6]，这就把以情服人和科学的规章制度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了企业的经营面貌。

3 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爱国伦理实践

忠的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宣传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所谓三纲，其内核就是无条件忠从，妻对夫忠、子对父忠、臣对君忠，这种三纲论强化了愚忠思想、家长作风以及男权主义。但是，忠的本义在孔子春秋时代是被认为无私的，具体表现为：为人尽心尽力、为国尽职尽责，而且那种对个人、对权威、对君主的忠从，其基本精神是与利人、利君、利国相联系的。所以，一当家族利益与民族利益受到外来侵害、威胁时，人们会表现出维护家族与爱护国家的思想与行为。

在韦伯的书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儒家伦理是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的儒者缺乏创新进取精神，只得去适应世界而不是去努力支配、改造世界。那么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是否因儒学传统的深厚影响，真的缺乏这种精神呢？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企业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既肩负民族振兴的重责，又要与外资、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比和平年代更深知不进则退的含义与影响，因此，必须时时谋以创新，不断进取，才能使自己的企业立足，才能为广大的家族群体谋取利益，才能实现民族振兴的宏伟抱负，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传统的儒家伦理正是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身处其中的近代中国企业家在国恨家仇的激励下，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以实业报国为目标，以家族事业为载体，忘我追求，不断求实求新，以实践着一个国家、民族与家族、群体的发展梦想，救同胞于苦难之中，从这个角度，历史赋予近代国人以更多的社会责任紧迫感与进取精神，这迫使他们应该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只是，在那个不利于创新的环境里，他们要实践创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所指出的：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坚韧、顽强和勤劳，商人的精明和进取心；他们能抓住政治动荡年代的每一次间歇，恢复元气、重建产业，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展和前进[7]。

企业家的这种进取精神，具体表现之一是对新式机器的积极态度。1920年的海关报告说，该年上海进口机器价值1 250万两，较上年增加90%，企业家对于工业上之观念，愈以见其功效者，愈以引其注意，因此价值越高、越难运用的就越受欢迎。贵重机器较三年以前，行销更易。此可以证明中国对于机器工业之大有进步也。二是追求发展规模与速度，在1912年—1921年的10年，荣家面粉厂从1家到14家。1915年—1931年，其棉纺织工厂从1家发展到9家，荣氏先后被誉为“面粉大王”与“棉纺大王”。荣宗敬曾计划：50岁时要有50万纱锭，60岁时要有60万，70岁时70万，80岁时80万[8]。于是，厂子不论好坏，只要肯卖，他就肯买，他认为多买锭子，就像多得了一支枪。在其如是追求下，至少在60岁以前，他是实现了自己的上述奋斗目标的。张振勋在酒厂成功的基础上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力求扩大投资经营的范围，先后在广东兴办水泥、砂砖厂，在烟台和惠州分别创立玻璃料器厂，在雷州创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在广西开采三岔银矿，并拟大举修建铁路。三是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在近代社会，中国企业家要求一工业之发展，须克服种种困难，这没有一种民族振兴的高度责任感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前述的张振勋在1871年就耳闻葡萄酒在国际上的声誉，并心许山东烟台葡萄的名声，使他兴起回国办酒厂的念头。从这时起到1894年工厂成立和开工，经历种种磨难，仅葡萄选种，就前后改换三次，“备历艰阻，然后制造渐得其法，经理渐得其人，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9]。荣氏兄弟在资金筹措上，吃足了苦头，但这些苦头是他们愿意承受的。张謇办企业，历千难险阻，一度到了山穷水尽，九死一生的地步，拥资人无一个愿作雪中送炭之举。为此，他办大生厂五年，“未支厂一钱”，其精神可嘉，他曾说这些苦是自取的，他无怨无悔。陈光甫亦说过：创一企业，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有价值。看来企业家们都已作好应付危局的心理准备，故其在创业中表现得非常刚毅、顽强，并没有因遭遇挫折而半途废弃。四是表现在市场争夺和企业内部制度创新上。刘鸿生为了抵制外国火柴公司在华设厂与推销商品，也为了协调华商火柴厂的内部关系，他成功地发起组织“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当时会计制度不健全，他高薪聘请留美的会计师林兆棠，在各企业推行成本会计制度，实行科学管理，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他曾说：“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正是这种怀抱创新与冒险进取精神，不仅引导近代的实业家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事业，而且也开拓了近代许多别的企业，如吴蕴初的味精厂和盐酸厂，顾兆桢的塑料工业，陈光甫在银行方面骄人的成绩。

如果在创新进取上，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企业家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话，主要的差异表现在：有着强烈忠诚思想的中国人一般大都以集体为重，而西方人则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重。中国企业家一般能遵循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准则，追求组织管理中的忠从、协调、团结、稳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这是一种理性的富于人文关怀与舍我牺牲精神的进取意识与素质。近代浑身充满儒商气息的企业家们肩负着民族与整个家族的使命而不仅只顾及个人的荣辱，不断推陈出新，亲力亲为，竭诚发展，这是他们创办的企业立足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立足的根本，更是中华民族强大于世界的根本。而西方企业家在冒险、创新时，只注重个人潜能的充分挖掘，人性的高度展开与满足，对他人、社会、人类的整体发展则鲜有关注。相比之下，合符人类发展规律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时时内在地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开拓进取，它不会成为中华民族前行的羁绊反而成为一种有别于他民族的、推动我们走得更远的宝贵精神财富。

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自有其劣根性的一面，但是不去作深入分析，易于得出片面、简单的结论。近代中国企业家在建立、发展企业时，在法制十分缺乏、其他各种保障力量相当薄弱的社会里，在富有传统儒家伦理深刻影响的民族与时代，吸取儒家中的合理成分，并与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结合，应该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更为成功的宝贵财富，而不会出现马克思·韦伯所言的禁锢中国人的思想以致使国人被动挨打、永远处于落后的结果。当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日儒家文化圈的社会经济在世界的活跃，充分表明，合乎人性的良好儒家伦理在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身上的传承一旦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结合就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与生产力，为此，我们不能受制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糟粕，而应将其精华发扬光大并努力实践之。

[1]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M]．台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294.

[2]焦循：孟子正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54.

[3]魏明康，等．中国近代实业家传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32-133．

[4]钱小明.论近代上海的企业家[M]//聂宝璋，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1.

[5]宝船.近现代·荣德生.中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EP/OL].http://www.yiyuanyi.org/a/ls/flrw/2009/0620/14329.html.

[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史料组.荣家企业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14.

[7]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344．

[8]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况[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91．

[9]徐琳玲. 荣华源：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N]. 南方人物周刊,2009-09-07.

(责任编校：文君)

PracticeDiscussionontheConfucianEthicsValueofChineseModernBussinessman

HUANGJiang-quan，DENGDe-sheng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mp;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The nature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is love thought.Many entrepreneurs of modern times absorb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ethics value, practice in their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the aspects of morality, family ethics and patriotic ethics, and combine with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ways, so obtain very positive governance effect .Their practice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modern entrepreneurs who emphasize on taking people as the foremost.

modern businessman; the Confucian ethics; practice

2011-04-09.

黄江泉(1974— )，男，湖南新邵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企业组织行为与组织沟通。

B222

A

1673-0712(2011)05-0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