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论《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春秋榖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包括小天子大诸侯、深察名号、君臣关系(包括君民关系)所体现的民本思想、诸侯国间交往以诚相待、内诸夏而外夷狄等。

《春秋穀梁传》；政治思想

《春秋穀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自近代以来，对《春秋穀梁传》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现特以本文抛砖。

1 君臣关系所体现的民本思想

《春秋穀梁传》主张君不尸小事，具体的军事战术指挥国君可以不过问，但是有关军队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国君，大夫不可专断独行[1]2429-2430。《春秋穀梁传》云：“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1]2415即认为世界的主宰是“天”，国君是继“天”而立者。国君存在的目的就是代“天”发布命令。若国君失去发布命令之权，就不是国君了，人臣发布君命，也就不是人臣了。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天下大乱。可见，《春秋穀梁传》反对君臣之间的相互残杀，否则，则君不君，臣不臣[1]2415。

《春秋穀梁传》强调重民之命，爱民之财，表现出对人民的强烈的人文关爱，可见，《春秋穀梁传》的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仁。

《春秋》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春秋穀梁传》说：“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1]2378“以”为“用”、“驱使”之意，《春秋穀梁传》以“不以”训“以”，就是认为宋人驱使齐国、蔡国、卫国、陈国的民众伐郑国，民乃君本，使其赴死，是不应当的、不正确的。范宁注解释道：“不以者，谓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国使宋专用其师，轻民命也。”[1]2378讥刺齐、蔡、卫、陈四国让宋国使用其师是轻视人命的行为。

《春秋左氏传》和《春秋公羊传》也都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春秋左氏传》的民本思想是在礼的框架之下的民本思想，上对下使之以礼，统治者对民以礼相待，强调礼这一形式因素。《春秋公羊传》也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其特点是把民当作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和宝贵财富，是物质层面上的民本思想。《春秋左氏传》和《春秋公羊传》的民本思想的层次都低于《春秋穀梁传》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

2 小天子大诸侯

《春秋穀梁传》主张小天子大诸侯，既尊重天子的发展权，又承认诸侯和大夫、人民的发展权。

在当时周室哀微、周天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威的情况下，《春秋穀梁传》主张以会盟的方式，由大国以周天子的名义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齐桓公所定天子禁令，《春秋穀梁传》加以赞美。《春秋穀梁传》云：“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1]2396

《春秋穀梁传》云：“‘王人’之先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兵车之会也。”[1]2395《春秋穀梁传》“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1]2371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春秋穀梁传》云：“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1]2378

显然，《春秋穀梁传》认为首先周天子不应求车，求车，非礼也。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但如今非古时可比，诸侯不献，周天子亦不可求，求则非礼。其次周天子必须获得进贡，以维持日常生活，让周天子求金，即让周天子连日常生活费用都没有，还要向诸侯去求，显然是过分了，但让周天子求车是可以的，即不向周天子进贡车等豪华物品，以便不使周天子拥有过大经济力量，导致一则腐化、二则以周天子拥有之过大经济力量干涉诸侯内部事务。

《春秋穀梁传》所主张之尊周、尊天子的思想与《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有本质之区别，《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解诂：“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2]9-10即始于一，一归于王。即《春秋公羊传》主张国家高度集权统一之君主一元专制。《春秋穀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1]2365《春秋穀梁传》对王未作解释，显然，《春秋穀梁传》不赞成《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春秋穀梁传》实际上主张周天子是名义上之最高统治者，同时拥有一定之权力而非拥有绝对之权力，诸侯及其以下尚有一定之权力。在王室衰微之时，以会盟的方式，由大国以周天子的名义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恢复王权之理想状态也就是恢复周初时之王权状态，《春秋穀梁传》绝对反对将王权无限扩大，此为《春秋穀梁传》在思想上与《春秋公羊传》之本质区别，亦是《春秋穀梁传》在汉武帝时代与《春秋公羊传》竞争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失败之根本原因。

3 深察名号的尊卑等级思想

周代王、公、侯、伯、子、男皆通用不别，这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可以得到证明[3]。

夨以伯而称王，可见周代王、公、侯、伯、子、男皆通用不别，春秋时代吴楚之称王乃是沿袭西周旧习，并非僭越窃居。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也认为：“准上，可知王、公、侯、伯、子、男，皆古国君之通称。”[4]52“是知五等爵禄，实周末儒者托古改制之所为，盖因旧有之名称而赋之以等级也。”[4]53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古爵名无定称说》赞同王国维、郭沫若的观点：“余遍览彝器铭文，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岐异而已，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君，彼此互殊者仍至夥。”[5]250杨树达又以《春秋》书法进爵降爵之说为无据并将青铜器铭文中的爵名分为七类：“前人说经者谓诸侯在其国内得称公，《春秋》书法有前后异称者，又设为进爵降爵之说。由今观之，彼皆弥缝牵附之辞，非当时之实录也。今举其大例，凡得七宗。一曰侯公兼称，二曰侯伯兼称，三曰侯子兼称，四曰侯公伯兼称，五曰公伯兼称，六曰公子兼称，七曰伯子兼称云。”[5]250

《春秋穀梁传》以周天子为王；王下分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春秋穀梁传》称吴、楚之君为子，可见，《春秋穀梁传》反对吴、楚之君称王；这三点是《春秋穀梁传》对《春秋》文意的基本的理解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春秋穀梁传》的五等爵已经成为重新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关系和秩序的手段，通过深察名号决嫌明疑，确定各诸侯国的尊卑关系。《春秋穀梁传》以五等爵确定各诸侯国的尊卑关系，防止僭越，以保持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相对稳定。只有保持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相对稳定，才能为更广泛的人提供发展机会，这实际上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表现。《春秋穀梁传》的五等爵并不是以褒贬进退的赏罚为目的。《春秋穀梁传》对吴国一度贬而称“人”，“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1]2344，进而称“子”，但是，“人”不是五等爵之一，且因褒奖吴而提升吴的地位又跨越了“男”，贬吴也跨越了“男”而贬为“人”，可见，《春秋穀梁传》是把吴定位在“子”的爵位上，褒贬进退的赏罚不是《春秋穀梁传》的五等爵的目的。

4 内诸夏而外夷狄

“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论所隐含的意义和思想就是“保存中国文化”，其关键在于保存中原地区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以中原地区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作为进行各种活动的指导思想。

如，《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春秋穀梁传》云：“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其人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1]2401可见，《春秋穀梁传》认为“信夷狄而伐中国”是不正确的，所谓“信夷狄”就是认同夷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信夷狄而伐中国”是不符合中原地区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这就遭到了《春秋穀梁传》的贬斥。

又如，《春秋》宣公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陈。”《春秋穀梁传》云：“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为中国也。”[1]2414范宁注：“楚子入陈，纳淫乱之人执国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错乱邪正，是以夷狄为中国。”[1]2414《春秋穀梁传》提出“不使夷狄为中国也”，就是不使夷狄以夷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中国行事，以夷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插手或干预中原国家的事务。范宁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范宁注认为：“楚子入陈，纳淫乱之人执国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错乱邪正，是以夷狄为中国。”[1]2414楚子入陈任用淫乱之人，控制陈国君臣，颠倒上下之伦理关系，颠倒是非，这些作法都是违背中原地区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是以夷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中国行事。《春秋穀梁传》激烈反对以夷狄为中国的作法，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即所谓“内弗受也”。

《春秋穀梁传》反对非人道作法。认为吴国趁着击败楚国的机会，破坏楚国的宗庙，掠夺楚国宗庙中的祭器，鞭楚平王尸是不人道行为，反对吴趁着击败楚国的机会大肆谋取利益、侵占楚国土地。吴王居楚王之寝宫、奸淫楚王的内眷，吴国大夫居楚国大夫之寝室、奸淫楚国大夫的内眷，吴人想奸淫楚王之母行为，《春秋穀梁传》认为是不合正道的，是倒退到夷狄之国的野蛮行为[1]2444。

《春秋穀梁传》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肯定华夏之以人为本思想而否定夷狄之国的野蛮和不人道思想。

5 诸侯国间交往以诚相待

《春秋公羊传》是儒学而非文化儒学，排除心性。《春秋穀梁传》是文化儒学，既不排除制度安排，使之成为儒学；也不排除心性修养，使之成为文化儒学。换言之，《春秋穀梁传》比公羊学和程朱理学都高明。

《春秋穀梁传》通过“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告诫后人外交无小事，使眇者接待眇者、使跛者接待跛者、使偻者接待偻者完全符合外交对等的原则，但是，在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交往中不仅要以礼相待，更要以诚相待。外交对等、以礼相待之目的是尊重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变成了对外宾的嘲弄，所以，仅仅强调以礼相待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强调以诚相待。

在《春秋穀梁传》看来,鞌之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在外交活动中未能以诚相待。《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也载戏笑聘齐之客事，但都十分简略，认为戏笑聘齐之客只不过是鞌之战的次要原因，鞌之战的主要原因在于齐晋争霸愈演愈烈。这一点《春秋公羊传》没有《春秋左氏传》明显，《春秋公羊传》在解释不盟于师而盟于袁娄时插入戏笑聘齐之客事，以萧同侄子为质列为四条件之末，前三条皆关乎争霸，可见，与《春秋左氏传》一样，《春秋公羊传》也认为鞌之战的主要原因在于齐晋争霸愈演愈烈。

在《春秋穀梁传》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若人与人之间仅仅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则他人即地狱，人类将永无宁日；若国与国之间仅仅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只能是相互算计，相互提防，争斗不休。人与人之间要以诚相待，诚是仁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只有以诚相待之后才能体谅和爱对方；国与国之间也要以诚相待，由此达成国与国之间相互体谅、和平共处的仁和状态。《春秋穀梁传》以戏笑聘齐之客事为鞌之战的主要原因是把握住了孔子思想的精华。《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以齐晋争霸愈演愈烈为鞌之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与孔子之门尚有距离。

晋骊姬之乱，《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只是突出晋献公以妾为妻、易树子之违背宗法伦理制度。《春秋穀梁传》则不仅突出晋献公以妾为妻、易树子之违背宗法伦理制度，而且进一步挖掘骊姬之乱的心性根源。通过骊姬“私心”之恶与申生“孝心”之善的鲜明对比，强调了人的善恶心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春秋穀梁传》是把握住了孔子思想的精华。礼只是外在的、形式层面的，人而不仁，如礼何？礼的核心内容是仁。通过教化人可以爱人，由有仁心者所组成的政府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使人类步入大同社会。《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仅仅强调宗法伦理制度而未及于心性层面的仁心的培养，宗法伦理制度徒有礼的空壳，与法家的法规条文无异，《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未能把握住孔子思想的精华。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52—1153．

[4]郭沫若．金文丛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5]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M]．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

[6]郑玄作，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2．

(责任编校：文君)

OnPoliticalThoughtofSpringandAutumnGuliangChuan

YANGDe-chun

(Chinese Department,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SpringandAutumnGuliangChuan, as one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of the confucianist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has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of learning and cultur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SpringandAutumnGuliangChuaninclude the thought of monarch and vassals, the thought of honour low grade, the thought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monarch and people, the thought of honest association among vassal states and the thought within the outer barbarians.

SpringandAutumnGuliangChuan; political thought

2011-04-09.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重点课题(200902033)，邯郸学院博士、硕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08007).

杨德春(1968— )男，河北遵化人，邯郸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B222.9

A

1673-0712(2011)05-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