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华

公车改革如何积极推进

○黄开华

一、公车改革要驶离“特权车道”，让内部监管与社会监督形成合力

（一）树立正确的公车观

树立正确的公车观，需要切实扭转把公车与待遇，特别是与特权联系起来的陈腐观念。一要真正认识到公务车就是代步的工具，公务车只能用于公务。国外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范围都非常严格，一般只有内阁部长才可以配备专车，而且仅限于执行公务。近几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公务车购置的初衷本就是为了方便官员办公事，与封建社会的武官骑马、文官坐轿不同，作为人民公仆使用的公车不应该被看做是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更不能成为一些官员摆谱的资本，成为权力等级制甚至是社会特权的象征。二是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严于律己、带头遵守党纪条规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公车违规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全国已有重庆、浙江、江苏等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号车牌，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取消公车特权牌照代之以民用牌照，同样要防止民用号段中的某些号段死灰复燃为公车特权号段，也就是说，采取措施取消特权号段要真正能够对特权地位有所撼动。三是逐步推行职务消费市场化、货币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各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性质，科学制定公车货币补贴标准，通过个人购车、市场化租车等方式解决公务活动用车。

（二）加强内部监管

一是建立刚性的预算约束，严格公车采购管理。通过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排量。如果不对公车预算进行硬约束，在财政资金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改革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财政部于2011年3月4日公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公车的购置和运转费用都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公车预算决算管理将进一步加强。二是创新公车管理模式，降低公车运行成本。通过建立严格的公车使用登记卡制度、给公车贴上醒目的标志等措施监控公车使用情况；大规模公车社会化，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给予适当的交通补贴；公车的保养也向社会公开招标，结算由财务和维修点进行，司机个人不介入。三是加大对公车违规的惩处力度。对违规使用公车者，要严肃追究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倡导社会监督

公车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除了政府部门自身对公车进行监管外，更重要的是提倡包括媒体和人民群众在内的社会监督。2011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公车私用问题时曾强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办法就是要采取民主监督，接受群众监督。我们要主动创造条件让群众对公车改革进行积极参与和有效监督。一是要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公众不仅需要在政府报告里看到公车改革的决心，更需要在信息公开上看到公车改革的进步。党政部门必须通过向公众详细公开财政预决算、公布并控制公车的总体数量和单车运行的成本、在公车上贴上醒目的识别标志等办法，接受公众监督，以遏制公车滥用的不正之风。二是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要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豪华装饰公务用车、公车滥用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公车改革不仅仅要算经济账，更重要的是要算政治账。我们要从落实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密切党同人民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推动党政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的高度，来看待公众对公车改革的种种关切。来自社会的监督是最有力的监督，公车改革要更好地发挥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要鼓励社会舆论、人民群众参与公车改革、监督公车改革，

二、公车改革要提高制度执行力，让“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协调并进

（一）公车改革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

实际上，中央和地方出台了很多关于公务车的“条例”、“规章”和“措施”等等，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流于形式，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比如，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违规驾驶公车”，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收效甚微。又比如，关于公车的配备标准，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指出：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界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但现在许多地方连科级干部都早已配有专车。公车超标超配、违规使用的直接后果就是公车费用的支出居高不下：据统计，全国公车在“八五”期间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公车费用（包括司勤人员工资）约为3000亿元。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可见，造成公车“恶疾难除”的主要原因，并非相关政策的缺失，而在于既有的政策未被充分落实。公众对公车滥用的不满，很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相关规定遭遇普遍的消极抵制。因此，公车改革必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将中央有关的已有政策执行到位。

（二）公车改革必须有“规定动作”

现有的围绕公车管理模式的改革缺点有二：一是改革试点始终处于一种自发或半自觉状态，而不是强制性的，“谁改革谁吃亏”，越是主要领导干部，吃亏越大；二是所有试点改革都是改下不改上，带有不彻底性。因此，建立新模式的公车改革必须将公车问题纳入专项治理，而且应当有“规定动作”，通过“规定动作”，实现全国统一的公车改革步伐，从而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公车改革的“规定动作”包括：一要成立全国性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对各地“车改”提出要求和意见，叫停脱离正确方向的“变味车改”，推广卓有成效的地方经验，从而强力推进全国的车改工作；二要“上下联动”，就是上面与下面，亦即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一起行动，特别是前者更有示范与带动效应。公车改革应逐渐从各地单打独斗的细枝末节的变革，进入到自上而下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三要从治本的角度着眼构建长效机制，明确最低限度保留公务用车的范围、使用规范、公车腐败的处罚措施及保障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公务用车的知情权、监督权。

（三）公车改革必须有“自选动作”

公车改革的“自选动作”实际上是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车改的探索。早在1997年，广东就开始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重庆等地试点。近年来，全国多地相继出台公车改革新举措。各地车改试点大致为三类：一为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二为公车集中管理模式，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第三类则是前两者的结合。以杭州为代表，其车改的核心内容有三项。其一是集中管理、统一派车，费用按派车单结算。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全面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其二是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所发车贴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方式，而是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其三是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外出公务活动中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严格审核，按实报销。值得一提的是，地方车改“自选动作”中，最受争议、广受诟病的是实行一年多后被迫叫停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其车贴标准是：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车补待遇，一般公务员最低只有100余元。而杭州的公车改革则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以及专家、公众还有媒体的广泛赞誉。

（作者系湖北省委党校博士、副教授）

（责任编辑 崔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