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曦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和校勘学家，是民国时期唯一可与傅增湘相颉颃的版本、目录和校勘学大师。张元济在图书分类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编写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集历代书目之大成，是版本目录中的杰出代表，在目录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察一个人的目录学思想，评价其目录学成就，主要看其图书分类思想和所编书目体例之优劣。

1沿用四库分类法、“增析济其穷”的古籍分类思想

1．1 沿用四库分类，“增析济其穷”

四库分类法是根据中国典籍的特点制定的，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不断完善，至《四库全书总目》而基本定型。张元济主张沿用四库分类法。顾廷龙先生四十年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时，为编纂馆藏目录曾与张元济探讨古籍分类法。张元济在致叶景葵的信中说：

前日顾起潜兄来寓，谈合众图书馆编目事，并携有各家书目，均采四库 而略加变通者。其意以四库编次不可无议，拟就后出诸家择善而从。弟意本馆既以国粹为主，各家书目虽各有见地，而资格究在四库之下，且亦未必尽善。何去何从，颇难适当。不如悉从四库，较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起潜兄提出两条：(一)四库以丛书入杂家，现拟另编；(二)近人著哲学类可附入国粹者，应否增加哲学一门。鄙见丛书日新月盛，与四库成书时不同，自当变通。惟第二题殊难决定，或勉附杂家各门，似亦一道，谨请裁酌。[1]124

可见张元济主张采用四库分类法，而又不完全拘泥于其中，支持“增析济其穷”，[2]124同意对已蔚为大观的丛书单列，对近人著作无类可附者进行变通。“《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2]124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虽然增加丛书部，近人又为关于新学问的书籍单列西学一部，这些均是在四库分类基础上的变通。我们看顾廷龙先生主持编订的《合众图书馆藏书目录》、《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吴县潘氏宝山楼藏书目录》、《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泾县胡氏朴学斋藏书目录》等合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大体没有超出四库分类法，同时也“增析济其穷”。经部大体不变，史部开列专史，收录用西方体例撰写的文学史、文化史、外交史、通商史等，并增加实业、交通、教育、党务等属；子部增加工家类和商业类，以收录现代工业和商业方面的书籍，集部增加外国之属以收录外国人的诗文作品；丛书从子部析出，单列为丛书部；增加期刊部以收近现代杂志。这些都体现了张元济的分类思想。

1.2 反对照搬西方分类法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图书分类法同样影响着古籍分类，王云五主持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便是采用新式分类法，将各书分为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等，当时即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比如傅增湘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新印《丛书集成》分类法非驴非马，削趾适屦，实不敢赞同。新学后生，流略未窥，辄思变乱古法，真足慨叹。”[3]125张元济在回信中云：

主者谓是书专备各图书馆之用，杜威十大类目世界已通行，吾国新设图书馆不能不兼收外国书。将来排比势不能分中外为两部，只得冶为一炉，吾国旧分类法因此全废。且四库史部之别史、杂史、子部杂家之六类亦甚难分辨，故不如全盘更换之为愈。弟亦无以难之。[4]126

可见张元济对《丛书集成》采取的新分类法暗含不满。四库分类法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典籍制定的，千余年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至今尚为古籍编目者所运用。《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多为治传统学问的典籍，四库分类法完全是适用的。张元济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一贯主张四库分类法，只有在必要时才“增析济其穷”。

2所编善本书志体例完备

目录之学，清乾隆以前多沿刘向、歆父子之传统，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书之外在形式鲜有关注，这种目录的集大成者当属《四库全书总目》。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对日益稀少的宋元旧刻的追求，人们开始逐渐讲求版本，注重书的外在形式，并在乾隆时期出现了第一部专门介绍书籍形式的版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此后旨在鉴定版本、描述行款、比较异同的版本目录不断发展，并成为目录编纂的主流。张元济编写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是版本目录中的杰作。

二《录》的体例完备，所著录各项包括书名、卷数、册数、撰者及其时代、版本、一些问题的考证及校勘记、版式、刻工姓名、避讳字、藏书印。书名、卷数、撰者和版本各家书目一般均予以著录，此不详述。

2.1 详记版式

记录版式可以使读者在不见原书的情况下，直观地反映出一书的外在形式，这对我们确定此本与彼本是否同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是，明清以来，人们并不把版式作为一个专门的著录项，仅仅在比较版本异同时记录行款。清末民国以降，版式才逐渐作为一个独立项成为书目题跋的有机部分。二《录》对版式的介绍则较前人更细致，其一般格式是：首行题×××，次行题××××，半叶××行，行××字，小字××，四周单(双，左右双)阑，版心黑(白)口，单(双)鱼尾，书名题×××，是否记字数、刻工名，有无书耳。可见，张元济对每一本书都关注到每一个细节。自缪荃孙编写的《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版框高广，鲜有承之者。二《录》虽并非每书皆录，但偶有及之，比如宋本《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礼记》记录“书本高十二公分弱，全叶广十七公分”，宋本《太学分门增广圣贤事实》《汉唐事实》记录“横阔五公分，纵长八公分半”。

2.2 记录刻工

刻工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清代题跋中虽然已有记录者，但只是在比较版本异同时偶及之，而且只是简单记录有关的几个，并不全录。二《录》凡可辨者则尽可能全录，即使是单字也不漏掉。像宋本《礼记正义》、宋本《史记集解》记录刻工多达数百个。如此全地记录刻工，在张元济以前是很罕见的。对于一书而有原刻、补刻之别者，刻工也分别记录，如跋宋庆元本《春秋左传正义》云：“刻工姓名大都相同，而亦分为两类。其版心不记字数者，有宋瑜、丁拱、何昇、毛俊、许泳……朱玩、张亨诸人，皆原版也。其版心兼记字数者，有郑野、何镇、石德润……孙斌、娄正诸人，或有单记一字者，皆补版也。” 作为版本著录项记录刻工，前人从未有此，这是张氏的一个发明。

2.3 罗列避讳字

避讳字同样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宋代以来对于避讳字的利用远比刻工多，但同样没有专门把避讳字一一检出，作为书志的一部分著录，只是在鉴定版本时举出几个避讳字。而二《录》却把每一个避讳字详细开列，这对于鉴定版本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根据《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以“匡”、“殷”阙笔，而“桓”字不阙，定之为北宋刊本。张元济通检全书后，发现卷下第十六叶前七行，“敦兮其若朴”句，“敦”字末笔亦阙，所以认为至早也只能是刻于光宗之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所以鉴定失误，就是因为没有毫无遗漏地查出避讳字。由此可见二《录》的优长，张元济鉴定版本准确与其细致地记录避讳字是分不开的。

2.4 描述印章

藏书家经常在善本书上钤盖印记，以记录自己的姓名、字号、斋号等，这些印章能够反映该书的递藏源流，裨益于藏书史的研究和版本的鉴定。书目记录藏书印较早的是乾隆时期于敏中等奉敕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描摹原印的形制款式，只是把字楷化。此后的藏书记如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氏《楹书隅录》、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缪氏《艺风堂藏书记》等，虽然也记录印章，但都是简单的说有某某图记，这些都不能使我们准确了解印章的形制行款。张元济独承《天禄琳琅书目》之佳例，详细记录印章，并且略存原印大小和行款，只是没有钩摩其形状。藏书印也多有书估为牟利而伪造者，如钞本《三家诗拾遗》“前后均有‘抱经堂藏书印’二记”、明覆宋本《仪礼图》“卷端顾千里题词及蒋廷锡藏印”、元元统刻本《范文正政府奏议》“所钤‘汲古阁’、‘毛氏家藏’二印”，皆伪造，二《录》均不予记录。

2.5 过录题跋

很多古籍善本上留有前辈学者(特别是自清以来)的手跋，或谈论版刻之优劣、或品评内容之俗雅、或叙述校勘之精恶、或交待得书之经过，多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乾隆以前很少有将其全文记录作为版本著录项的，往往只是在行文中部分地引用，或但言有某某手跋。随着批校本，特别是带有名家手跋的本子为藏书家所看重，很多藏书志如《天禄琳琅书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楼藏书志》等均把题跋作为版本记录项。二《录》承此传统，不管是十几字的简单识语，还是上千字的长篇宏论，都完整的予以过录。但是书估往往伪造名人手跋，以重其书之值。张元济皆能洞察，不予著录，如钞本《经进皇宋中兴四将传》“卷四末有黄荛圃跋，审系伪造，不录”之类。

二《录》著录体例较前代各书目更完备，在记录版式、刻工、避讳字、藏书印以及题跋各方面集前人之大成，著录格式极为规范。这种规范化具有容易把握和操作的特点，故而为此后撰写善本书志和影印说明者所效仿，使二《录》在善本书志著录体例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3所编书志规范而无繁冗之弊

著录规范化固然有其优长之处，但当规范化发展到极至，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现在撰写的很多善本书志和影印说明往往被某些规范所囿，产生了繁冗赘述的毛病。比如每介绍一书，必详述其作者，包括生平、著作、思想，还经常对作品内容进行评价，即使是广为人知的李白、杜甫也不例外，刻舟求剑，不知变通，末大于本，转病繁冗。对于大家陌生的作家作品可以做简单的介绍，这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但对于李、杜这样的作家，“如汉之贾、董，唐之李、杜、韩、柳……家悬户诵，村塾童竖，皆能知其为人”[5]12。对其生平和著作有专门的学者去研究，我们撰写书志并不必及此，况且书志撰写者在这些方面的水平难以和那些专家相比。所以要认清本末，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这一点张元济在二《录》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录》极少对重要典籍和著名作家作品进行冗长的介绍，但是对版本形式等却力求详细。即使是有对作家的简介也很注意略人所详，如二《录》中过录了很多前人题跋，这些题跋中有些对作者进行了交待或考证，如钞本明张韩撰《论古间眸》，对于该书作者，张元济云：“是书撰人姓名详臧镛堂记。”明刊本明陆延枝撰《说听》，黄丕烈已考证出其作者，所以张氏但言“撰人名氏详下黄荛圃跋”。又如明刊本唐刘知几《史通》，陈鳣、徐承礼已经对于其校刻优劣、以及其校勘情况所言甚明，张氏在题记中只说 “汇集众长，可称善美”。对于前人未曾考证或言而未尽者，张氏则尽量详人所略。如明成化刻本元欧阳玄撰《圭斋文集》张氏曰“揭文安序所称欧阳先生与著者无涉，实为误收，钱塘丁丙论之甚详。犹不止此，卷十六《神道碑》、《行状》之次，尚有六题，有目无文。而次《行状》后者，为吴节《碑跋》、彭时《书后》，其叶次均相衔接。六题之文，亦无从厕于其间。”对丁丙所详述揭序问题一笔代过，而对丁氏未言的目录与正文矛盾问题进行了详细叙述。这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著录方式，对我们今天撰写书志，纠正规范化带来的弊病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元济的目录学思想来源于他编写书目和书志的实践。以四库分类为基础并“增析济其穷”的古籍分类思想，对指导今天的古籍编目具有指导意义。他所编写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对于各图书馆撰写善本书志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致叶景葵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致顾廷龙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傅增湘致张元济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傅增湘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凡例[M].1965年中华书局据清乾隆浙刻本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