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亦善，董四代

(武夷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变革，人们也在走出传统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以后形成了自主的创新精神，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思想走向了开放，呈现出多样化和理性化的趋势。然而，也正是在这其中，功利化和短期行为得到了普遍发展，人们似乎在“觉醒”中抛弃了传统，市场理性成为唯一的行为准则，精神生活走向了消费主义，整个社会在思想文化上浮躁了起来，精神家园也日渐荒芜。文化是社会生话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造成文化肤浅化和无根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进行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必须重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现代性悖论是造成文化困境的根本原因

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内在推动力，它体现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强调市场原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效率追求和客观规律，突出个体的祛魅和自主创造，主张以理性主义取代蒙昧主义，倡导消费主义代替禁欲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在现代化的启动时期都表现出了一种从传统社会和封闭体制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并且为人们承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然而，当现代性成长起来以后，它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就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现代性除了有巨大的解放作用外，还是一个带有悖论性后果的力量。科技发展展示了人征服自然的力量，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市场原则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保证经济的活力，也造成了人们行为的功利化；效率意识调动了人们的创造性，也使人在工具化中失去了自主性；理性主义使人们更注重实际，也造成了工具理性的盛行；消费主义展示了人的个性，也造成了趋赶潮流之风的持续不断，等等。这样，现代性作为一种至上的命令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现代性悖论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具理性的普遍化导致传统的危机。市场经济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财富成了成功者的骄傲，贫穷成了无能的代名词。市场规则成了各行各业的普遍准则，且不说在这其中违反市场规则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即使是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行为，所助长起来的也是利益交换原则。人与人的关系一经被纳入等价交换的原则中，也就使工具理性主义普遍地发展了起来。不论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积淀的是非标准，还是人们之间的亲情和友情都在市场规则下发生了异化，真挚的情感被金钱交易所代替，良好的道德被金钱包装的虚伪所污染。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们似乎只服从市场的指令，有用即真理成了必然选择。一切传统都被进行着“怨恨式的解读”和“报复式的批判”，许多人已经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与此相联系的是，许多世代相传﹑潜移默化的习惯和由此而转化而来的民风也遭到“戏说”，或者被功利原则图解，一些体现和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物质遗产或遭无情的毁灭，或被作为谋利的手段而中断了文脉。

第二，功利主义张扬造成文化浮躁。在抛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理念之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在市场经济下，功利主义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感官刺激的需求使文化走向了低俗化，人们只求眼前不求长远，文化成了附庸风雅的需求。与之相适应，“文化大师”﹑“著名艺术家”随处可见，而文化肤浅﹑作品无内涵又随之而行，博士﹑教授成几何级数增长，而确有建树，能成一家之言者甚少，倒是论文抄袭﹑学术作假之风有不可遏制之势。在一些大学﹑研究机构，为争重点学科﹑博士点，培养一流学者不惜弄虚作假，想方设法打通关节或变相行贿，使尽百般功夫。一旦成功则垄断资源，自鸣得意，独断专行。一人成功，群而效之，各种文化事业都出现了偏离本质的问题，文化浮躁在一片“繁荣景象”中又失去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和追求真善美的品格。在文化发展中，提髙不是拔苗助长，普及不是媚俗，而是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真理也不是靠多数人认同和上级支持，而是靠实践的检验。同时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文化自身也在发生着蜕变。

第三，文化多元化与去意识形态化。文化现代化是它社会开放中走出神圣化和政治化，形成新的生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了更加自由的选择，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社会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然而，在现代性的迅速生长中，一是文化需求走向了娱乐化，二是在去意识形态化中导致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乘虚而入。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的，就第一个方面讲，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加大，许多人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情感的宣泄和感官的满足成为一种需要，但在媒体广告的引导下，追求时髦和快乐又使人们失去了对文化深沉性和超越批判性的思考，进入了一种“无根化”的状态之中。这样，“文化成了娱乐，娱乐本身成了人们的理想，文化再造了幸福感，压抑了反思。它许诺人们能从烦恼中解放出来，然而并不提供现实的解放，相反，它只是使人们从思考和否定中解放出来。”[1]从第二个方面讲，在去意识形态化中，传统﹑主义﹑理想﹑高尚遭到嘲讽，一些人则以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为标准评判中国现实，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分析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是企图对西方各种理论在中国进行“无土栽培”。这两个方面相呼应，不仅导致文化失去正确的方向，而且存在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颠覆的危险。

二、正确认识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2]文化与经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它们的附属品和衍生物。文化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它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也有特定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超越工具理性，追寻现代性的意义。工具理性是在现代化中由于科学技术和市场原则的结合被张扬起来的，它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以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合理的怀疑性激发出了人们的自由平等意识，不仅对社会变革，而且对人的解放都有重大作用。但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不承认人的情感，也不承认其它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带有意义追求、社会和谐、终极关怀的特色。它一旦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律令，就必然助长实用主义﹑无情竞争﹑社会分化和短期行为。文化不仅生存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而且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和各种制度的运行中。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文化反映着人们对美好和正义的追求，它在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在对现实的拷问和超越中形成理想主义情怀，这就可以使人们发现现实生活的缺陷和邪恶，寻求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使人们摆脱现实的束缚，形成自我反思意识，提高思想境界，形成更高视野；另一方面为社会树立更高目标，为制度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并且以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准则，使现代性保持合理边界，并使之与社会发展的意义追求相联系。

其次，以民族文化创新，寻求内源发展的道路。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但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冲击下形成的，并且常常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往往也存在这种情况。外源冲击和影响固然有重要的作用，但只有把自身的资源优势﹑地理环境优势﹑人口优势﹑产业优势与现代化的目标和规划联系起来，才能形成切实可行的战略。在这其中，主要是形成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内在动力，也就是形成内源发展的优势。内源发展最重要的是从自身传统中寻求与现代发展相一致的文化潜能，并通过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精神引导，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把各种资源优化组合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传统优势与现代发展结合起来，走出有自身特色的内源发展道路。反映时代发展的新知识﹑新观念﹑新价值﹑新思维只有与传统优势相结合，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说：“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某些因素。”[3]传统既是现代化的根基，又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之所在。同时，传统只有与现代相结合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源于自身的文化创新问题。

再次，消除线性发展观影响，推动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启动的初期，经济技术指标有无可否认的意义，因为只有以市场经济解构传统社会和封闭体制的基础，社会发展才能走向开放，人们才能消除传统的影响，实现自由的创造。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策划﹑组织和发动。但在注重经济发展时又很容易造成单纯经济增长，形成线性的发展观。线性发展观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强调速度，忽视质量；强调规模，忽视水平；强调财富增长，忽视人的发展；强调竞争，忽视合作。这就必然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出现不和谐，滋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现在发展与未来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并且潜伏着许多危机。文化强调总体性﹑前后关联性﹑创造性﹑能动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在反思现实中追求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同于线性发展的目标和创造力发挥方向。从文化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就会形成更开阔的视野，树立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以不同于线性发展的价值观形成新的目标和实践准则。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说:“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方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模式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观使这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4]19经济活动本身并不说明它自身的意义。“每个人和每个人类社会都在探究他(它)们命运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文化的意义。”[4]169

一般情况下，文化的构成要素有三方面：理念﹑审美原则和价值。价值在其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它为文化素材的组织提供重点，为实践提供方向，使人们的行为富有活力和质量，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分配资源提供根据。因此，文化的比较优势从主导价值中形成，文化的潜能在主导价值中发挥，文化的前景和未来由主导价值决定。只有形成正确的主导价值观，才能使文化发展具有生命力并使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发展新指向

文化发展是在对现实的判断和更高境界的追求中实现的，也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变革中抑恶扬善，批判卑下追求崇髙，以对真善美的追求形成生命力的。虽然当今社会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但文化绝不是达到经济目的的工具，而是引导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因为它不仅为可以超越经济行为的功利性，形成人们的使命感，而且可以为经济行为树立更髙的目标和正确的发展道路。无可否认，在当今中国，许多传统的消极文化以变化了的形式实现着与现代性悖论的结合，市场理性扩张和霸权地位也使人们在精神上处于“无家可归”的状况。与之相共生，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精神自由也在市场理性的“普照之光”下黯然失色，嘲讽高尚的言论往往博得一些人的喝彩，西方价值观和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成了一些人的选择，因此也就很有必要正确认识文化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作用。科学发展观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为文化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规定了新的原则，树立了新的目标。

第一，以人为本有助于在现代化实践中从文化上认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现实主义要求人们注重实际，求真务实，追求效率，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自身发展；理想主义又要求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境界，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和缺陷，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批判现实的有限，形成不懈的追求精神和探索精神。社会正是在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健康发展的。没有现实的维度，就不能发挥人们的创新精神，甚至不能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没有理想的维度，人们就会变得平庸和低俗，甚至成为为利益所左右的“经济人”，或成为市场理性所支配的“单向度的人”。然而，怎样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内在地统一起来，却需要有一个能够内在地统摄社会各方面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当年对启蒙思想的肯定，是因为它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对资本主义批判，是因为它导致了“以物役人”，造成了人的异化；对共主产主义的追求，是因为它可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他正是抓住了人这个核心范畴，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把以人为本视为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就可以在现代化实践中把有限和无限﹑必然和自由﹑实践和理想通过人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文化发展在其中展开。从根本上讲，人的解放和发展不仅与社会变革和发展相联系，而且与文化引导和文化追求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求也不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视野中把握人的发展向题。因此，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判断文化是非的根本标准。

第二，在开发现代化的传统资源中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传统不是历史的全部文化遗产，而是在长期历史流变中保持了生命力，并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被充实和发展了的思想观念﹑道德诉求﹑生活习俗和信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扬弃和更新的过程，只有把现代化追求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联系起来，才能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形成源于自身和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它在传统与现代的贯通中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平衡现在与未来﹑科技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精英与民众﹑政府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上讲，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崇俭黜奢的生活方式，倡学重教的求知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立德﹑立功﹑立言”的超越追求意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动态和谐思想，“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等等，都在现代化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并且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民族文化资源。只有把这些资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才能把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理性主义﹑批判精神﹑平等思想﹑法治精神转化到中国文化发展中，形成开放的﹑多样化共生的文化氛围和执中鉴西的文化发展思路，进而引导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批判现代性启蒙中形成超越精神。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现代性在社会发展中还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在现代化追求中必须对现代性有清醒的认识，既看到它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作用，又要认真对待它带来的问题，正视它的“双刃剑”效应。现代性成长造成的深刻矛盾，在理性主义的逻辑下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在现代性或理性主义的逻辑下，人只能是工具或者是“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追求财富和在“消费感性化”中失去了批判性，在对现代性的适应中失去了理想主义，没有超越性追求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因此，必须进行批判现代性的启蒙。这种启蒙是又一次人的觉醒，这种觉醒首先是要形成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使人们在对人生意义和崇高境界的追求中寻求自身的价值，使实践在理想和现实的贯通中体现出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实践是在一定的价值目标下展开的，它同时又是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提升人的境界，展示人的更高追求的过程。人有丰富的需求和情感﹑意志﹑想象力与多方面的兴趣，只有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才能确立人生的目标，并在实践中开发潜能，发挥出创造性。文化不仅以其丰富多样的色彩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以其特有的深刻性和超越性，使人们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以人为本的命题则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准则。

文化，特别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强调“有序整体”，即主导价值观与各种精神现象的共生关系。伊拉斯姆斯认为“文化是新世界的曙光”，保罗·谢弗则说：“作为在特定文化和文明的兴衰中一颗清晰可见的耀眼明星，文化成就这一宝库是人类历代进步的真正度量。”[5]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不仅要发掘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而且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 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49.

[2]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光明日报，2010-03-16(01).

[3] 周积明，郭莹.震荡与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86.

[4]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 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