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宇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研究生部，天津 300191)

作为最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英国的社会发展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其中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注]关于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最低衡量标准，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考察是否具备阅读简单印刷品的能力，以怀恩·福特(Wyn Ford)和托马斯(K. Thomas)为代表。(参见W. Ford, “The Problem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Vol. 78, Issue 2, 1993, p. 23; K. Thomas, “The Meaning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G. Baumann (ed.), The Written Word: Literac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100.)。第二种观点为“签名说”，即以教堂登记簿上的结婚签名或其他公文上的签名记录为标准。持这一观点的人物有米歇尔·桑德森(Michael Sanderson)、克莱西(D. Cressy)、斯考菲尔德(R. Schofield)、哈维·格拉夫(Harvey J. Graff)、斯通(L. Stone)等。(参见M. Sanderson, “Literac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56, 1972; D. Cressy, “Literac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More Evidence”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II:I, Summer,1977; R. Schofield, “Dimensions of Illiteracy, 175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0, 1973; H.J. Graff, The Legacies of Literacy: Contin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We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 Ston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42, 1969.)该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第三种观点可称为“三R说”(即Read读、Write写、Reckon算)。如米其在研究19世纪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发展时，将其定义为“阅读、书写和简单计算能力”。(参见D. Mitch, “The Spread of Literac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 对于上述各家观点，笔者主张，尽管“签名说”本身也客观存在问题，但虑及近代英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它仍是目前可直接衡量这一时期英国民众读写能力，也即初级文化水平相对公允的标准。的状况是国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自1867年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成员W.L.萨根特(W.L. Sargant)的权威性研究开始至今，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上了成熟和规范的轨道，新的理论和成果层出不穷。本文拟就国外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以期对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资料

“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为直接探索人类经验而著。但是历史以想象力重温往事，却要以具体的事实为开门之匙。”[1]民众文化水平状况的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支，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学术领域。因此，从家谱、法学、经济、教会史等方面的资料中均可发现与民众文化水平研究相关的内容。就本文的研究时段而言，这些资料构成了民众文化水平研究的主体。依据原始资料的来源和性质，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宣誓记录。包括1642年拥护新教宣誓记录(the Protestation Oath)，1663年誓约记录和1664年神圣盟约宣誓记录(the Vow and Covenant of 1643 and 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of 1644)以及1696年联合宣誓记录(the Association Oath Returns of 1696)。

1642年拥护新教宣誓记录是研究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最早期资料。1642年1月，英国议会下院要求教区内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居民签署宣言，表示拥护新教。会写字者签名，不会写字者画押。[注]在中世纪和近代英国，通行的画押方式是划十字，此外也存在其他的标记形式。它是表示服从政治和宗教正统派的全国性宣誓。这套资料的主要部分保存在议会上院档案馆，其中有研究价值的记录涵盖22郡的409个教区。其余部分由教区收藏，其中埃塞克斯郡拥有12个教区以上的有效记录。由于宣誓记录的签名总数与康普顿人口普查和灶税记录的结果基本吻合，所以总体而言，这套资料是17世纪40年代英国成年男性教区居民文化水平的完整记录。

1663年誓约记录和1664年神圣盟约宣誓记录[注]英国宗教史名词，是1644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的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苏格兰保证支援英格兰议会党人，反对保皇党。神圣盟约实现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政治结盟与宗教联合。，其签名或画押形式与1642年拥护新教宣誓记录相似，由议会指导完成。前者是15岁以上男性宣誓忠诚协助议会党人的记录，后者则针对16岁以上的男性。这套资料保存在埃塞克斯郡的9个教区登记簿上，以及萨福克、达勒姆郡和其他地区。

1696年联合宣誓旨在确保臣民效忠国王威廉三世。它原本针对所有官员，但在埃塞克斯郡等部分地区却误将范围扩至全体成年男性。这一偏差对于后世的民众文化水平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价值的联合宣誓记录涵盖了埃塞克斯郡的38个教区。

(二)灶税报告(the Hearth-Tax Returns)。征收灶税是1662—1688年英国政府实行的一项增收政策。它规定每家户主须向治安官标明可供课征的炉灶数量，并签署名字或画押。治安官据此整理出一份本教区的灶税统计报告，并在每年的报喜节(3月25日)和米迦勒节(9月29 日)征收每个炉灶1先令的税额。灶税报告中涉及的人数和地区远远少于1642年拥护新教宣誓记录的有效信息，但它的优越性在于提供了一些女性户主签字能力的零散证据，并有助于研究者大致了解签字能力与财产的关系。理查德·万恩(Richard Vann)就依据灶税记录对17世纪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进行研究。[2]

(三)结婚登记记录。可分为结婚特许协议(the Marriage Bond and Licence)签名和结婚登记簿签名两种形式。结婚特许协议签名没有显示新娘的情况，但为研究新郎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由于中世纪及近代英国男性普遍早婚，他们在成年早期就留下记录。结婚特许协议一般也登记新郎和男性证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条件。但因特许结婚收费昂贵，并受到1604年教会法令“仅授予身份高贵者”的限制，所以结婚特许协议签名的范围仅限于社会中上层男性；也正因为这一局限，导致其研究结果往往低估了文盲比例。

1754年《哈德维奇婚姻法案》(Lord Hardwicke’s Marriage Act)的颁布实施是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规定：结婚双方(犹太人、贵格派、王室成员除外)及两名证婚人须在英国圣公会的结婚登记处签名或做出明确标记，婚姻才能生效。此后，结婚登记簿签名这一书面记录提供了两性以及各阶级文化水平的充分证据。“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团体”和学者罗格·斯考菲尔德(Roger Schofield)、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等人较早开始运用这一资料。

(四)遗嘱(Wills)。通常情况下，遗嘱须由立遗嘱人签名或画押才能生效，并且由于它同时记录了立遗嘱人的地位、职业、财产等情况，因此可作为研究签名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的有效资料。但考虑到立遗嘱时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如垂死、体弱等)，容易导致以遗嘱为资料的研究结果低于当事人实际具有的文化水平状况。此外，遗嘱资料侧重于反映富裕阶层或有产阶级的情况，并且女性群体基本被排除在外。

(五)教会法庭证词(the Depositions of Ecclesiastical Courts)。这一资料记有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或社会地位、现住址及居住时间、曾住地和出生地，以及与当事人的关系等详细情况，证人须在证词最后签名或画押。因此教会法庭证词提供了社会各阶层男女的文化水平状况，并且反映出其长期的变化趋势。目前，英国许多教区档案馆都保存有大量教会法庭证词手稿，时间涵盖了16—18世纪。这一资料形式因其翔实、充分并得到完整保存，从而成为研究民众文化水平发展变化的有力依据。戴维·克莱西(David Cressy)的《前工业时代英国人的文化水平》一文即以1580-1730年伦敦和诺福克教区法庭的证词记录为资料。[3]

二、研究进程

阅读和书写作为交流手段，其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早已被人们普遍认同。马丁·诺思(Martin North)在研究古代近东史时就曾指出：“人们很难过高估计阅读和写字的广泛传播对于统治、贸易和商业、法律以及全部知识和文化生活的价值。”[4]在英国，民众文化水平(即读写能力)问题同样引起学者关注。英国史学界公认的民众文化水平研究始于1867年。当时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一位成员W.L.萨根特(W.L. Sargant)从约一万个教区中抽取了26个农村教区和10个城镇教区为样本，考察1754—1762年、1799—1804年和1831—1837年三个时段英国民众的文盲状况与初等教育发展情况。[5]这一偶然的小规模尝试对于后来的相关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抽取教区统计数据样本成为研究民众文化水平的基本方法。

在20世纪早期的研究成果中，J.W.埃达姆森(J.W. Adamson)《15、16世纪英国人的识字范围》一文较有新意。作者认为“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的英国民众绝非一个文盲的群体，至少初等教育设施已深入小村镇……当时阅读人数的比例是可观的，它远远超出今天我们公认的数字”[6]。总体来看，20世纪中叶以前，对于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这些在理论、方法及概念等方面大胆尝试的成果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众文化史在西方的兴起，以读写史研究为核心的民众文化水平研究作为其中一个分支也逐渐发展起来。1965年，“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团体”的核心人物彼得·拉斯勒特(Peter Laslett)明确提出：“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读写能力人口的比例，是社会史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7]纵观二战后对于民众文化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交错进行的研究脉络。其一是包括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在内的传统历史研究得到广泛扩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考察印刷文学及其读者的情况，并且愈加重视阅读在近代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生活中的作用。18世纪以后，大量定性的证据使学者得以充分估计阅读材料的范围，印刷品影响读者，尤其是工人和下层群众的程度及原因。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罗伯特·韦伯(Robert K. Webb)的《1790—1848年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8]、理查德·埃尔提克的(Richard D. Altick)《1800——1900年英国的普通读者》[9]等。其二是20世纪60年代斯通在《1640-1900年英国人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状况》一文中开创的新思路，即将统计学引入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其特点是依靠可供计量的原始资料，来衡量人群整体的文化程度。[10]斯考菲尔德(R. Schofield)的论文《1750—1850年文盲的范围》[11]、罗伯特·哈斯顿(Robert A. Houston)的论文《1640—1750年英格兰北部民众文化水平的发展》[12]等是成功运用这一新方法的典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传统的民众文化水平概念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解开始受到挑战，并被加以修正。社会史学家逐渐认识到，文化水平的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对此，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提出“无视具体环境，仅把文化水平的变化视作单一现象，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自主机制，这是错误的”[13]。克莱西(D. Cressy)在《社会环境中的文化水平：它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含义和计量》一文中同样说明，他想探究的“并非具体化或神化的读写史，而是社会史和文化史。但要想达到研究目的，首先要理解阅读和书写的社会环境与影响范围”[14]。在此基础上，史家们开始重新建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关于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冷静反思、破旧立新的阶段。

纵观已有的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它与三个相互贯通的发展相连。首先，它是源于北美的新社会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关注以往社会人口统计方面的情况，通常选取从社会下层向上层推进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仅以精英阶层的立场分析问题。其次，和美国的情况一样，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受到诸多开放思维的影响，它改变了教育史“行为—事实”的单一研究模式，使其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分支。再次，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的发展受到英国地方史学派的启发和推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地方史家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将地方史研究提升为一个受到重视的“学术历史”分支。在《民众文化水平的环境和含义：来自19世纪英格兰乡村的一些证据》一文中，作者巴里·雷伊(Barry Reay)就希望“展示地区研究的重要性”[15]。

[参考文献]

[1]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历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4.

[2] R. Vann. Literac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Some Hearth-Tax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5, No. 2, 1974.

[3] D. Cressy.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J]. Societas, 4, No. 3, 1974.

[4] W. Ford. The Problem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J]. History, Vol. 78, Issue 2, 1993：22.

[5] W.L. Sargant. On the Progres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30, Mar., 1867.

[6] J.W. Adamson. The Extent of Literacy in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Notes and Conjectures[J]. The Library, 4th series, X, 1929：193.

[7] 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M]. London: Routledge, 2000：195.

[8] R.K. Webb.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Reader, 1790-1848: Literacy and Social Tension[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5.

[9] R.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L.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J]. Past and Present, 42, Feb. 1969.

[11] R.S. Schofield. Dimensions of Illiteracy,1750-1850[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0, 1973.

[12] R.A. Houst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Northern England, 1640-1750[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XV, 1982.

[13] K. Thomas. The Meaning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 G. Baumann. The Written Word: Literac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14] D. Cressy. Literacy in Context: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 J. Brewer, R. Porter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4：306.

[15] B. Reay. The Context and Meaning of Popular Literacy: Some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Rural England[J]. Past and Present, 131, 19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