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臣，李亚军

(大庆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黑龙江 大庆 16371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践踏我白山黑水的嚣张气焰，杀戮我广大同胞的血腥惨景，使陈独秀怒火满腔，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或立于讲坛滔滔不绝地呼唤民众起而救国，或耿耿丹心行于笔端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即便是被国民党逮捕身陷囹圄以后，也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战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陈独秀虽然走出牢房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党派归属，在生活上身无居所穷困潦倒，但是在思想上仍在依据基本国情勾画着争取抗战胜利的蓝图，以其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全力以赴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大潮推波助澜。

一、克服“恐日病”，正确认识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上下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对日宣战”，对日死拼，争取战中求胜。可是也有人主张“对日取不抵抗主义”，“致电国联，请主公道”，还有人主张“坚忍沉毅，力持镇静”。蒋介石则主张“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 215。至于患“恐日病”的人，则认为“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1]397，不应对日宣战。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场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

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陈独秀从基本国情出发，全面分析中日双方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得出了一系列基本结论。

第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有人认为这场中日战争是“日本侵苏的前哨战”，有的认为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的认为是“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还有的认为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面对这些混乱的说法，陈独秀认为此次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殖民地化之序幕”[1]255。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陈独秀在《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一文中指出：“此次抗日战争，不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1]390

陈独秀在分析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背景时，常以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与中国的几次改革相比较。他认为：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时期，中国的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图富国强兵，结果遭到清廷内部守旧势力的反对而“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由此自吞甲午战败的苦果；接着康、梁主张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的维新运动，又因清廷内守旧的太后派摧残而失败；遂得庚子事变，惨遭八国联军占首都之果；再有孙、黄领导辛亥革命，不幸又有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以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告失败，酿成日本二十一条加于中国之果；此后又有帝国主义威胁利诱和当局不抵抗主义政策，终于酿成九一八事变之果；接着又开始以重兵向华北和华东推进，展示出小日本确有吞灭大中华之野心。

面对此情此景，陈独秀明确提出：“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1]394对于此次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1]396。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怀疑政府抗战的决心而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消极态度是抗日战争之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1]408。只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大潮，才有战胜敌人的希望。显然，陈独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比较准确地认定了抗日战争的性质。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独秀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在1937年出狱以前，陈独秀始终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对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不抱有任何幻想。同时，他对不同意与他“合作抗日”的中共中央也不抱什么希望。为了使 “全民抗战”不至于群龙无首，他极力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1]258。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当他看到国民党政府能够积极抗战后，就把领导全民抗战的责任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了，这是他关于抗战领导权问题的一次大变化。他说：“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1]401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陈独秀所以要求各党派援助政府抗战，根本原因是他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各党派都要“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1]445，444。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各党派不能各自为战，而应该联合抗战。在联合抗战的各党派中，国民党是执政党，而由执政党领导全国全民抗战则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的事。何况国民党不仅已经参加抗战，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这是中国其他党派所不可比的。

不过，陈独秀在提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时，对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满意的。他在很多文章里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现象以及片面抗战路线给正面战场造成的恶果进行无情的抨击，并且强烈要求政府必须改变消极态度。另外，陈独秀所讲的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最高统率权”，主要是指军事而言，不包括思想信仰和政治宗旨，各党派之间并不是“招降”与“受降”的关系。陈独秀强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仅仅是指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立足于现在的抗日，不能“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1]472。

第三，关于抗日战争的对象。陈独秀指出，很多人对抗日战争对象的认识是模糊的，其实这场战争的对象很明确，“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1]394。正因为这样，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我们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人民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1]390。

第四，关于抗日战争的目的和意义。陈独秀针对当时许多错误观点，非常冷静地指出，这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通过这场战争，“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 。也就是在政治上实现主权独立与统一，经济上能自由发展，不受外国操纵和搜刮。“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这一点“决不可当作儿戏” 。可是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认为“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 。“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实际的根据。”[1]394因此，我们必须扭转“恐日病”的消极情绪，同时也要丢弃“速胜论”的妄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目的。

在抗战初始阶段，陈独秀能够透过中日战争的种种表象，不被奇谈怪论所迷惑，更不被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是紧紧抓住问题的实质，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各种基本问题，这是他能够正确地回答其他抗战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采取“联合行动”，与全党同志携手抗日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抗日救国与赤化》、《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论对日宣战与排货》、《时局已到了转弯点》等一大批文章，还创办《热潮》宣传抗日主张。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基本上源于对基本国情的客观分析。

陈独秀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深感形势的严峻。他认为，一方面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都非常落后；另一方面中国又处于国共两大政党内战时期，这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以有利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战不战的问题，而是怎么战的问题。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陈独秀大声疾呼：“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1]237

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的形势下，陈独秀认为，与侵略者进行任何的所谓“友谊的谈判”，都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国民党政府对外“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对内则“只知有党不知有民”，在日本入侵之际却抱住“不抵抗主义”不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组织起来，坚决实行“越轨行动”，“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于危亡之可能”[1]250。

总之，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 ，这是一条赤化的抗战之路。“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1]226很明显，只有走第一条道路，才是一条聚中华民族之合力的救国之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于1932年1月1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提出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都要采取“联合行动”，集中力量抗击敌人。并强调：“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2]415为了表明这种选择的诚意，他与彭述之、罗汉等人致函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合作抗日”[2]419的思想。

1932年2月10日，陈独秀主持起草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同时，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的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2]418-419。接着他又表示：“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1]308虽然党还有一些错误政策，“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1]309。

陈独秀能够主动缓和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主张走与中共合作抗日的道路，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

第一，是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的再度升华。陈独秀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青年时期就以身许国，出生入死为国尽忠。在他的一生中，爱国救亡始终是重于一切的。所以，当日本侵略者企图吞我国家灭我民族之际，其爱国主义思想便理所当然地再度升华。

当少数“极左派”分子盗用马克思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反对爱国运动时，陈独秀便公开站出来批驳道：“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到处乱套，更不能把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当作圣典。所谓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当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我国的时候，“难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领导这一反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反本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爱国运动吗”[1]231

当有些国民党及“准国民党”的上层社会分子把学生的爱国行为诬称为“越轨行动”并叫嚣要予以制裁时，陈独秀极其气愤地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因此，爱国有理救国无罪，“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249-252。

第二，是陈独秀纠正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某些看法。陈独秀最初对共产党在边远山区开展农民游击战提出过批评。后来他发现共产党在南方各地领导的农民武装不仅“大规模的发展起来”，而且还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便承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1]272。现在，“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1]306。陈独秀对自己此前某些观点的纠正和否定，有效地缓解了自己与中共的对立情绪。

第三，陈独秀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是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等政治主张相通相容的。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对陈独秀持有敌意，但是在有关反蒋抗日、武装民众等方面的政策，与陈独秀反日反国民党的主张是很接近的，所以陈独秀还是能够接受的。

第四，陈独秀始终把自己当作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成员。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11月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可是他仍把自己当作共产党内的一名成员，即与党中央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所以他经常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关注着党的发展建设，以“我们党”的口气向党中央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他在1932年2月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2]418。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常把党与党的领导人相区别。他对党发表的各种意见，多属于针对党的领导者——“史大林派”，并不是全面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观点或批评意见有点过激，但是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贡献于这个党。他曾说：“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1]309

不难看出，陈独秀认为自己批评党的错误，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尽管他自己早已被开除党籍。

第五，反对派组织内部的矛盾使陈独秀感到失望。陈独秀在被迫离开中国共产党以后，与其他反对派成员之间产生许多意见分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有关抗日的主张，遭到部分反对派成员的恶意攻击。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满腔赤诚之心爱国救国的陈独秀，不能不把自己的立足点向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移动。

总之，陈独秀关于同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是他历经复杂而痛苦的政治磨难之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条件下而提出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可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陈独秀的正确主张却未能如愿，被深陷于偏执的极“左”思潮中的中共中央所拒绝。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共中央仍然对陈独秀进行无情打击。尤其是王明等人还落井下石，向陈独秀身上泼脏水，诬蔑“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把陈独秀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说他“比任何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要无耻，比中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还要反动”，“似乎比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的走狗”都不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陈独秀的任何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是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已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他有许多观点与中共中央相对立。尤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毫不留情地指责“史大林派的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史大林派”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痛斥斯大林派“这班不肖门徒”。他指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1]183

从以上情形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鸿沟太深了。在中共中央继续执行国际路线的情况下，严重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这个“时局的转弯点”上，陈独秀提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史大林派”统治下的党中央。

三、呼唤全民抗战，“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

当陈独秀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遭到拒绝之后，国民党方面仍把陈独秀当做“共匪首领”进行通缉，派出特务进行跟踪侦查。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入狱。

当淞沪抗战爆发以后，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陈独秀所在的老虎桥监狱也遭到了炮弹的袭击。由于时局紧迫，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身受近五年监狱之苦的陈独秀，恢复向往已久的自由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安身和去向问题。这期间，陈独秀的老朋友请他去美国写自传，有的劝他参加国防参议会，有的国民党政要请他出任劳动部长，也有人劝他另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9月中旬，陈独秀转赴武汉，1938年7月，乘船入川。后因重庆天气太热，又迁往江津。

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忙于写抗日文章，一面应邀到各大学或各团体进行抗日演讲，继续宣传他的抗战主张。其中比较突出宣传的是有关全国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抗战”的思想，应该说这是陈独秀全部抗战思想的核心。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陈独秀就一再告诫人们，这次抗日战争“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1]222。他在新创办的《热潮》的发刊词中说：“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1]237这是陈独秀关于全民抗战思想的最初表述。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独秀更加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他在1931年创办的《热潮》周刊的发刊词中，提出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思想。12月17日，南京发生珍珠桥血案后，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单凭青年学生的示威、请愿无济于事，真正解决问题，就“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与工农兵结合，“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1]248。 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丧东北、弃热河的惨状发生后，陈独秀严厉指出，在目前救国之良策，“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1]315-316。这是陈独秀全民抗战思想的进一步展开，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

1937年陈独秀获释后，他急切地呼吁“全国全民总动员”，真正实行全民抗战。他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了全国全民总动员的基本标准，“如果人民能够拿出二三十万万现金充战费，这才真是财力的全国动员”；“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真是人力的全国动员”。[1]452

为了实现全国总动员，陈独秀提出了以下十条纲领：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1]459-460

只有实行这十条纲领，才能实现全国全民总动员，各界民众才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从陈独秀“全民总动员”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战争，因而找到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不仅原则地提出全国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政治口号，而且还具体地提出了实现十条纲领及其实施方法。所有这些都与当时中共中央的纲领、策略相一致，并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运用、发挥和验证，使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陈独秀全民抗战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四、“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这是摆在陈独秀面前又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棘手问题，陈独秀以中日双方的国情为基本依据，对中日双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一)日本“已经是工业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强国，“中国是农业商业国家”[1]450，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有很大比例的弱国。(二)日本的军火武器精良，“不但是机械化厉害，就是军队的训练也好过我们”[1]452，即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三)日本的战争经费也比中国充足，即敌人“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这三点是对敌有利对我不利的方面。但同时陈独秀也看到了对我有利的方面：(一)我们的战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者多助，“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由于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所以“我们是以全力作战” 。而日本是侵略者，所以不仅要出兵中国，而且“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防止苏、美、英等国对其本国的突然袭击，因此侵略国的兵力自然分散。“敌人是暴发户”经不起“破落户”的死拼[1]508—509。(三)中国是大国、人口多，日本是小国、人口少。“日本打中国，可以出到四十万兵”，其余兵力要留守本土，不能全员出动。而“全中国也许有二百万兵”[1]452，如果发动得好，组织起来“一千万壮丁，实实在在能够拿得出的”[1]427。中国兵力在数量上远远地超过了日本。国土面积也不能相比，敌小国我大国，“中国单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与日本相等，论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对日本抗战的资格”[1]487。

根据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陈独秀认为中国方面“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才能达到战胜日本的目的。“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1]448企图在短时期内迅速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以便于以长补短。而“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1]436。正如陈独秀在1938年8月发表的《抗战一年》中所说：“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1]484总之，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我们中国“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1]508，才能扬长避短，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陈独秀关于中日双方特点的分析和抗战指导战略方面的论述，对克服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树立持久抗战的思想，对纠正惧怕“皇军”的“亡国论”，树立中国必胜的信心，对统一抗战思想，加深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陈独秀还满怀信心地估量了抗战的发展前途。他在很多文章中对各种战争进行了类比，认为这次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有所不同，只要全国民众蜂涌参加，实行全民抗战，并能坚持持久抗战，那么抗日战争的前途必然是中国胜利。他坚信，通过这次“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当抗战胜利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也可以全部收回。他信心十足地说：“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1]402

陈独秀强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应该努力完成四大任务，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近代国家。第一，要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第二，要确立立宪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第三，要发展民族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第四，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1]475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完成好这四大历史任务，“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新兴世家”[1]509。至于这个新兴的国家能属于哪种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陈独秀也作了一番分析。他认为如果排除国际大势的影响，仅从中国内部的角度看待未来，那么目前各党派团体“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1]476。

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是很曲折的，但思想又是很活跃的。尽管他长期脱离组织和斗争实践，在一些问题上仍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有分歧，但是必须承认，他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极力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看待和阐述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因此他的许多抗战思想对分析和指导乃至总结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都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