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波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词”，相对于“诗”来说，是一种新兴的抒情文学体式。它首先应是来自于民间的，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唐五代词有两大发展系统：民间曲子词和诗客曲子词。文人词产生的时间约在初唐晚期，而那时民间曲子词则早已广泛流传了。[1]

敦煌曲子词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提供了“词”这种新兴的抒情文学体式的初始状态，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文献。郑临川先生在《从乐府诗到曲子词》一文中阐明：“它的发现，证明了词是起源于隋代的燕乐，萌芽于唐代民间曲子词，成长于五代，盛行于两宋的一种抒情文学体式。”[2]并且为词学研究中关于词体演进发展的过程，提供了理清脉络的线索。

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后来受到文人重视，并逐渐发展，到宋代臻于鼎盛，使“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与古典诗歌双峰并峙的独立文体。敦煌曲子词审美风格质朴刚健，鲜明地体现了民间词的艺术特点。唐五代文人词的审判风格，则因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呈现不同的风貌。文人真正开始重视词体创作始于中唐，此时的早期文人词审美风格虽还留有民间词自然、清新的余韵，但已经趋于典雅化；晚唐五代文人词则以西蜀和南唐为中心，审美风格则呈现出婉约性的特色，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从民间词到文人词审美风格的嬗变来看，敦煌曲子词与唐五代文人词二者之间既有承继关系，又存在着由于社会背景、作家审美理念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性。

一、早期文人词对敦煌曲子词审美风格的借鉴和发展

敦煌曲子词的审美风格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质朴刚健的特色。敦煌曲子词的质朴来源于艺术特色的真与纯。所谓真，即真实自然；所谓纯，即纯美可爱。由于它是来自于民间的文学作品，是人们用来抒发内心感情的文学样式，因此毫无做作伪饰之感，通过曲词可以看到民众的心声。

风格的刚健一方面来源于作品内容中的爱国主题、浓厚的尚武精神，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直是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这些句子反映了敦煌人民积极反抗异族侵略的决心和勇气。这等慷慨悲歌，也开启了词作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先河。

另一方面源于词作常以爽朗、率真的方式抒发情感。词作者的表现状态是：爱好喜恶都是缘情而发的，嬉笑怒骂都是尽性而为的。

敦煌曲子词是唐代的民间歌谣，不但具有“缘情而发，随物赋形”的艺术特点，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学的特性，包括：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词牌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有杂曲、亦有大曲。杂曲代表作是《云谣集杂曲子》，杂曲有单曲独用的，亦有数曲联章的。其中联章体包括一种独特的联章对答形式，即两首以上同一词牌的歌词，采用对答形式来表现思想内容，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这些特点使敦煌曲子词明显区别于文人词。

虽然，敦煌曲子词艺术形式较之文人词尚不够完善，但是其体现的真纯的艺术特色，却对唐五代文人词影响深远。

文人词尝试的阶段始于初盛唐，创作以唐中宗、唐玄宗为中心，呈现出鲜明的宫廷性，佳作甚少。但在盛唐文人词中，有一首备受学者关注的词作，宋代黄昇在《花庵词选》中推其为百代词曲之祖，即《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词作者是否为李白虽有争议，但从作品风格来看，语简意深，正如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云：“古词妙处，只是天然无雕饰。”显然这首《菩萨蛮》词风的自然、情感的真挚与民间词是一脉相承的。词作真正在文人手中发展起来是在中唐，并且词风体现出的清新、自然的特点明显保有敦煌曲子词的痕迹。

中唐时期，文人作词的风气日盛，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为代表。从其中代表词人作品产生的背景来看，张志和的《渔夫》五首，韦应物、戴叔伦的《调笑令》等作品均产生于文人唱和，从以诗歌唱和到以词唱和，文人关注于词可见一斑。白居易有《忆江南》词，刘禹锡和之，并注明：“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刘禹锡“倚声填词”的最好证明，也说明文人词的创作已经走向自觉规范化。中唐文人词作不多，并且限于小令，但是他们善于向民间文艺学习，因此有许多清新、自然类似民间词的佳作流传，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从敦煌曲子词向文人词过渡阶段的痕迹。

首先，从中唐文人词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这部书中谈到，在中国古代史的发展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分别是：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影响到文艺领域。[3]社会上，世俗地主势力扩大，中上层社会追求享乐之风，与之相应的在文学上，文人们的眼光日益关注现实生活，出现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与诗歌相别的另一种抒情文学的艺术形式词发展起来，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更为细腻、幽微，更符合中唐文人的心理特点。

其次，从中唐文人词的代表作者来看，包括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他们或者有过贬谪的经历，或者沉沦下僚，与老百姓有过紧密接触，从而创作出了具有民间风格的文人词。而且，中唐文人词虽然对敦煌民间词的艺术风格有所承继，但是已经显现出更加典雅化的特点。唐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曾仿照民间词体制作联章体《渔歌子》五首，极能道渔家之事。这五首词写了一年四季不同时节的景致，以及渔父的生活乐趣。其一词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苑丛谈校笺》卷一载《新唐书》云：“张志和，字子同，始名龟龄。十六擢明经。肃宗特见赏重，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 ”[4]

词风流畅、自然，一气呵成，虽是表现一位江湖隐士抒发内心高洁之作，但词的风格不失民间词的灵动与洒脱。词作以小令体言情，写得声色俱佳，情景交融，言简意深。词人从听觉、触觉、视觉等多个角度进行描绘，使作品达到了声情并茂的艺术境界。从张志和的作品可以看出，此时的文人词体现出词人对生活敏感、细致的观照。在对词的体悟上，更趋向于后世成熟的文人词。虽然，作品清新的词风，不加矫饰的语言，还保留着民间词的特点，但更加典雅化。

在敦煌曲子词中同样是描写描写隐士生活的作品《浣溪沙》：

山后开园种药葵，洞前穿作养生池。一架紫藤花簇簇，雨微微。

坐听猿啼吟旧赋，行看燕语念新诗。无事却归书阁内，掩柴扉。

此词与《渔歌子》两首词均以情景交融取胜。这首《浣溪沙》以清新淡雅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一位隐者的生活。抒发了作者一种热爱大自然，忘情于山水之间的情怀。从词风来看，与《渔歌子》相比，更为拙朴，在词的韵律上也没有文人词那样和谐优美。

再次，作为抒情文体的词，在敦煌曲子词中更多地体现出的是直而显的抒情方式，而中唐文人词已经能够体现出词的抒情本色，表现的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

敦煌曲子词中的作品《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首词所表现的是一位少女对爱情执著追求的真挚感情。在词中列举的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又是多么真切地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此中感情热烈、自然、真实、无丝毫雕琢的痕迹，可见，情感抒发方式是直抒胸臆的。

再看文人词的代表作，白居易的《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两首词同样是爱情相思题材，同样以景言情，但是白居易的词作体现出以我观物，而物尽着我之色彩的审美特点，虽然此词颇具民间风情，但情感抒发更为含蓄、细腻。

二、西蜀花间词与敦煌曲子词审美风格的差异

晚唐五代文人词则形成西蜀和南唐两个中心。西蜀词以《花间集》作家为代表，酒边樽前、香艳华美的花间词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局面，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花间词派，向来是“温韦”并称。温词如富丽堂皇之牡丹，韦词如清新明丽之芙蓉。虽然韦庄词在审美风格上与民间词明快、清新的特色相通，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已经脱离了民间词真与纯的艺术美，花间词的美呈现出明显的雕琢痕迹，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有明显的表露：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这段话意在表明：自古以来，都以绮靡清丽的歌辞，配上动听的曲调，让歌妓们在酒席间歌唱以供娱乐。这可说是援古以证今，标榜《花间集》之编辑符合传统。

后蜀赵崇祚精选18家诗客曲子词500首，编成《花间集》，它是我国词史上第一部唐五代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中写男女相思题材的作品大约有400首，鲜明地体现了词为艳科的审美趋向。

首先，从《花间集》所体现的主题内容来看，艳情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大部分作品描写的是男女相思爱恋的主题，以女性为中心，表现女子的愁思别绪，一颦一笑，配之以镂金错彩的辞藻，华美香艳的意象，其题材范围是狭窄的。

把《花间集》与敦煌曲子词中一部保存的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写本曲子《云谣集杂曲子》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审美理念的差异。

《云谣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五代曲子词集。《云谣集杂曲子》共有十三个曲调，三十首曲子。这些曲子词的内容，有关妇女题材的有二十六首，写男子相思的有三首，余下一首，则为祝福皇帝之词。其中有关妇女题材的二十六首词中，写闺中思念征人者八首，分别是《凤归云》三首、《洞仙歌》二首、《破阵子》三首；写歌伎七首，分别是《天仙子》之一、《浣溪沙》二首、《柳青娘》二首、《抛球乐》二首；写一般妇女生活的有九首，分别是《凤归云》之三、《竹枝子》之一、《破阵子》之一、《倾杯乐》二首、《拜新月》之一、《渔歌子》之二和《喜秋天》二首；写宫女者两首，即《内家娇》二首。[5]

可以说《云谣集》中的二十九首词写的都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情爱。但是这些词，由于题材范围较广泛，既有妇女思念征人，也有描画歌伎、妓女之作，同时也有爱情相思，绝非单纯的艳情词可比。

《云谣集》中的词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的色彩，所写的内容多为下层妇女的思想感情，反映了民间作品的艺术特点。

其次，在艺术形式上，花间词人更注重辞采华美，词律的谨严，其中以花间词人温庭筠为代表。温庭筠奠定了文人词婉约派的基础。他的作品辞采华艳，对词的艺术形式有严格的要求，注重词的格律。他的代表作《更漏子》：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王国维先生评其词的特点时引用刘熙载的评价：“飞卿精艳绝人。”并自评之：“‘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

与温飞卿有别的是韦庄，他的词虽受江南吴歌影响，风格淡雅疏朗，但是此时的文人词已经整体脱离了清新、质朴的风格。词体发展到花间词派的出现，审美风格又为之一变。

三、南唐李煜词对民间词审美风格的回归

南唐后主李煜以他充满忧患意识的词风，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提高了词品，他以不事雕琢的语言，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让一个风流才子却又身为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又如一位粗服乱头却不掩国色的美人，没有华丽的外表却一样倾国倾城。他的词风把词体的审美风格又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使词与诗歌一样成为一种可以言志的文体。在李煜的词里可以找到民间词质朴、率真的风格特色。到南唐后主李煜为止，词体审美再次发生变化。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词人，使词这种文体成为不单是用来抒情而更是言志的载体。为后世词人开创了词体发展的新路，变缘情绮靡为言志明道，这种词的审美功能的变化最后完成于南宋辛弃疾。李煜虽身为南唐皇帝，但他的词风却与民间词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皇帝,一生处于欢乐和痛苦的两端。正如他在《浪淘沙》词中所言“天上人间”正是他一生不同阶段的写照，而他的词也以亡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亡国之前，处于国家相对稳定，感情生活幸福中的李煜，每天过的是“笙歌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玉楼春》)的歌舞升平的欢娱生活，经历的是“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菩萨蛮》)的感情体验。李煜有一首描写与小周后婚前恋爱生活的作品：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这首《菩萨蛮》写的是李煜与小周后婚前的一次约会。[6]词中女主人公大胆抒发真切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敦煌曲子词中，女子真挚热烈的情感抒发方式非常相近，而且通过词作的描绘，能够隐约体味出其中蕴含的风流帝王的恋爱故事。因事言情，这在敦煌曲子词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敦煌曲子词中的许多作品，具有很强的叙事性，通过叙事达到言情的目的。

亡国之音哀以思，亡国后的李煜每日生活在孤独、苦闷与恐惧之中，他常在梦境中寻找生活的美好，而对现实生活的感触，体现于词的情感抒发方式同样是真实的。试看他的《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花月正春风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现实生活的残酷都体现在开篇的“多少恨”三字中，这是痛彻骨髓的苦闷与遗憾，点名词旨，词所体现的言志作用很明显。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早期文人词呈现出从词体初建到词体发展、过渡阶段的艺术特征，受民间词审美风格的影响明显。当然，在敦煌曲子词作品中，以《云谣集杂曲子》为代表，民间文学叙事性的特点，在其中一些词作中已经减弱，呈现出向抒情化方面转移的态势，在题材范围上也有市井化的趋向。因此，《云谣集杂曲子》中的这些作品，已经呈现出过渡性的特点，只是到了中唐文人词的出现，这一特点才凸显出来。西蜀词以花间词人为代表，他们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词，到南唐后主李煜词的出现，又对民间词的审美做了新的诠释。

总之，在词体演进过程中，词的审美风格几度发生变化，亦可看出敦煌曲子词对文人词审美风格的影响之深，文人词对民间词审美风格的继承与革新。民间文学的沃土孕育了文艺花园的一朵奇葩——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是倚声椎轮大辂，为文人词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人手中这朵文艺之花日益光艳夺目。正是在这样的传承发展中，古代民间的无名作者，以及唐五代热爱词学的文人，为后人书写了一部词学发展史，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我们呈现出各具异彩的词坛佳作，并且完成了词体艺术形式的成熟。

[参考文献]

[1]黄拔荆.中国词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8-58.

[2]郑临川.从乐府诗到曲子词[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2-7.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94.

[4]徐釚.词苑丛谈校[M].王百里，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4.

[5]冒广生.冒鹤亭词曲论文集[M].冒怀辛，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5-195.

[6]李璟，李煜，冯延巳.南唐二主冯延巳词选[M].王兆鹏，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