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彪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编辑部，广西 柳州 545004)

《边城》是沈从文享誉中外文坛的代表作之一，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边城》的现代审美功能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本文从审美的维度对《边城》进行了一番探讨，力图挖掘出《边城》所蕴含丰富审美抵抗、审美修复、审美救赎功能。

一、审美抵抗：“乡下人”的文化立场

丹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与周围的风俗……要了解一件艺术品，要了解一个艺术家或一群艺术家，必须了解艺术家所属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习惯。这既是对艺术品的最终解释，也是研究艺术品的基本出发点。”[1]对于《边城》的研究和阐释也应以作品产生历史境遇为出发点。

沈从文的《边城》写于1933年至1934年初。当时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国内军阀混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外国商品经济猛烈冲击中国的小农经济，西方文化思潮、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冲击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成了一个有着中西古今文化交融并进入现代文明的大混沌社会。在沈从文看来，西方现代文明的涌入对原本宁静、和谐的乡土生活机制制造了极大混乱，它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被解构、丧失，人与人之间真诚、质朴的情感交往纽带趋于断裂，人性中善的一面正在被恶的一面所替代。沈从文在《长河》中曾对现代文明这样描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给中国造成的种种创伤，沈从文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切的“焦虑感”，他决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和良知来正视现实世界，对于“无缚鸡之力”的他来说，文学创造无疑是最好的“入世”途经。弗洛伊德说：“焦虑乃是一种情感状态，即某种苦乐的情感及其相应的外行神经的冲动的混合，和关于这种情感及冲动的知觉……焦虑的发展，或旧的创伤经验的重复，以一种信号为限，或逃避，或自卫，终于能够适应危险的新情境。”[2]为缓解内心深处的“焦虑”，沈从文并没有与同时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一样从正面注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骚动与变乱，注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关怀被压迫的阶级，也并不是像钱钟书等作家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所造成的文化价值混乱、伦理道德沦丧，予以深刻的揭露与深广的表现，而是以“乡下人”那种执拗、坚毅的品质和“涤除玄鉴”的睿智对当时社会混沌现实给予了深刻的审视。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3]

文艺评论家哈查德说：“在艺术中，由于它日益与社会生活分离，因而社会背景和审美孤立的问题，已成为现代的主要问题。”[4]然而，文学作为一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和一种作家审美幻象的产物，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审美交流需要，还能满足我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和扩展自我的需要。在《边城》中，沈从文通过文学虚构的艺术形式营构了一个近乎“世外桃源”般的“净土”来对沧桑满目世俗混沌的社会现实进行坚强的艺术抵抗——审美幻想性的美学抵抗。弗洛伊德在《论文学与艺术》中说：“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未得到满足的人才这样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5]现实的历史境遇与沈从文理想人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了寻回那个被现实遗失“梦想”和缓解内心深处的“焦虑”，“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的情感又十分接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于是沈从文在《边城》中描绘一个地处边远湘西小城茶峒在的社会人生风貌，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民风淳朴，人们豪爽、朴实、大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以诚相待，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边城”世界相比，现实的中国是混沌的，都市社会生活的那种尔虞我诈、肮脏不堪的情景是令人厌恶的。沈从文以“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对当时中国“现代文明”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在他的潜意识中建构出这样一组对抗性的审美形式：“边城”社会：人文景观——宁静、优美，人性表征——淳朴、善良，人际关系——互助互爱、和谐共处；都市世界：人文景观——喧哗、污浊，人性表征——自私自利、奸诈阴险，人际关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这里沈从文通过这样一组对抗性的审美形式来反衬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和堕落，他一方面以审美的个体感性去反抗现代化进程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以审美之维来寻求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的价值。在《边城》中，沈从文凭借小说艺术表现张力对现代社会中“有悖于人性”种种景象进行了坚强的审美抵抗，试图通过彰显“边城”世界的那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来对抗现代社会在“现代文明”遮掩下的人性堕落和丑陋，借以“疗治”内心的焦虑，寻求精神上的皈依，从而达到启迪人们追善求美，重塑民族品德目的。可以说，《边城》是沈从文的“诗性自觉或人生智慧游离并挣脱了现代性中心话语规约的小说文本，在小说主流叙事之外构筑了一个审美反思的视野，从而获得了艺术表达与主体生命的某种自由”[6]。

二、审美修复：“民族寓言”的文化品质

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具有一种“民族寓言”的文化品质。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处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自身“民族寓言”的表征，他认为：“所有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相同之处和它们与第一世界类似的文化形式的十分不同之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上发展起来的。”[7]522-523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文学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而彰显其自身的文化艺术魅力的，詹明信把第三世界文学文本与其民族的特殊现实境遇和文化生产方式集合起来研究，他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些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7]523在笔者看来，沈从文的《边城》是“民族寓言”的一个重要文本表征，具有很强的艺术弥合和审美修复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乌托邦”的审美意象建构

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创作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乌托邦”。在中国古代，“乌托邦”理想主要有三中模式：其一是老子式 “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其二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的“大同世界”。其三是陶渊明笔下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鬓并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给予人的是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这种“审美幻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作为个体与环境、个人与群体相互沟通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审美交流的媒介。”[8]4如果说老子式的“小国寡民”社会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空中楼阁，孔子的“大同世界”是过分的强调德化意识的普遍性，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只是人类社会无法企及的逍遥世界。那么沈从文的《边城》则可以说在意境设置、精神意蕴构建上正是对古代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承接与超越。

《边城》描绘的茶峒依山傍水，“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 主人翁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通过描绘茶峒自然、优美、健康的风土人情和美不胜收的人文景象折射出对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自然无为，无私无欲，以及逍遥自由等精神的认同与追求。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在大自然中长养的翠翠不仅具有自然的一般品性，而且具有自然的文化品性，即在老庄的纯如“婴儿”、“赤子”以及逍遥自由的精神路延伸。在这里沈从文借《边城》充分张扬了东方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和谐的美学精神展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韵致。诚如刘洪涛所言，《边城》中寄喻的是一种“牧歌情节”，它“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9]。

(二)“余音绕梁”的艺术韵味

何谓艺术的韵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本杰明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作品的韵味”，他把韵味解释为“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现象”。王杰先生认为，艺术品中“韵”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能表征其“原始使用价值”而在于它与现实关系的建构上，艺术的魅力并不在于它们的“古典性”而在于它的“现代性”，即在于它们与现实生活经验建立的某种联系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一样，“韵”是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优美化”[8]272，其学理依据是：“一为和谐，二为‘远出’。所谓‘余声易遣’、‘遗响难契’之‘余声’、‘遗响’均为‘远出’的具体形式，通过‘远出’而达到和谐。这种‘远出’是一种回旋的声音，即所谓余音绕梁，它以交感式的欲望表达方式为基础，把感性的存在转变成具有灵性的对象。”[8]264

《边城》的艺术韵味不仅仅在于文本的“原始”的叙事模式，更在于它与现实生活经验建构的某种联系和在现代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意义。从小说文本叙事来看，《边城》可谓构筑起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诗境，这里没有“现代文明”的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与异化，有的是充满诗意般的乡土记忆和诗化的人生态度，这里山美、水美、人美，总之，这里的一切那样优美和谐，那样令人向往。《边城》似乎成了人类美好事物的集体表征。从《边城》中所营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有着非同寻常的艺术韵味，有着无限的审美张力，这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就其抽象性、理想性而言，《边城》有一股浪漫主义的审美指向，对于何谓“不悖乎人性”，在《边城》中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不悖乎人性”只是沈从文精神还乡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生命本真性存在的诗性之思；就其具体性、现实性而言，《边城》中所呈现出来的理想人生模式又试图在向我们“诉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把自己抽象的生命思考，创造性地转换为艺术审美意象，让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演绎和展示不同的生命形态，进而寻觅‘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10]。正如汪曾祺所言：“《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现实。”[11]

可以说，《边城》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机制将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人性碎片改造为理想的富有诗意人性整体，以“虚静”艺术叙述模式来表征着人类生活的本质，以余音绕梁的艺术韵味托起了历史的沉重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三)“东方情调”的永恒魅力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中，具有独特陌生化艺术魅力和艺术风格的“东方情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审美对象、欲望的对象和想象中“他者”。它作为满足西方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焦虑状态中对“他者”的渴望而存在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东方情调”作为一种对抗西方主流艺术风格的东方文化艺术所具有独特文化品质，有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内涵，它审美特质主要表现为强大的审美修复功能，“这种古老而神秘的强大力量，用仪式化的形式表达了超越现实不合理的愿望和要求，使遥远的历史要求获得了一种感性的审美形式。”[12]

沈从文的《边城》是一部具有典型“东方情调”的文学著作，小说选取了一个地处偏远、被现代文明“边缘化”的湘西茶峒为叙事地点，描绘的是“重桃源上七百哩(1哩=1.609公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地方的几个单纯的凡夫俗子及一些普通的人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地方，却依然保留着令人赞叹不绝的人文景观和可歌可泣的人伦道德。在那里我可以发现“世外桃源”式大自然的景观，可以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至爱，可以寻回曾经被“现代文明”遗忘的民族记忆……詹明信说，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境遇意识”非常明显，“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事”[7]545。在笔者看来，《边城》中所蕴含的“东方情调”的容纳力和效应远远超出了西方拜物教语境下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文学叙事，它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体经验的文学叙述，更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一种审美理想的文化表征，它将日常生活中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矛盾和被物质异化的人性“遮蔽”或“悬置”起来，从而使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可以在《边城》的叙事得到想象性或幻象性的解决，使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异化的、破碎的现象凝聚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从而将人类现实的心灵创伤转化为优美的艺术形式。这正是《边城》所蕴含的“东方情调”，同时也是其作为“民族寓言”所具备的文化品质的集中体现，具有强大的审美修复功能。诚如有研究者指出，《边城》的“审美选择在更多意义上适应了我们民族传统性的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并以民族性的审美价值为标准，这使他特别搜长描绘地域性的世态人情、乡野风俗美：别致诱人的水乡吊脚楼，多情粗野的妓女和水手；苗寨山乡缕缕炊烟，厚道诚实的老者和孩童；神秘静穆的原始森林，健美善媚的苗乡女人……就连鸡鸣、狗吠、牛叫的声音都无不浓浓地涂上了乡土文化的情致和生趣。用现代人的意识展现民族传统的文化形态，根据自己民族的心理习惯，体现民族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理想追求，并将它融化于审美情感思绪中，达到完美的境界，引起不同民族的共鸣。”[13]

三、审美救赎：“供奉人性”的精神旨向

韦伯说：“不论怎么样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加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14]《边城》的审美救赎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人类社会理想人性的供奉，它一方面竭力张扬自然性爱(建立在纯自然基础之上的出于人类本能欲望的一种自然纯真之爱)的纯真与高尚；另一方面又对人性善良品德和尊严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讴歌和礼赞。

沈从文“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所理会的是一种自然道德形式”。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边城》正是他理想世界中所构筑的“希腊小庙”，沈从文在《边城》中供奉的人性是以“人性本善”的伦理道德为基准的。作品对翠翠爱情发展史：青春觉醒、爱的萌动、爱的幻想、爱的追求、爱的执着与忠贞的刻画和对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注、顺顺的豪情慷慨、杨马兵热情质朴的描写……都展现作者对人自然性爱的追求和对人性善良品德的追求与讴歌。在这里沈从文以人性的善良、淳朴、自然为核心，以人际交往的和谐自由为主线，构筑一个充满人伦意韵、美妙绝伦的“边城”。毋庸讳言，沈从文的《边城》旨在创造一种德治乌托邦。他创作《边城》的宗旨就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营造”[15]，他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16]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日常生活日趋机械化和程序化，人类的理想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所支配，其主体性地位正日益被消解，在商品拜物教意识的强烈冲击下，人类丰富的精神需求日趋僵化，人类对自身的自然性爱的追求以及对人性道德和尊严的崇敬意识也日益被淡化。叶舒宪先生指出，文学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它至少满足了人类5个方面的需求：即符号(语言)游戏的需求、幻想补充的需求、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求、自我陶醉和确证的需求、精神疗治和救赎的需求[17]。《边城》审美救赎性表现为：一方面以“审美”形式对现实境遇与审美理想之间“断裂”进行协调、弥合、修复，另一方面又以“批判”的形式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它通过虚拟的艺术世界，创造一个幻象性的审美场域，它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同时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唤起人们去追寻被现代文明遮蔽、消解的人类真正的人格品质，重新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实现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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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N].天津：大公报·文艺，193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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