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熟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赫德与中国海关

贾熟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赫德在中国工作长达52年，他兴办了近代海关，使关税成倍增长；设置了近代助航设备，便利了航运；创办了近代高等学校，设置了天文台、物理实验室；翻译了西方书籍，引进了西方科技；兴办了近代邮政，为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成效卓著。他曾受到清政府多次表彰，官至太子太保，以肯定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赫德；中国海关；清政府；总税务司；近代化

赫德，英国人。1854年来华，先在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后调宁波领事馆任助理，兼做翻译。又进一步学习中国官话、《论语》、《孟子》、《诗经》兼及《墨子》。同时，又和一位中国女子同居，更加熟悉汉语及中国文化[1]（P19）。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陷广州。1858年3月，他被调往广州，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秘书。1859年6月，被两广总督劳崇光聘为广州新关副税务司，正式进入中国海关。1861年4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返回英国，由赫德代行其职权，他由广州到了上海。6月，到了北京，他的财政知识和办法，受到恭亲王奕的高度重视[1]（P42）。李泰国经办阿思本舰队专檀，1863年11月，清政府将李泰国革职，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他主持中国海关达数十年之久。

1864年5月，总理衙门以总税务司驻扎上海，遇事不便联系，命赫德等移驻北京[2]（第1册P670）。当时，赫德认为海关的地位与职位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条例规定，雇佣的外国人应该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职责。为此，他起草了两个文件，一个是致各口税务司的通令，一个是呈交总理衙门批准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经过了总理衙门的讨论，先后发表。通令发表于该年6月21日，它开头就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不能像其他在华外国人那样有一种想象的优越感，“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令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冲突和恶感的因素”。“因此，在和中国官员以及中国老百姓的交往中”，海关外籍人员既是“中国官员的兄弟”，又是“中国老百姓的同胞”；既应“对中国官员表示礼貌”，又应“对中国老百姓表示友谊。”“礼貌有助于公事的顺利交往，而友谊的表示则有助于去除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恶感”。要求“每一个人应当牢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支取了中国政府的薪金，必须按照指定的工作，为中国政府服务；应当随着潮流的进步，为成功而有计划地推进其工作，必须用理智和耐心等待机会；可以善意地提出建议，不能有任何强迫”。紧接着，他规定了海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通令说，总税务司直接向政府负责，对海关关员有绝对的任免权。各口岸税务司作为总税务司的代表，处于协助各口岸中国海关监督的位置，要比其他外国人更加熟悉中国人的性格、情况和权利。要求海关税务司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要让海关监督在他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上，都感觉到外国税务司更有资格提出一个正确的意见和接受他的观点之外，别无其他办法”。“税务司愈是处在幕后，他们就愈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愈能减少成为众矢之的的机会”；“一个明智的自我隐蔽，不会丝毫有损于自己的威望或真正影响，而不恰当的自我表现，反而会影响势力的基础，结果必然使个人陷入尴尬的境地”[1]（P81）。

9月，赫德赴牛庄（今营口）创办牛庄洋关。11月，赴各处考察《海关衙门章程》实施情况。又赴台湾南北开设新关。清政府对赫德的海关工作表示满意，破格赏给按察使衔。

1865年1月6日，赫德向各口发出一号通令，从关税中的船钞（亦称船舶吨数）收入项下提成，以用于上岸堪察，测绘和建立各种港务设备，诸如灯塔、浚港、缉私等。

本年，中国海关经赫德之手录用的十四个口岸外籍关员已多达四百馀人，其中钤字手以上等级的洋员也已达七十一人（英国四十六人，美国九人，法国九人，普鲁士五人，丹麦一人，瑞士一人）。他在用人方面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则，其数目大致和有关国家对华贸易的规模相当。

本年，中国海关税收，已从赫德初任代总税务司时（1861—1863）的五百万两增至七百万两，成为清政府除田赋外的最大收入[2]（第1册,P670）。

1866年3月，海关在北京、上海、镇江等地试办邮政业务。

赫德向总理衙门请假半年，携带三个非婚生子女返英。同行的有海关汉文文案斌椿等人赴欧考察。

8月，赫德与简・布雷登女士结婚。9月，一起返回中国。同行的还有金登干。金登干在途中勤奋地向汉学家丁韪良学习汉文汉语，手不释卷。到中国后，担任了北京总税务司署稽核账目税务司[2]（P672）。金登干也是英国人，比赫德年长两岁，曾在英国的齐登赫学院接受了高等教育，又在财政部工作了六年。赫德在他帮助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近代的会计制度。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A、B、C、D四个账户。A号账户为海关经费的支出账，B号帐户为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C号账户为吨税（船钞）收入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D号账户为所有其它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户，A号账目每月结清一次。所有海关可以自行处理的结馀，一律存放海关总税务司指定的丽如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税务司不得截留。这个会计制度，当时被誉为新的国库制度。这是把英国刚刚实行的国库制度应用于中国海关的需要[1]（P114）。

1867年4月26日，赫德发第3号通令，公布《引水章程》，从此，海关既可在沿海测绘，又可派员引水（即领港）。

本年，赫德代表清政府与列强谈判修约，他拟定的办法是把过去分散在地方官吏手中的税收，经过海关归入清朝中央政府。清政府满意，列强也满意。

1869年10月，赫德与金登干巡视各口岸，帮助各关健全稽核制度[2]（第1册,P673）。“在总税务司访问期间，要求各关全体人员到场提出建议或申诉”。在总税务司不能按期检查各口的情况下，他可以委托一名税务司代行其事，而后向总税务司提出书面报告。这种制度加强了总税务司对各海关的控制，维持了总税务司的权威，使海关管理机构运行灵便，行政效率很高[1]（P119）。

清政府给赫德赏加布政使衔。

1870年10月，调派粤海关法籍副税务司薄郎等随同崇厚赴法“道歉”，任翻译，此后，清政府的涉外活动，海关均派员参加，成为惯例。

8月，赫德出巡广州、福州、上海等口岸。

1874年1月，中国海关在伦敦设立办事处，任金登干为主任[2]（第1册,P674）。

5月22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您的各项通令需要反复读。我研究了1873年的第24号通令（案：此通令称：“税务总司是异邦人，……品级低于监督，而监督是本国人，品级领先”，“各口税务司职责系协助地方当局办理税收，不可干涉或代替地方当局”；如果双方矛盾，各税务司“不得企望总税务司以行政手段逼使他们就范”。）……有您在北京，人们知道是不会发生危机的，——但您若一走，那就会‘一团糟’了”[2]（第1册，P51）。

6月12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巴比埃和费内斯特公司加紧制造灯塔，制成一套寄一套，用最快的路线”。[2]（第1册，P67）

7月18日，在另一封信中，赫德又写道：“1873年的24号通令在我手里推敲了六个月之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如果谁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地位或是没有执行我的解释性指示的精神，我就撤销他的职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海关对中国人有益，……但假如在我的计划完成之前我就死去或者辞职，我认为那就意味着——‘遭殃’”[2]（第1册，P96）。

1877年1月，总理衙门接受赫德建议，首次设立驻外使馆——驻英使馆，使馆经费由海关支出。此后，凡使臣派出，经费概由海关开支，成为定例。

1878年赫德向清政府请假一年，携带家小去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海关事务，指令其内兄，总理文案税务司裴式楷代理。1879年返回中国。

至1883年，中国海关在中国沿海已建立十处灯塔，其中包括高达120尺的铁制灯塔，可抗地震及台风。对中外船舰的航行安全，作出了贡献。（第1册,P680）

在佩奇开枪杀人受到审讯一案发生后，赫德为此发出了第14号通令。规定洋关洋员不论有意无意，带不带武器，属不属于自卫，凡杀伤，或被控杀伤他人者，不论被伤、被杀者的国籍，应一律于事后立刻向税务司报告并辞去职务，然后向领事馆报案，静候调查。被认为负有罪责的在审讯期间，工资停发（从作案之日，亦即辞职之日起）。判明其行为属于履行职责或出于自卫并宣告不予判处，其辞职应予撤销，恢复原来工薪，不作间断[2]（第2册,P616）。10月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上海的佩奇案：由于我所得到的关于值勤时知道的情况是有分歧的，上海律师们劝我们放弃法律诉讼。吉罗福决不应该让这样的案子发生，但是我们——或我们中任何人——不能完全不犯错误”[2]（第3册,P382）。

1885年 8月 15日，赫德辞总税务司职，就任英国驻华公使。11月2日，又辞英国驻华公使职，返任总税务司。本年，清政府赏给他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勋章，并赏戴花翎[2]（第1册,P686）。

1888年，中国海关在英国定制的大巡船“专条”、“厘金”、“并征”号到达中国。

本年，清政府赏赫德“三代一品世袭罔替”封典[2]（第1册,P689）。

1890年8月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这份海关人员的致敬信，以及其他等等（案：致敬信和纪念品是海关全体中外人员赠送赫德的，他们以此来表示对赫德作为海关首长的敬意），注明22日，这一天也是我结婚二十二周年纪念日和再次回到海关的第五年！致敬信使我高兴，可是，对这套纪念品确实漂亮，我却宁愿要钱，而且本该将这份钱作为海关的礼品赠给上海医院这种有益于社会的机构”[2]（第5册,P246）。

1894年5月7日，李鸿章自天津起程，校阅北洋海军。27日，校阅竣事。参加校阅的有北洋九舰，南洋六舰，广东三舰。还查阅了旅顺、大连、威海、胶州防军要塞。[3]李鸿章奏称：“中国海面辽阔，港汊纷歧，绵亘万馀里。经总税务司赫德历年设立警船、灯塔、浮桩等二百六十馀处。如北洋之大沽、曹妃甸、辽河口、莫邪岛、成山头，崆峒岛、猴矶岛，及海军提臣丁汝昌商同添造旅顺老铁山、威海卫、赵北咀等处，均属险要地方，自设置灯塔后，往来船只即遇风暴，不致迷向触礁，于水师行驶、商船人货获益非浅。现值巡阅海军，臣等顺道堪视北洋各处灯塔、船、桩，深为合法。该税务司赫德尽心筹划，不无微劳”。请求清廷传旨嘉奖[1]（P125）。

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邮政，以总税务司赫德管理之。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以税务司葛显礼总办。

1898年，经金登干奔走整年的第二次英德大借款成功。规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一直由英国人担任[2]（第1册,P696）。此外还订明以海关税收及苏、浙、九江、渐东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因此，海关将兼管代征这些地方厘金。厘金的征收向来归各地方政府，由海关兼管代征，地方政府自然会进行抵制，而洋商则企图扩大在长江的货运利益。最后以第868号通令规定以修改长江通商章程为准[2]（第6册,P814）。

5月22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内河航行，或者是三个新开的品岸都没有多大价值！答应总税务司由英国人担任是件好事，但是我认为，公使馆这样对待这个问题是不幸的，因为各国使馆都有先例和机会，他们可以说，好吧，你们的总税务司可以总是英国人！但是我们要求，上海的税务司将总是法国人，或者天津的税务司总是德国人，或汉口的税务司总是俄国人。”“总理衙门同意给内班人员的银两薪水加倍，外班人员增加三分之二，给中国人员增加三分之一。这就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宽慰，我也能在一派兴旺的景象下离开海关。海关的基础扩大了，门墙加固了，粮仓满了，生活有了保障！”[2]（第6册，P846）。

1899年2月12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日本鬼子来了，要求我立即任命某日本官员做厦门税务司！……[日本人的]这一行动，明明白白地具有分裂性质，将是有害的”[2]（第6册,P949）。4月2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自从窦纳乐提出‘总税务司要由英国人担任’的要求后，[总理]衙门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我，其它国家的公使馆也说一些风凉话。因此，没有让我去管的事，我尽量不管。香港方面毫不礼貌地催促我们撤出九龙，给我们造成完全不必要的麻烦”[2](第6册,P970)。4月23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急需找40名左右能讲华语的中年职员——过去十年来，人们没有好好学习，就会中文的实力而言，我们的人手非常不足。这一点对于海关来说，已经是很糟糕的事，而对于厘金税的工作来说，则是完全无法进行（案：1899年1月18日赫德曾发布第880号通令，指出海关所有内班（行政机关）人员须会中国语言，凡有疏忽者将不发给年金，不能晋升副税务司或税务司职务，已经晋升但在华语方面不具备工作需要知识的人将予以辞退）”[2]（第6册,P977）。

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等逃亡西安。赫德接受总理衙门之请，出面维持与列强议和。

是年，清政府新辟的口岸已达23个，这些口岸的海关一律兼管50华里内的常关税收。赫德领导下的海关，此时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主要商埠的税收[2]（第1册,P698）。中国海关船钞部海务税务司（后又分为总营造司和海务巡工司）设置灯塔、浮标、信标等设施，此时，已拥有洋员96人，华员463人[1]（P124）。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12月11日，赫德以赞襄和议有功，清政府给他赏加太子少保衔。

1903年2月2日，赫德觐见慈禧太后，她对他勖勉有加，称他为“我所需要的人”,并给予赏赉[2]（第1册,P699）。2月14日，赫德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星期一我被如召入觐，但那只是新年的拜会，虽然慈禧太后对赔款以白银还是黄金支付的难题表示关切，但没专门讲什么”[2]（第7册,P470）。

赫德准备返回英国，裴式楷、贺璧理、戴乐尔争夺接他的班，6月21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人中写道：“关于裴式楷，……他确实是个十分能干的人，并有很大一批追随者，唯一说他坏话的人是那些妒忌他的人。我既把他带了出来，现在怎能把他丢下不管？……关于戴乐尔，他有他的优点，而且像我们大家一样，有他的‘局限’。……列强想建立个海关部。外交部不想让裴式楷继任，而日本人则将支持裴式楷，海关或许宁愿让另外一个人继任。只要我在这里，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除非是某个使馆等得不耐烦而建议现在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2]（第7册,P534）！

英国的中国联合会和中国协会向英国外交部反映赫德近年在中国海关录用的非英籍的外国人过多，以及组织紊乱等等，7月15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海关并没有‘瓦解’，每件事都有规律地进行着，但所有的列强都想从海关这块蛋糕上切下他们各自的一块，并且有些国的胃口比我认可的还要大，让那么多人一口口地啃下去，英国的‘那条面包的面包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但现在的36名主管人中还有18个是英国人！我不能听从‘中国联合会’的支配。正像我以前说过的，海关中每个人都感到银价下跌的影响，都不知道我离去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不安和焦虑，但绝没有什么‘瓦解’”[2]（第7册,P545）。

按照中国属岁法，本年为赫德七十大寿。11月2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慈禧太后今天赐给我一件礼品，一枚‘笏’或如意，还有一个‘寿’字。这与太后的七十寿辰有关，我猜想它的意思是‘继续干下去’，而不是‘滚开’”[2]（第7册,P747）！

12月25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在中国方面，亲王（案：指庆亲王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总理大臣）自己不表态，而只是给我带来宫廷的信息：‘呆在你现在的岗位上，不要以离去引起继任问题！’但是我想走。即使我留下，我的健康或死亡不定哪天都可能引起这麻烦事……我享受着我的职位赢得的一切好处——权力、恩宠、薪金等——而我却是它的奴隶，工作最勤奋而自由最少的人”[2]（第7册,P763）。

赫德估计1904年的税收可达三千另五十万两，1905年1月1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这个数字“按白银计算与前年的数额相同，但由于外汇兑换率有利于中国，按英镑计算达到约100多万镑，对此我们应受到祝贺的”[2]（第7册,P765）。

2月15日，慈禧太后再次接见赫德，他在19日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15日我被觐见，受到很好的接待，但除了太后说‘你现在已服中国的水土，你最好还是留下来！’以外，没谈到特殊的事。……我明天就‘70’岁了！海关职工要求接见以献祝辞。我力图避免这种事，但他们已经安排好活动，因此，当然我同意了他们 ”[2]（第7册,P789）。

3月5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想我已经告诉你2月25日（案：应为15日）我受到觐见，虽然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我回国的希望被泼上了冷水。20日为庆祝我的生日，海关人员给我送祝词，然后拍了张大团体照。我的确急于离开，因为我一用脑子思考，就要头痛，我怕会突然垮下来。我工作得太勤奋，时间太长，太连续不断，应该放我离去。但那令人厌恶的继任问题挡住了路，因为中国人害怕它，各使馆知道它将引起争论，都希望把它能推迟多久就推迟多久，我好事做过了头反成坏事”[2]（第7册,P793）!

4月2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各处工作猛增，都吵着要添人。……我希望各口岸海关利用更多的中国人，但我无法使他们这么做。雷乐石在镇江开了个头，但他因丧妻须休假，他的首创精神将随他的离去而消失”。[2]（第7册,P804）。

1906年5月9日，清政府设立税务处，派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为会办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9月2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如果税务处打算在我在职期间推出变革，对我本人当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此，我继续留任的理由，是希望我的存在会延缓一些变动而建立并巩固现在程序，这种程序对于中国和海关双方的确都是最好的。但是，我只能牺牲我本人到某种程度，我认为请假离职会比辞职，特别是比死去，对于维持局面更有利些”[2]（第7册,P985）。

9月9日，赫德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昨天我前往新设立的税务处办公室——这是人们对海关部门的称法，受到了卢某和陈某的接待，这两人是唐[绍仪]正式请求调 去的中国供事（1905年题名录第74页：卢祥和陈鸾），……处的出现意味着总税务司署的消亡。一个没有我这样在总理衙门工作五十年经历的新人，不会对于涉及转移而改变了的现状感到特别为难，……我怕会使我每天那杯责任之酒太不是滋味”[2]（第7册,P987）。

9月22日，赫德发出第1369号总税务司通令，称税务处的成立并不影响总税务司署和各口岸之间的关系，工作仍按照原来的方针继续照旧进行[2]（第7册,P991）。次日，又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总税务司署所做出的良好工作不会丧失或消失：它的办事程序还会继续下去，它的奉公守法和工作效率都将持续下去，并渗入中国人的工作系统中去，……税收仍在增涨，收来的税款比去年多了将近一百万两，这也是创纪录的一年”[2]（第1册,P994）。

至这一年，英格兰银行为赫德保管的各种证券投资数额达162032镑，存款为4541镑，合计166573镑（房地产和其他动产未计）[2]（第1册，P701）。

1907年2月3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在我们的一些新办事处里将由中国人担任较高的职位，例如帮办和副税务司等等。这种发展或许还是发生在由我掌舵之时好，而不论它的意义多么预示着以后将更中国化”[2]（第7册,P1029）。

在赫德体制下，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华员，向来只能当低级职员——供事。现在由于税务处的干预，赫德不得不让步，作“新的尝试”。2月17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中国人越来越不安分，他们也要求占得一些头面职位。因此我在公报上发表了六名 ‘特派帮办’作为开端，这六个人都是由税务处从各岸的中国供事中召到北京来供职的（张锦、卢祥、陈树勋、陈銮、王畅祖和邮务徐洪），并任命刘汉池为胶州帮办，梁祖望为大连帮办，罗启明为啥尔滨帮办。作为一种新尝试”[2]（第7册，P1032）。

5月18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由于税务处成立到现在已有一年之久，并且步入了固定的工作途径，我认为我离职而去不会造成僵局或破裂，虽然继任问题当然可能有其困难”[2]（第7册，P1035）。6月30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正安排于7月6日动身去北戴河，由于裴式楷将负责7月和8月的工作，我想我回来后还让他干下去，这样会使过渡变得容易些，而我的离职也不那么可能引起任何混乱。但是继任人选问题仍有待于将来解决。或许在裴式楷还只是代理税务司的时候，这个问题不会提出来”[2]（第7册,P1037）。

12月3日，赫德正式向税务处递交了休假申请，请假三年，回籍静养，推荐裴式楷为代理总税务司，请求清政府赏加裴式楷头品顶戴，以示信任。税务处奏称赫德“总理各关税务，布置周密，擘画精详，收数递增，确著成效。近年以来，续开关埠以及推广邮政，兼理常关各事宜异常繁剧，皆系该 税务司经受，一切均无贻误，迩来虽因积劳，犹复黾勉从公，未尝稍懈。”

1907年岁末统计海关“凡征货税银33861346两”，由此上溯10年，即1897年，为22742104两；再上溯10年到1887年为20541399两；再上溯10年到1877年为12067078两；再上溯到15年到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的1863年，海关税收为6380910两。这样一笔巨大收入，在清政府的财政中占有头等重要位置。对赫德是很感激的。

此时，中国海关的助航设备已有182座，灯船5艘，灯艇44艘，浮标171个，望楼798座，大小邮局2800馀处，海关内外班及海事、警务、邮政部门执事人员11960人，其中洋员1345人，中国员工共计10625人，年开支经费168000两，经理的常关50馀处[1]（P435）。另外，海关在沿海、沿江设立测候所，构成了一个气象测报体系，也为各地提供了气象服务。在测量海区水道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P125）。大清邮政局的邮区已达44个，邮政局已达592个，邮政代办所已达2901个[4]（第3卷,P76）。

此外，赫德还协助清政府创办了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同文馆，经费由海关拔付，外籍教习由赫德聘请。开了英文、法文、俄文、法学、经济学、外国历史、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生理学等课程。在同文馆内，创办了近代印刷所、格物馆（物理实验室），还建造了星台（天文台）一区，设天文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5]（第2册,P87）。先后翻译出版书籍二十多种，包括法学、经济学、外国历史、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生理学、语言学、历法等门类[6]（P320）。

1908年1月27日，清廷经过挽留，最终还是答应了给赫德准假一年，称“总税务司赫德在中国总司榷务，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国家深资倚重。所有承办各事，悉臻妥协。著加恩赏给尚书衔，以示优异。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并加恩赏给布政使衔。”

4月13日，清政府外务部和税务处的官员、各国使馆的代表等热烈欢送赫德离开北京，返回英国。

赫德去后，英国公使照会清政府，不同意对裴式楷的任命。赫德又推荐欧礼裴、安格联、好博逊为候选人。1910年，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清政府任命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代行总税务司休假期间的职权，将裴式楷调任税务处。赫德写信给安格联，表示祝贺，语重心长地教导说：“慢慢走!不要显露自己的意图，仔细观察你的立足点和你周围的环境，坚持世界主义的方针，首先为中国和总体利益服务，与每一个使馆保持接触，在你身旁安置优良属员，以中国人的观点看问题。”

1911年，赫德在死亡之前6天最后写信给安格联：“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中国了。……在这里工作你要学会忍耐、体谅和应有的常识，……中国人的心非常善良，通情达理，很容易共事，不要逼迫他们，……总税务司在其职位上是既不接受合作、劝告，也不许可干涉的，他必须是他自身的卫士和主人！ ”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病逝，终年77岁。中国驻英使臣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清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其荣宠已无以复加[1]（P436）。

赫德在中国工作，时间长达52个年头，他通晓语言文字、儒家经典，思想也相当中国化了。他协助清政府兴办了近代海关，使关税成倍增长。设置了近代助航设备、气象台，大大地便利了中外船只。又协助清政府创办了近代高等学院，设置了天文台、物理实验室，翻译出版了西方书籍，引进了西方科技。还协助清政府兴办了近代邮政，方便了各地的通讯联络。从而，也为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成效卓著，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多次接见和清政府的多次表彰，最终还封他为太子太保，肯定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今天，在我们看来，也是应该的。

[1]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2] 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侯德彤

Robert Hart and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JIA Shu-c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During his 52-year stay in China, Robert Hart established customs in a modern sense, thus multiplying tariff; set up facilities to guide navigation; founde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observatories, physics laboratories, translated western books, and introduc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initiated the postal service. He cultivated various talents for China and received many praises and titles (the highest being tutor for crown princes) fo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rt; Chinese Maritme Customs; Qing Government;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modernization

K256

A

1005-7110（2011）06-0001-06

2011-08-28

贾熟村（1930-），男，河南偃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